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破解清末东北鼠疫传染源，并使中国。。。

　　乙亥年末，庚子年初，一场被称为“新冠型肺炎”的病毒肆掠华夏大地，但猖狂的病魔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国人。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实行了封城、封路、封村等措施，切断春节期间的人员流动，减少病毒的传播途径；同时数万名白衣天使从全国各地奔赴疫情最为严重的荆楚之地，全国各地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也都源源不断地送往荆楚，以助荆楚同胞战胜病魔。
　　放眼全球，哪个国家有如此魄力？哪个国家的人民有如此的众志成城？唯有华夏！
　　这一幕，将会永久载入史册。
　　而今天，汪郎要讲的是另一则被记录史册，被世人所铭记，在天地间永垂不朽的抗疫史话，这就是清末宣统年间的东北鼠疫防控攻坚战！
　　清末东三省地图
　　宣统二年九月（公元1910年10月），大清国的皇权专制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清政府不得不重启“预备立宪”的欺骗手段，以应对立宪派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
　　然而，无论是大清国的统治者，还是各界社会贤达，都不曾料到，在东北的满洲里突然爆发了瘟疫，并很快蔓延至整个东三省地区，甚至还波及至京师、直隶、山东等地，短短数月间，死亡人数高达6万余人。
　　因为疫情爆发的突然，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传染性极强的鼠疫。
　　当时，沾染上的人不分贵贱，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中外，必死无疑。故而，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更让处于庚戌年的大清国雪上加霜。
　　朝发夕毙，前仆后继，官商绅民，无中外贵贱，日惴惴焉如临大敌。锡良《疫气蔓延人心危惧，请侠事竣褒奖出力人员折》
　　当然，平心而论，疫情爆发后，清王朝也并非毫无作为，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亲自部署防疫工作。
　　只是此时的大清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同时防疫所使用的医疗设备陈旧，而且防治手段落后，民间对防疫的认识不足等因素的存在，故此，尽管锡良亲自主持防疫工作，但并没有阻止疫情传播，病魔依然在东北肆掠。
　　锡良的防治无法阻止鼠疫的传播
　　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东北一直处于窥视的沙皇俄国和日本，在锡良的防治工作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向大清外务部发出了外交照会，两国均以清政府无法控制疫情为由，要求进入东北独立进行防疫工作，以保护各自的侨民。
　　面对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非常清楚，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才能保住东北的主权，所以东北的防疫工作必须由大清来主持。
　　只是，这场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希望的战役该让谁来挂帅呢？
　　施肇基认为，在还不知道疫情病原体的情况下，挂帅之人必须不怕死，有担当，那么谁能胜任？在众多的医者备选人中，他选中了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获取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伍连德。
　　施肇基确实是慧眼识英才！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省广州府新宁县，出身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他在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医学工作和研究，尤其是对传染病研究很有一番心得。
　　华侨的医学博士身份，又受聘于天津陆军军医学堂，贯通中西，由他来主持东北的防疫工作是最佳的人选。
　　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武连德博士
　　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一（公元1910年12月2日），31岁的武连德临危受命，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踏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直奔疫情最为严重的哈尔滨，很快，他迎来了第一次挑战。
　　因为，他需要弄清楚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传染病，而要搞清楚病原体，就必须解剖尸体，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才能做出正确的防治手段。
　　只是解剖尸体进行研究虽然是近现代医学的主要手段，但这和中国传统习俗中“逝者为大”的理念相悖，也不符合大清律法，自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反对。
　　但医者父母心，肩负着重担的武连德，并没有因为旁人的反对而退缩，冒着被感染和被民众误解的风险，秘密进行了尸体解剖研究，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是历史的第一次。
　　通过对尸体的解剖研究后，武连德在逝者的体内发现了鼠疫杆菌，他意识到，东北的这场瘟疫正是连欧美列强都会色变的鼠疫。
　　但这种鼠疫的传播方式和世界各国医学界所认识的“腺鼠疫”不同，它不是通过鼠蚤叮咬的方式进行间接传播，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飞沫进行传播。
　　正在工作的武连德博士
　　为此，他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并认为这种新型鼠疫靠灭鼠是解决不了的，只有采取隔离患者的手段才能有效的阻止病毒传播。
　　只是武连德的开创性理论，在他的同行看来无疑天方异谈，更是对西方医学体系病理的挑战，自然不被清政府高薪请来相助防疫的英、法、俄、日等外国医学专家们所接受。
　　他们固执地认为，鼠疫就是通过鼠蚤叮咬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所谓“飞沫传播”闻所未闻。故而，他们对东北爆发的瘟疫是鼠疫持怀疑态度，并拒绝了武连德关于医者在治理患者时需要佩戴口罩的建议。
