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又叛逆，理国又怠政，于困顿中找寻出路。。。

　　导读
　　嘉靖四十二年，裕王府里传出了阵阵啼哭。朱翊钧来到了这个世上。父亲朱载垕柔情地看着襁褓里的婴孩，多年不曾得见的欢愉之色跃然于面颊之上。离王府不远的禁宫里，此刻正灯火通明，明世宗朱厚熜正观赏着各地进献而来的“祥瑞”，整个帝国都在为他即将到来的万寿节而忙碌着。
　　隆庆元年，明穆宗朱载垕历经磨难，终于登上了帝皇的宝座。看着台阶下恭顺谦卑伏跪着的朝臣，听着阵阵山呼万岁的叫喊，朱载垕觉得仿佛一切都是这么不真实。已经虚龄五岁的朱翊钧，躲在大殿一角，好奇地看着父亲端坐于上。他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能有名字了。
　　隆庆六年，母亲李氏和嫡母陈氏分别拉着朱翊钧的双手，缓缓走进了乾清宫。这个才十岁的孩子，即将成为这个帝国新的统治者。朱翊钧只能被动跟着两位母亲前行，他感觉到，两位母亲手里微微泛出的汗意。而不远处的宫门，一个叫高拱的大臣正惊恐地跪在地上接旨，这是他在京师的最后时刻。冯保站在高拱身前，面带狡笑。身后，张居正的身影隐约地从远而近。
　　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间48年，是大明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这48年时间，是整个大明历史上重要的转折节点。对张居正的清算，十年改革的废除，国本之争，三大征，矿监税使的泛滥，党争的正式上演，各种奇葩疑案的发生，频繁出现的极端自然灾害，潞王，福王就藩的大量赏赐，愈演愈烈的各地民变。。。。。。
　　明朝疆域图
　　这48年，也是多事的48年的。后人也常常把这48年，作为大明走向灭亡的48年，正所谓“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当后人不断地将板砖扔向明神宗朱翊钧，破口大骂其怠政无为，祸害祖宗留下的大好河山时，却又有几个人能够站在朱翊钧的角度，去为这个皇帝争辩几句？朱家的子孙难道就愿意去败坏祖宗基业？万民之主难道就愿意坐视百姓困顿？
　　朝史暮想看来，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明神宗朱翊钧其实都有过尝试和补救行为，也并非像某些人所说几十年地荒废政务。他的确有怠政行为，但只是有选择地懒政。我们读朱翊钧，不仅仅要看在他治理下的帝国走向，也应该要看重其个人的观点主见，兼顾客观环境对其种种决策的影响。
　　明神宗朱翊钧像
　　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复杂而真实的，永远不可能用好坏二字而一言蔽之。一个帝王，特别是执政时间长久的帝王，更应该全面，客观地去解读和挖掘。如此，方能做到以史为鉴。
　　一个自信而叛逆的帝皇
　　朱翊钧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君主。这种自信，来源于父母毫无保留的关爱，相对和谐的家庭关系，早早立定为太子的荣宠，还有接受过的良好教育。
　　我们知道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虽然爷爷朱厚熜并不喜欢这个孙子，但是父亲朱载垕和母亲李氏，对朱翊钧自小便疼爱有加。这种父母给予无条件的爱，反馈在孩子身上，就是亦会向他人投去足够关心和热情。
　　明穆宗朱载垕
　　《明实录》曾经记载，幼年时候的朱翊钧看到自己的父亲朱载垕在骑马，便飞奔过去，大声喊住父亲，居然埋怨朱载垕不应该做如此激烈的运动，担心朱载垕受伤。此举感动得朱载垕不行，赶紧下马抱起朱翊钧一阵疼爱。
　　而父亲朱载垕与母亲李氏融洽的夫妻关系，亦可能是朱翊钧之后对郑贵妃专情的重要的因素。朱翊钧继承大统之后，除了对母亲李氏孝顺有加，对嫡母陈氏同样彬彬有礼，礼数周全。
　　在太子这条路上，朱翊钧无疑要比父亲朱载垕要幸运很多。爷爷朱厚熜迷恋玄修，深信“二龙不相见”的言论，对自己的几个儿子非常冷漠。在死了两任太子之后，按序应该成为新储君的朱载垕，却迟迟得不到父亲的承认，致使朝野非议四起，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反观朱翊钧，父亲登基不久后便被立为太子，仅仅过了几年，十岁的朱翊钧便成为了大明帝国的新主人。这种自小带出来的荣光尊宠，亦是朱翊钧表现得足够自信的重要原因。
