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为何出强人？

　　大家先熟悉一下上面的地名，下面将会反复提到。
　　湖南岳麓书院来了新掌门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宁乡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11年后获聘任岳麓书院山长。
　　一到任，门人就请袁名曜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
　　“惟楚有材！”他说。
　　大家都在使劲想。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大家告诉他有这么回事。听完，张中阶应声对曰：
　　“于斯为盛！”
　　哇，张中阶这个对法很高阶。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书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至今还是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谁都可以到现场瞻仰一番。
　　历史上有许多事，说起来很玄。
　　在这副门联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两三千年时间里，湖南人才不仅不盛，还惨淡得很。那个时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一边编书，一边感慨，说我现在正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乡历史名人不争气，搞得陶澍很没面子。
　　但是，在这幅门联出现后的50年内，湖南人开始冒头，且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整整100年里（大约18501950年），湖南人才辈出，权势之重，功业之盛，影响之深，全国无出其右。
　　用大师冯友兰的话说，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还都是大才，是“经纶治世之才”。
　　湖南人，到底是怎样在近现代实现人才逆袭的？
　　1：
　　陶澍感慨湖南历史上没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点。后来，他的湖南老乡、湘潭人毛润之也说：
　　“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
　　同样感慨湖南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出息。
　　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民国时期曾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籍贯考订，统计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属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陕西（505人）、江苏（505人），湖南的人才历史简直惨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实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在交通越不发达的时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处内陆，不靠长江文明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这样评价湖南的地理氛围：
　　“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北面天堑长江，东西南三面崇山峻岭，这就是湖南。
　　也就是说，很长时间内，湖南人根本就是游离在中原文明之外。无论是贵族荫庇，抑或科举取士，哪一种人才选取模式，都轮不到又远又穷又落后的湖南冒头。
　　2：
　　湖南无人才，怎么办？
　　总得有人来带头。
　　悲伤的陶澍站了出来。
　　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虽然影响不及曾国藩，但是，他影响了曾国藩（这一点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
　　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带头大哥。
　　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
　　长沙人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圣经”，推动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第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书院来了个学生。
　　这名学生是邵阳人，之前参加县试、府试，都考取了头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很短，但这段岁月影响了他一辈子。
　　他就是后来编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并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可见，他的思想能领先同时代人几个身位，是因为有经世派学风打底。
　　湖南这一拨人才，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曾提督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
　　贺长龄的女婿、长沙人劳崇光，曾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
　　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现属长沙）唐鉴，理学大师，曾代理两江总督；
　　陶澍的幕僚、湘阴人李星沅，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
　　这拨人，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先声。
　　陶澍对湖南的意义很大很大，因为他影响下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给湖南留下了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在此后湖南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宝”就是，陶澍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所及，“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
　　直白点说，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读书一般，但实践能力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曾国藩、谭嗣同、毛润之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
　　另一件“法宝”则是，用实践告诉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窝在省内，视野受限，空间狭隘，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必须到京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去，比如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较多接触了外国文化，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进步主张。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响全国，在国家层面有话事权、话语权，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国军政系统无可替代的地位。
　　毛润之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诗明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3：
　　湘乡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后，特意转道金陵，去拜见前辈陶澍。他对陶澍极其佩服，曾细心研读过陶澍全集。
　　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阳人胡林翼送给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亲选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带在身边着力培养。在湘军高级将领中，对于曾国藩来说，要论渊源最深、私交最厚、帮助最大的，没有人能超过胡林翼了。
　　湘阴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进京赶考。胡考上了进士，左名落孙山。不过，他极力向老丈人推荐左宗棠，这样，左宗棠得以与陶澍相识。
　　陶澍年长左宗棠33岁，但他同样很欣赏这名晚辈，认定左宗棠将来必成气候。于是，陶、左两人从忘年之交，发展到结成儿女亲家。
　　这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围绕在陶澍身边，近代湖南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爆发式群体湘军的主将，已经完成了聚集。
　　曾国藩几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国民性。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出身的新宁人江忠源，通过湘阴人郭嵩焘的介绍，认识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经中了进士。
　　告别时，曾国藩出门目送江忠源，紧接着回头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人听了都很诧异，不知道曾老师说得准不准。
　　这一晃，就过了七年。整个帝国，没有人想到一帮来自广西的造反者，最终吞噬了帝国半壁江山。当时，曾任河南巡抚的李僡跟咸丰皇帝报告说，他在河南怀庆战役期间，亲眼看到黑龙江旗军见了太平军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队八旗、绿营都不顶用，挽救帝国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当时人心里也没谱。
　　这时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经募了一批新宁勇，搞团练，战斗力不赖。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于是请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办理团练。最初的士兵来源，正是曾的老家湘乡和江的老家新宁，这就是湘军的雏形。
