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关庆外戚、内宦走马灯般掌权、作乱，成。。。

　　大汉王朝，自刘邦始，至献帝终，享国407年。从西汉到东汉，历经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等繁盛阶段，政治、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当时“西罗马”遇到了“东长安”，这一盛况被后世史家津津乐道。可惜的是，自元帝时，外戚和宦官两大势力兴起，到章帝晚年及和帝时，外戚和宦官轮番作乱，从此外戚和宦官成了汉朝之乱的恒久主题，最终把东汉送上了断头台。
　　外戚当政，“娘家政权”兴起，皇帝大多短命。
　　所谓外戚，就是皇帝后宫的皇后和嫔妃的“娘家人”，也就是皇帝家的亲戚。得益于后妃们的“枕边风”，外戚集团往往会获得十分重要的权势，这一直是中国王朝家天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后妃们的“枕边风”可了不得，夏桀、商纣、周幽王，这些亡国之君，都不沾“枕边风”的光。中国历史上那些明白事理的皇帝，知道“枕边风”的危害，多都明确禁止后宫干政。
　　周武王就反对后宫干政，他曾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是不可以在早晨打鸣的，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就败了。这喻指若后宫干政，这个国家就完了。
　　汉武帝刘彻也明禁后宫干政，他曾说：“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国家所以会有动乱，是由于国君幼小而母后年壮的缘故，女主独断骄横，淫荡放肆，没人能管得了。为防止后宫干政，汉武帝晚年不惜将其最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然后将她的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如此立子杀母，手段可谓残忍。司马迁却认为汉武帝做得对，他在《史记》中称赞：“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可惜的是，汉武帝虽然有手段，但却没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在他身后的大汉王朝，“娘家政权”屡见不鲜。
　　从和帝开始，东汉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每个皇帝继位时年纪都非常小，而且这些皇帝在上台之后，通常活不了多久又驾崩。于是，只能再扶上来一个小皇帝，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恶性循环。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殇帝，他仅仅出生刚过百日，就成了皇帝，死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过皇帝。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我们后文再表。
　　由于皇帝大多年幼，于是，就出现了太后们的“垂帘听政”。这些太后们，年龄多在芳华，说难听点，这正是还要在男人面前撒娇的时候，她们哪懂得驭人之术？哪里有什么统治经验？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她们只好依靠自己的娘家人来处理军国大事。如此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娘家人”的手中，形成了十分强势的外戚集团。他们这个小圈圈，往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贪婪成性，所作所为，完全是围着娘家的利益转，根本谈不上治国理政。
　　小孩总有一天会懂事，皇帝总有一天会长大。皇帝长大了，翅膀硬了，岂能甘心皇权旁落？这就会有挣扎，有斗争。外戚们一看权势将不保，有的就动了歪心，不惜弑君。但他们的手段应该是相当隐秘，难以被外人发觉。我们上文所说的东汉出现皇帝多早亡的怪现象，这或许是原因之一。
　　皇帝夺权，宦官得宠，“娘家政权”变为“身边人政权”，朝政更加黑暗。
　　或许是外戚麻痹疏忽了，或许是外戚存了一念之慈，或许是皇帝机智过人，种种原因吧，有一部分皇帝竟然坚持活到了成年，成长为一名男子汉。成年的皇帝自然要拿回自己在政权当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外戚的存在，让皇帝的夺权之路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皇帝无人可用，朝廷由外戚把持着，朝廷上下，内外臣僚，都是外戚圈内的人，皇帝的命令都出不了皇宫。皇帝每天能接触到的，只有自己身边的宦官了。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
　　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的亲信，也是皇帝天然的盟友。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一旦夺回了政权，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些“有功”的宦官手中。宦官身体上有缺陷，在心理发展上很不成熟，而且文化程度也较低，再加上长期的压抑，他们的执政手段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朝政由此变得更加黑暗。譬如，汉桓帝时，宦官单超等“五侯”当道，汉灵帝时，宦官张让等“十常侍”专权，他们对百姓极尽勒索抢劫之能事，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汉朝由此国势益弱，衰如将逝老妇。
