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究竟是宋太祖的精心谋划，还是。。。

　　提起“杯酒释兵权”，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作为宋初政治、军事中一件历史性、标志性的大事，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与宋朝相关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无不是一遍一遍对其进行各种正面或侧面、直接或间接的演绎。然而，历史留下的未必都是真相。从宋以后，不止一次有人质疑过“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甚至有人提出，这根本就是史家杜撰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杯酒释兵权”究竟是宋太祖精心策划的收权大戏，还是纯属后世文人的揣摩推测？仅靠一顿酒，就能让手握重兵的功臣宿将乖乖放权吗？
　　01：
　　凭什么说是假的
　　质疑“杯酒释兵权”真实性的人主要持以下观点，一是在官方文献中，此事未见记载。
　　目前，大多数人讲述此事时，一般引用的都是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的说法。但有专家认为，李焘写作所依据的材料并非源自官方史籍，可信度不高。李焘自己就曾在这个故事后面注释过一段话：“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就是说这样一件大事，在官修史料中竟然没有记载，这是很可惜的，我现在追记一下，详细说说。那么，李焘详细说说所依据的是什么？他随后写道：“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也就是说，李焘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三部宋人的笔记：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和丁谓的《谈录》。
　　如此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官修史籍毫无记载，反而是笔记小说中描写得栩栩如生？我们不妨看看这些笔记是怎么描写此事的。
　　宋人对此事的最早记载，见于丁谓的《谈录》。丁谓在真宗时曾官居宰相，是能够接触国家最核心、机密的档案材料的。《谈录》中载：一天，赵普对太祖讲，不可让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禁军了。太祖忙问为何，难道他们会造反？赵普回答，他们虽不会造反，但其制驭属下的水平不够，如果其属下造反，我恐怕他们会身不由己。太祖笑道，你多虑了，这些人皆是心腹，不会有负于我。赵普反问，难道陛下不是有负于周世宗吗？这句话让宋太祖恍然大悟，于是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剥夺了禁军大将的兵权。
　　上述记载说明，这一故事的策划人其实是赵普，而且并没有出现喝酒吃饭的场景。
　　后来，王曾（仁宗朝曾当过宰相）的《笔录》中对此的记载开始丰富起来。太祖在听从赵普的建议后，思索良久，不得已乃设宴款待诸将。宴席上，太祖先是和大家一起回忆了当年共同奋斗的艰苦岁月和同袍之间亲密无间的战友之情，接着话锋一转说道，我和诸位义同兄弟，本不该如此猜忌。但言官们说得太多，以至于我脑袋都大了，你们说我怎么办？“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王文正公笔录》）大家不如各自选择风水宝地，出镇外藩，广置产业，为富一方，岂不悠哉快活？太祖还表示，自己愿和大家结为儿女亲家，共保富贵。石守信、王审琦等叩头谢恩，不久便交出兵权，到地方上享受美好生活去了。
　　这段描述，已经有了“杯酒释兵权”的雏形。待到司马光写《涑水纪闻》时，又对宋太祖君臣之间的对话有了更为详实的补充。李焘在叙述这段故事时，主要以《涑水纪闻》的文辞为主，同时兼顾《笔录》《谈录》的说法。但不管怎样，毕竟没有官方史料作为支撑，确实很难服众。
　　质疑者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杯酒释兵权”没有记载确切的发生时间。上述三部笔记，对于该事件的发生时间全都略去不提。如果这是一个真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连君臣对话都有描述，却为什么偏偏在发生时间上不做说明？为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将此事的发生时间定为建隆二年（961年）七月，理由是这年七月后石守信、王审琦等都到地方上工作了，但这显然无法作为“杯酒释兵权”就是在七月发生的确凿证据。
　　质疑者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前后，宋太祖不可能召集诸将宴饮。因为在当年六月，太祖之母杜太后去世。按照礼法，七月正属于国丧期，宫中上下是禁止饮酒的。宋太祖事母至孝，不会违背礼法而与诸将宴饮，所以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那么，这件宋朝开国时的重大事件真是由后世文人杜撰的吗？
　　02：
　　为什么不是真的
　　我们先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李焘所取材的三部笔记的可信度到底如何，它们是否能够作为正史撰写时的依据？
　　据《宋史》记载，王曾“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就是说他为人处世很有原则，平时不苟言笑，别人都不敢跟他造次。此外，他对一切虚幻之事都深恶痛绝。一次他在外地任知府时，辖区发生了一起所谓的“帽妖扰民”事件，就是说有个长得像帽子的妖怪在夜间惊扰百姓，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王曾闻讯后，命令夜里打开官府大门以安民心，同时加派人手巡视街头，遇有散布谣言的立马捉拿，最终证实所谓妖怪乃是好事者讹传。这样一个人，会对自己记载的历史事件造假吗？此外，《涑水纪闻》的作者司马光更是被史学界公认的严谨认真的一代大师，难道他会无凭无据地虚构出“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来吗？