　　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经官至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眼看着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应验了十年前曾国藩对他的预言。
　　一年后，湘军在湖口、九江被太平军虐得溃不成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不过，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来了。
　　郭嵩焘说，曾国藩之所以预言到江忠源的结局，不是因为他相人相得准，纯粹因为两人是同类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当激烈的性格。
　　大难不死，遂有转机。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的十年中，湘军的权势如日中天。因军功而获保举上位的湖南人，成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
　　整个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过14，这是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诞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
　　湖南以40名封疆大吏，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国的10。67。有句话说“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
　　在湖南省内，湘乡县尤其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9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所谓“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国藩语）。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包括后来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发的主体在湘军军功，也就是在武力层面，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这从晚清湖南的进士人数，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国考中进士的人数大约7900人，按省份划分，浙江、江苏、山东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数大约仅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当弱的广西多了十几人。
　　我们来小结一下，湘军人才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曾国藩是公认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
　　第二，地域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湘乡、长沙、宁乡、湘阴、新宁等地区。
　　第三，高官居多，都是凭借军功晋升帝国封疆大吏。
　　4：
　　湘军集团的崛起，对湖南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湖南过去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
　　湘军兴起之前，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但湘军兴起之后，整个湖南对中国价值立马跃升了好几个档次。
　　长沙人杨毓麟说：
　　“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即太平天国运动）始。”
　　湘军将才的发迹，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需求。杨毓麟的话，绝非溢美、自夸之辞。
　　顺带说一句，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赴利物浦海边，蹈海自尽，死在了民国前夜。湖南人那种卓厉敢死的个性，十分强烈地表露出来。
　　杨毓麟，蹈海自杀的湖南人。
　　湘军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南人心态和心气的变化。
　　陶澍当年感慨湖南无人时，那种胸闷气短，到了谭嗣同、蔡锷、杨度这群人这里，是难以体会的。这时，湖南人的心态和心气彻底变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有一种拯救中国的使命。
　　邵阳人蔡锷曾经提出“湖南民族主义”的构想，即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者。
　　湘潭人杨度的话，知名度更高：
　　“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种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尽管湘军后来衰落了，但湖南这个人才库，依然源源不断走出一流的人物。紧接着湘军人才群，就先后涌现出两拨湖南人才：
　　一是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他们是全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激进派，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二是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同盟会的核心，多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5：
　　一直到民国时期，湘军集团对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结构的影响，还在继续。
　　湖南民众自古以来习惯于农耕，较少外出经商和从军。但湘军兴起后，许多普通家庭凭借军功兴旺发达，因此，不仅一些无业游民乐于习武从军，就是许多农民也纷纷放下犁耙，走出田园，拿起刀枪，走上战场。
　　杨度说，咸同之际，湘军战胜，湘人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现了人人乐于从军的景观：
　　“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无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从此，湖南人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无湘不成军”的谚语，湖南人才也多为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办在广州，但它的早期毕业生中，不是广东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
　　蒋介石当年北伐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中，高级将领也是湖南人最多。
　　在全国范围内，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补关系的省份，是江苏。江苏在文教科技领域，全国遥遥领先，但在军事领域，却跌入谷底。尚文与尚武，两种民性的差异，恰好代表了中国的两极。
　　湘潭人毛润之年轻的时候，对晚清湖南籍中兴名臣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只佩服一个，是佩服三个：
　　他亲口说过，近代人物里面，他最佩服曾国藩。这个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其实他也佩服，怎么个佩服法？左宗棠写过一对联子自况，上联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润之的朋友，则这样形容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纯属膜拜。
　　至于胡林翼，则佩服到了为之改名的地步。“润之”这个名字，与胡林翼的号（润芝）严重撞车。
　　可见，湘军对湖南的影响，不仅深远绵长，而且形成了伟人影响伟人、一流人物影响一流人物的格局。
　　曾国藩之后，湖南总能出大人物，绝非偶然。近一百多年来，湖南人的国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国藩影响和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较真、韧劲、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国藩的“遗产”。
　　19551965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湖南虽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开国将帅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开国将帅，其中元帅3名、大将6名、上将19名、中将45名、少将131名。就全国占比来看，湖南籍元帅占了将近13，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13，中将占14。中将以上将帅人数，湖南绝对全国第一。这些湘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茶陵、醴陵地区一带。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一个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来完成人才终极逆袭，正是靠这两点。
　　湖南人个性坚韧，认定一个目标，就会死磕到底，有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青年毛润之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最能说明问题。
　　有句话叫“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湖南“省运”亨通，真应该好好感谢曾国藩，以及影响了曾国藩的陶澍，还有被曾国藩影响的毛润之。
　　从大历史层面看，正是他们改写了湖南，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参考文献：
　　陈旭麓等编著：《中国近代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陶用舒：《论湖南人才的地理环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何丽君：《晚清（18401912）政治领袖区域分布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