　　还有良好的教育。在母亲李氏，“大伴”冯保和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三方的监督下，朱翊钧从小的学业就非常好。阵容豪华的师资配套，精挑细选的教材读物，堪称苛刻的教学管理，还有朱翊钧自己的勤学好问，毫不夸张地说，朱翊钧的文化水平，在明代历史上绝对算是屈指可数的。
　　张居正塑像
　　良好的教育决定了朱翊钧不俗的政务能力。在万历朝前期，朱翊钧亲政的那几年，在各项政务的处理上，朱翊钧都表现得非常优异。即使在后来深居禁宫，在重大事项上，比如抗倭援朝战役的出兵决策，比如在梃击案，妖书案的平息上，朱翊钧在局势的整体把控能力上，非常老道。后人骂朱翊钧最多的就是怠政，却从来没有人骂过他不学无术。同样都是玩，朱翊钧的待遇稍稍比他的堂爷爷明武宗朱厚照要好一点。
　　但是自信的朱翊钧同样存在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叛逆。
　　从十岁登基开始，一张大网就把他牢牢绑住。母亲住在自己寝宫看护自己的起居，张居正严格地对他进行文史和治国教育，再加上一个宫里到处都有耳目的冯保时不时地打小报告，年幼的朱翊钧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种极度“严苛，规律”的生活中。
　　所以有时候，他想放松下，喝点酒嬉戏玩闹，第二天便马上会收到李氏和张居正的训教。甚至有一次，因为酒醉惩罚了一个太监，被李氏知道后，居然扬言要废除朱翊钧的帝位，吓得朱翊钧下罪己诏认错。
　　李太后像
　　诚然，李氏和张居正等人对朱翊钧严苛的管教有期盼其成为有道明君的考量，但是却有矫枉过正之嫌。压迫越大，反抗越强。当朱翊钧有一天挣脱了枷锁，开始真正亲理国政，独掌大权的时候，被压抑许久的各种情绪就会喷涌而出。
　　这种叛逆，后来便体现在国本之争中，朱翊钧与文官集团的硬刚上。前后长达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朱翊钧和文官集团围绕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问题上，先后有四位内阁首辅落马，几十名高级官员和无数言官受罚。
　　除了朱翊钧本身对皇三子朱常洵的喜爱和对皇长子朱常洛的不待见，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文官集团的苦苦相逼导致朱翊钧逆反心理的作祟。你们要我做的，我偏不做。
　　即使后期，朱翊钧开始回避这个问题，避免与文官集团发生直接的硬碰硬，其对国本立储问题的逃避，对相关所有上疏的留中，不阅，不批，不答，甚至是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不接触，其实也是这种叛逆的表现。
　　明代奏疏
　　大明帝国走了200余年，迎来了这位自信又叛逆的皇帝。是福兮，亦是祸兮。
　　对张居正的清算，是亲政后的势在必行
　　很多人对于朱翊钧后来对张居正的清算非常不理解。怎么说都是陪着自己成长的老师和有功于国的重臣，何以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刚刚逝世没几个月，朱翊钧即开始准备清算张居正。
　　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其实是一种掌权的姿态。
　　首先，就万历这对母子来说，张居正只是在主少国疑时用来维系朝政运转的工具。
　　其次，张居正掌政十年，门生故吏遍地，朱翊钧要掌控朝局必须要去张居正化。
　　再次，张居正曾经以“摄政者”自居，使得成年后的朱翊钧无法忘记大权旁落的耻辱。
　　最后，张居正在对朱翊钧管教苛刻，限制极多，之后朱翊钧却发现其生活奢靡，难免愤慨。
　　张居正像
　　以上种种，决定了朱翊钧在亲政后，势必会对张居正进行一次清算。而事实上，朝中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由于张居正十年间的独断专行，特别是在“夺情”事件后对言路的打压，大明的言官一度进入了史上最静默的时候。但静默不代表没有矛盾，事实上言官们对张居正的积怨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
　　当朱翊钧表露出要清算张居正的态度，言路的闸门瞬间就被打开了，一大群人都开始纷纷上疏，指责张居正生前的种种。其中有就事论事的，也有为了站队而浑水摸鱼的。但是朱翊钧一概照单全收，甚至我们可以想象朱翊钧在收到这些弹劾张居正奏疏时的洋洋自得，也终于体会到这种掌握全局，控制他人命运的快感。但朱翊钧不知道的是，闸门一旦开启，就再也难以关上。