　　偏见，是要付出代价的。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911年1月13日），东三省防疫总顾问，天津北洋医学堂的外聘教授，法国医学家梅聂在治理患者时感染了鼠疫，不幸逝去。
　　梅聂医生的病逝让当时的西方医者们大为震惊，尤其是当他们从梅聂的身体中检测出鼠疫杆菌后，联想起他生前在治理患者时没有佩戴口罩，这一刻，武连德的研究才被各国援助抗疫的医学家们重视起来。
　　参与中国东北防疫的外国医生
　　找到了这场瘟疫的病原体和传播途径，武连德又遇到了第二次挑战，即在春节临近之际，如何预防疫情向关内大范围扩散。故而，他向东三省总督锡良提出了阻断交通，把那些还没来得及返乡的劳工留在东北的建议。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建议呢？自崇祯十七年，八旗贵族入关后，对东北实行了封锁策略，不允许关内百姓随意到东北去开荒种地。
　　但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日俄对东北主权的窥探，清王朝对东北的政治封锁逐渐减弱，并逐步放开了关内百姓进入东北的限制，这使得大量的关内百姓涌入东北淘金，以致东北人口激增，这种现象被称为“闯关东”。
　　宣统二年的这场瘟疫，正值庚戌年末，临近春节，这对于闯关东的人们来说，归乡过年是必不可少的。
　　鉴于这一点，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了解的武连德，非常清楚一点，如果不采取官方手段，是无法阻止人们归乡的脚步的。所以必须阻断交通，否则这种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势必会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瘟疫灾难。
　　百斯笃一疫在南满铁路线一带蔓延，就中以长春、奉天等处为最惨，迭志本报兹悉，该疫不但在沿线各地猖獗可畏，刻已传播各村庄。《盛京时报。百斯笃疫已蔓延于各村庄。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阻断交通后，被临时隔离的民众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东北作为疫情的爆发源地，也必须禁止人口流动，全部采取隔离的方式进行治疗，否则疫情根本无法得到控制。
　　百斯笃疫异乎他项疫症之由，可设法以治疗。故发现有催斯疫者，非迅为隔离不可。不隔离则病毒飞散，势将遍及，不独同处一室以内者将无憔类，即其邻右，亦岂有幸也软。《盛京时报。论防疫必宜隔离》
　　他的提议得到了总督锡良及各国援助的医学专家的认同。
　　在梅聂医生逝去的当天，即1月13日起，无论是南满铁路，还是京奉铁路都停运了所有南北往来的客运和货运。
　　京奉间之交通已断绝矣。《盛京时报。关于防疫事宜之种种报告》
　　阻断了东北通往关内的交通，并对各村各户居民实行了隔离，这对疫情的传播起到了有效的控制。
　　鼠疫的防治方法
　　当然，对于武连德而言，要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战役，还要面临第三个挑战，即必须在土葬和火葬中做出选择，处理因感染鼠疫而逝去的患者尸体。
　　“入土为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习俗，而“逝者为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敬畏。
　　但庚戌年末，辛亥年初的交替之际，正是冬天，土冻三尺之厚，在没有挖掘机的时代，想要通过深挖土坑，用传统的土葬方式来处理患者尸体是不现实的。
　　而且传统的丧葬习俗中，程序繁琐，一般都要停尸三日才能下葬，但鼠疫杆菌的生命力相对极强，一般能在尸体中存活一段时间，如果不紧急处理，一旦鼠疫再次传播，那之前的防疫措施将付之东流。
　　为此，本着一名医者的素养，武连德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建议，建立一处专用坟地，用来焚烧携带病毒的逝者尸体及其遗物。
　　但这项建议刚提出来就遭到东北的士绅们极力反对，而奏折传到京师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土葬，是中国传统的丧葬方式
　　要知道在当时的大清国，无论是大清的律法，还是构建大清统治基础的社会伦理道德，都是不允许实行火葬的。
　　武连德的建议，是在向整个大清的世俗观念发起挑战。
　　但防治疫情刻不容缓，武连德知道自己无路可退，为此，他一再坚持必须对患病的逝者遗体进行火葬。
　　宣统三年正月初二（公元1911年1月31日），在东北总督锡良的支持下，在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努力下，清廷终于同意了这项在世人看来属于惊世骇俗的防疫措施。
　　道宪自奉准火葬疫死以来，修筑极大火葬场一处，招工兴筑。兹闻该场工程已竣，所有疫死者，定二十一日起一律运至该场实行焚烧矣。《盛京时报。火葬场工程告竣》
　　虽然火葬的方式在当时不被世人所接受，但在防疫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火葬，防疫的关键性手段
　　汪郎说：
　　可以说，作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武连德是非常合格的。
　　他并没有盲目采用西方防治鼠疫的医疗措施，而是在对患者尸体的充分研究后，提出了鼠疫传染的新途径，并快速找到了防治手段，不仅拯救了国人，保住了清政府对东北的防疫主权，更为世界传染病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及时，防治措施有效，宣统三年二月（公元1911年3月），这场肆掠近半年之久的瘟疫，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得到了遏制。
　　这一刻，让世界各国为之震惊！
　　也正是这场抗疫的胜利，宣统三年三月初五（公元1911年4月3日），由清政府在沈阳主办的为期26天的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得到了英、法、美、德、俄、意、荷、日等11国响应，而前来参加会议的均是各国最著名的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专家。
　　武连德以亲历一线的抗疫经验，担任了大会主席，并促成了45项国际合作的决议。
　　万国鼠疫研究会参会者合影
　　此后，他一直奔波在中国医疗事业建设的第一线，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
　　抗战爆发后，武连德被迫返回了马来西亚。
　　1959年，他出版了自传《鼠疫斗士》，依然强烈表达着对母国的眷恋和怀念。
　　1960年，他带着这份对母国执着的爱离世，享年81岁。
　　武连德，国士无双，注定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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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在哈尔滨的武连德博士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