　　应该说，“释兵权”一事肯定是存在的。早在建隆二年闰三月，太祖便罢免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职务，让他们出镇地方。二人走前，太祖还亲自设宴送行，并让他们在地方上广置产业，允诺与其世代共保富贵。看来，让手握重兵的大将们离开中央到外地快活享乐，似乎是太祖一贯的做法。因此，他把石守信等老哥几个派到地方当土豪，并不是没有可依据的惯例，绝不是一时性起而至。所以，即便没有“杯酒”，我们也不能否定“释兵权”的存在。而司马光等人的笔记，无非是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合理化的加工。
　　那么，太祖究竟可不可能通过宴饮的方式来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非常有可能。
　　首先，杜太后虽然在六月逝世，但按照传统的“以日易月”的制度，皇帝25天后即可解除丧期。“以日易月”是怎么回事？一般来说，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实际上是25个月。因为24个月是两年，25个月就是三年了。但作为日理万机的天子，不可能真的守孝25个月，否则国家就该乱套了。所以天子可以用一天来代表一个月，也就是以守孝25天来代替守孝25个月。杜太后去世于六月二日，那么在六月底宋太祖即可解除丧期，七月份与诸将宴饮也就没有问题。
　　再者，太祖一生嗜酒如命。他曾自己说道：“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涑水纪闻》）除了宴会上要喝到大醉外，和太祖相关的许多大事中，都不乏其饮酒的记载，陈桥兵变中他便是通过大醉而装作毫不知情。因此，喝酒对宋太祖来说已不仅是嗜好，而是一种惯用的手段和技巧。对于解除宿将兵权这件大事，为什么不也用这种手段进行呢？
　　综上所述，在建隆二年七月的某天，宋太祖在酒酣耳热之际、谈笑风生之中，顺利收回大将们的兵权是基本可信的。尽管文人们的笔墨在描述中难免会有夸张和渲染的成分，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03：
　　其实不是一件事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杯酒释兵权”是真实的，可还有一个疑问：光凭喝个酒，这帮手握重兵的功臣宿将就会交权吗？
　　确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要知道，宋朝所取代的五代是一个暴力至上的时代，谁胳膊粗、拳头大，谁就是老大。正所谓“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而建隆年间距离五代结束时间不长，这种迷信武力的风气并未完全消失。既如此，石守信等大将为什么会在宴席之间乖乖就范呢？其实，为了这顿酒喝得不糟心，宋太祖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看似一蹴而就的背后，实际上是多个事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北宋辅一建立，昭义节度使李筠、成德节度使李重进便扯起了反旗。得益于宋太祖及时行动、指挥有方，这两次反叛没有掀起大浪就被迅速平定了。两场平叛战争的胜利，给了当时各路藩镇一个有力的震慑，让他们明白时代不同了，这位新老大可不是好惹的。随后，宋太祖趁热打铁，不声不响地解除了禁军中地位最高、资历最老的两位统帅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兵权，让其出镇地方。这样一来，即便有人再想跳出来，也不可能了。一把手都被罢免了，谁还会跟着二、三把手继续折腾？况且这个罢免不是再也不用，而是以优厚的待遇来换取其从中央到地方任职。既然有比以前更好的条件，那干嘛不去？于是乎，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听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这群禁军将领，早就习惯了与宋太祖的君臣之别。他们虽然都是和太祖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加兄弟，但在大宋建国前后的一系列南征北讨中，他们感受到了太祖的英武霸气，了解到这不是个一般的上级，因而更加心甘情愿地服从其令为其效命。再加上宋太祖本身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的位置上做过不少年头，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驭下得力，使部属们无不是服服帖帖的。因此，等到老赵黄袍加身成为天子，那些功臣宿将即使是生死兄弟，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位实力派老大面前恪守臣节。所以，“杯酒释兵权”的成功，是宋太祖不停提升自己、巩固权势的结果，这种长年累月的不懈努力，使他得以在和禁军将领的博弈中最终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可以说，虽然“杯酒释兵权”不乏演义和夸张的成分在内，也不乏后世文人对宋太祖的刻意美化，但其并非是子虚乌有的杜撰。通过这件事，宋朝较好解决了统兵将领居功自傲尾大不掉的问题，避免了重蹈五代诸朝短命败亡的覆辙。而且，它还开创了一种理性解决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关系的范例，这对于宋朝文化、经济的全面繁荣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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