民国奇案：两姐妹行奸一男致人死亡，最终被。。。

　　民国奇案：两姐妹行奸一男致人死亡，最终被判无罪！大汉奸的辩护词：“奸非致死辩”，入选当代法律文书写作教程。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曹汝霖的名字大家并不陌生，不过，他留给历史的，并不是美名，而是骂名。曹汝霖，祖籍浙江，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曾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五四运动期间，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曹汝霖除了在政治舞台上留下斑斑劣迹外，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的他，还曾有“民国第一大律师”的美誉，多次为当事人出庭执行辩护。其中，经他之手的《奸非致死之辩诉》，后来还成为许多法律人士制作法律文书时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并被当成经典法律文书收入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律文书情境写作教程》一书中。
　　《奸非致死之辩诉》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现在看来，这事也很奇葩讲的是一对周氏姐妹因奸一名李姓男子，至男方死亡，托人找到曹汝霖上诉申辩并胜诉的故事。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时的案情记载非常详细：
　　宝山某镇，有周姓姊妹，凤宝、蓉宝。虽属村姑，而丰致嫣然。惟天性风骚，时与乡无赖作桑濮之行。某年秋初，周氏姐妹，正在田间脱花，适某店学徒李甲，途经其处，为周氏姐妹所嬲，席地交欢。时正夕照西沉，金风送爽，某学徒恣情不休，竟至精脱而死。时儿女手足无措，呆若木鸡，适有警士过此，遂为所见，询得实情，带回所中。所长某，以事关刑事，不敢自专，即送至县属讯办。知事民国初年，绝大多数县仍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县长监理司法。张某，更属庸懦之辈，一任承审员之讯理。而此案结果，以事实确凿，某学徒因轮奸毙命，周氏姐妹以奸非致人于死地。惟因贪欢误杀，情有可原，乃为减等治罪。狱将成，律师曹汝霖适赴吴淞游览，闻其事而哀之，语人曰：“贵地岂无人知法律者耶？”人奇其言，争相诘问，曹告以周氏姊妹不应受此枉罪。有周之戚沈某，求曹代为辩白，曹乃慨然允之，并不求报，乃对客挥毫，代做一控诉状，上诉江苏高等厅。
　　简单来说，就是江苏宝山某地的一对姓周的姐妹，虽为村姑，但天生丽质，且喜与青年男子私混（“时与乡无赖作桑濮之行”，文中的“桑濮”，系以“桑间濮上”代指男女幽会之事）。某年秋天，正在国间劳作的姐妹俩，偶遇了回家路经其地的李姓学徒，周氏姐妹就上前调戏李某，结果，李某经不住诱惑，三人便“席地交欢”，遇到这等好事，情难自禁的李某刹不住车了，结果“恣情不休，竟至精脱而死”。
　　周氏姐妹被拿送有司后，宝山县令以“周氏姐妹以奸非致人于死地”之由，欲判周氏姐妹入狱。结果，这事被闲游到此的大律师曹汝霖获知，对案子的判决提出异议。周家人听说有大律师过此，便找上曹汝霖，希望他能帮周氏姐妹做无罪辩护。
　　令周家人欣喜的是，“曹乃慨然允之，并不求报，乃对客挥毫，代做一控诉状，上诉江苏高等厅”，免费替周氏姐妹打了场公益官司。法律科毕业的曹汝霖，很快就为当事人写就申辩状，其文曰：
　　为不服周凤宝、周蓉宝奸非致死李甲一案，提起控诉事。窃本案事属奸毙，本无疑义。李甲为控诉人因奸致毙，事实昭彰，又无辩论余地。惟本案理虽云然，法尚未妥。其最要之点，研究李甲是否为控诉人强迫成奸。设无强迫行为，是属双方和诱相奸者，当然不负刑事责任。查犯罪之成立，须以犯罪者是否有此能力为标准。设无能力，虽有犯罪嫌疑，故不能强以罪状加诸也。今控诉人系弱质少女，既无强迫求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地之要素。设李甲而不愿和诱也，控诉人焉能相强，何致毙命？李甲而情甘相欢也，贪欲丧身，虽死奚怼？咎由自取，报有应受！谓伯仁王导的堂兄江州刺史王敦，永昌元年起兵，攻入建业，以旧怨杀周。事前曾告诉王导，王导没有表态。后来王导得知周顗曾在元帝面前为王敦谋反的事，多次为自己辩护，于是痛哭流涕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由我而死则可，加害果非其罪也。律诸刑诉，妇女无强奸男子之名案，原判何能比拟男子奸死女子之条文？任意援引，法所不容。请撤销原判，以伸冤抑。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曹汝霖的辩护思路非常清晰，曹汝霖首先承认，李甲的死亡确属“以奸毙命”，但关键不在于女子强奸男性是否构成犯罪，而在于李甲作为死者，是否是被周氏姐妹“强迫成奸”。为此，曹汝霖提出了自己的辩诉理由：
　　1。周氏姐妹都是弱不经风的少女而已，“既无强迫成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地之要素”。假设不是李甲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那周氏姐妹又怎么可能“得逞”呢？2。当前，李甲已经死亡，案件又无目击证人，属于“死无对证”的情形。此时依据第一条理由，当下是没有证据证明李甲是不是“自愿”的。
　　综上所述，曹汝霖认为很大程度上周氏姐妹表面上是在“强奸”李甲，实为“通奸”，该案应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对周氏二姐妹应当做无罪处理。
　　江苏高等法院听完曹汝霖的辩护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请示当时的京师大理院和总检察厅，二机关都同意了曹汝霖的意见。最终，二姐妹被无罪释放。
　　“此状条理清晰，振振有词。高检厅亦不能决，曾店请京师大理院及总检厅，示遵。复电以法律无明文，不为罪。狱寻寝，而此一对姊妹花遂得宣告无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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