　　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早已看出宦官集团这种执政模式的黑暗腐败，即将要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宦官专权逼出来的，他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宦官当道对国家的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外戚、内宦走马灯，成了东汉朝廷解不开的死结。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宦官们的唯一支柱就是皇帝。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外戚这时候又重新扬眉吐气地走向了“垂帘听政”的老路。于是，外戚来，宦官走；皇帝成人，宦官又来，外戚则走；皇帝驾崩，宦官走，外戚又来。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和帝时，宦官封侯，开始走向参政前台。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大将军窦宪乘机操纵朝政，“威权震朝廷”（《后汉书窦宪传》），窦氏兄弟并居要职。和帝稍大，对大权旁落于外戚不满，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窦家宗族、宾客全部免官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直接参政。
　　安帝时，一度出现外戚和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安帝继位时才13岁，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骘兄弟把持朝政。邓太后死后，安帝与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合谋夺回了皇权。安帝除倚重李闰的同时，也起用皇后的哥哥阎显等掌管朝权。外戚、内宦并驱掌权，这在东汉历史上不多见。
　　桓帝时期，梁氏专权，“娘家政权”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冲帝两岁时即位，梁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梁冀掌权。冲帝死后，梁冀主谋立8岁的质帝。质帝知道梁冀骄横，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结果就被梁冀毒死了。梁冀把正准备和自己妹妹结婚的蠡吾侯立为皇帝，这就是桓帝。从此，梁冀大小政事一切独断，皇宫近侍都是他的亲信，皇帝一言一行，他都“纤微必知”。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多年中，外戚的势力发展到顶峰。梁家前后7人封侯，3人做皇后，还有6个贵人，2个大将军，女眷中有7人食邑称君。族中还有3人娶公主为妻，各级将官多至57人。当时大小官吏升迁调动，要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办手续。后来，桓帝与宦官合谋，发兵围攻梁冀，迫其自杀。从此，外戚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趋于衰落。
　　历史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走到了汉灵帝时，窦氏掌权，大将军窦武想剪除宦官势力，然而反被宦官曹节、王甫等发动政变反击，窦武兵败自杀，宦官再次擅权。当时，农民起义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反抗之火就要燃遍全国。
　　结语：两次“党锢之祸”，扼杀了难得的“清议运动”，东汉王朝再也没有了翻盘的可能。
　　在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的浊流之中，出现了第三种政治势力：在朝的正直官僚、在野名士和京师的太学生。代表人物有李膺、陈蕃、王畅等，他们以专权的外戚和宦官为批判对象，亦不乏联名请愿，干预朝政。这就是东汉末年的“清议”。这场“清议”运动可谓是汉朝统治阶级中关于整个全国政治进行的最后一次内部调节。但是这调节体系有着十分重大的缺陷，因为它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本人是否能够礼贤下士，是否能够排除谗言而听忠言的基础上。
　　由于皇帝的昏庸无能，先后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最终使得清议运动灰飞烟灭。
　　李膺作为清议派的首领，抨击弊政无所顾忌，公卿以下的大小官僚莫不怕他的“贬议”。桓帝时，他出任河南尹，巫师张成之子杀人，他不顾大赦令毅然将犯人处死。张成得到宦官的后援，到处扬言李膺结成朋党，讽议朝政。桓帝震怒之下逮捕党人，李膺等二百多人被捕。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幼小的灵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大将军窦武以大将军身份掌权，与太傅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灵帝，窦武兵败自杀。宦官乘机诬告“党人”谋反，大肆镇压，导致东汉失去包括李膺、陈蕃、刘陶、范滂等人在内的大批正直名士。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东汉王朝由此元气大伤。
　　清议党人不畏强暴、抨击时政、伸张正义、为国难慷慨赴死的气概，为后人所敬仰。但是，皇帝昏庸，清议无用，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东汉王朝和中国历史的悲哀。
　　此时天下百姓已然被逼得毫无退路，因此，起义成了唯一的选择。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酝酿已久的黄巾之乱爆发了。另外，汉末之所以大乱，董卓也是罪责难逃。吕思勉先生指出：“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吕思勉《三国史话董卓的扰乱》）从董卓入京开始，各地群雄蜂起，各霸一方，最终魏、蜀、吴三国鼎立，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朝有名无实，走向灭亡已是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三国两晋超有趣》，王光波编著；《秦汉史》，吕思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