　　言官如洪流般的进谏
　　当言官们丧失所有的攻击目标后，坐在大殿之上的朱翊钧，将会是最后的集火目标。而言官在万历朝，从清算张居正事件中，再次重获了那股强大的攻击力和自信心，也使得言官成为了晚明党争中非常重要的参与者。牵一发而动全身，好一个天道轮回。
　　国本之争，神宗并非不可理喻
　　国本之争，其实就是朱翊钧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而想册立皇三子（皇二子早夭）朱常洵为太子，与拥护皇长子的朝臣进行了一番近三十年的拉锯。表面上，这件事情是朱翊钧想废长立幼，朝臣们根据祖制要尽早确立皇长子储君的地位，实则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另一次较量。
　　为什么文官集团会如此坚定地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除了所谓“立长”的祖训，难道是因为朱常洛完美的人格魅力？不！事实上，朝臣们尽管一致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但并不见得朱常洛和这些朝臣有多少交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常洛的家，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明光宗朱常洛
　　朝臣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
　　第一，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幼。这是祖制。
　　第二，这条汉家文明传承下来的规矩，不能在自己手中被破，沦为史书的笑柄。
　　第三，皇权需要掣肘，不可被肆意放大，不然文官集团没好日子过。
　　第四，封建时期的规矩，就是秩序，秩序一旦被破坏，统治基础就将宣告完结。
　　第五，文官集团的沽名钓誉，还是逃不过“名利”二字。
　　于是，在册立太子这件事情上，明代的文官集团体现出了空前的一致，并且上纲上线到亡国灭种的高度，各种谏言言辞越来越激烈，说话愈来愈放肆。
　　因为文官集团始终掌握着史书的笔杆，所以这件事情在后世看来，变成了一群为了维护道统的朝臣与狡诈凶险的帝王进行了一场前赴后继的战斗。
　　明代官员
　　可又有几个人站在朱翊钧的角度去解读这件事情？任何一个人，对人事物总有些偏爱吧。同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孩子多了，你不能指望朱翊钧凡是都把一碗水端平吧。
　　朱翊钧就是喜欢郑贵妃，就是不待见王恭妃；他就是喜欢朱常洵的乖巧，相反就是看不得朱常洛的唯唯诺诺。这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明白，我们这些后世读史的人又怎么拎得清？
　　朱翊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废长立幼。事实上，即使身为皇帝，他同样不敢破坏这一传承千年的规定。朱翊钧想走的，是曲线救国。
　　不是说立嫡不立长吗？是，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现在的确是皇三子，朱常洛的确是皇长子，但是皇长子并不是嫡子。要是朱常洵变成了嫡子，朱常洛长子的身份也就失去了继承权。而让朱常洵变成嫡子，那就需要郑贵妃成为皇后。而当时这一条路不是看不到机会。
　　郑贵妃与朱翊钧剧照
　　第一，王皇后无子，且多次习惯性流产。
　　第二，王皇后体弱多病，怎么看都是一副短命样子。
　　第三，郑氏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皇后一旦逝世，从级别上她是唯一人选。
　　所以，朱翊钧只是想拖一阵子，不要这么早地册立太子，看看郑贵妃有没有做皇后的命。可朝臣也不傻啊，知道皇帝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于是一个个冒着政治生命被终结的风险，却抱着可能青史留名的投机，向朱翊钧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国本之争因其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严重影响了万历朝政局的正常运转。而朱翊钧对于朝臣的心态，亦由敷衍，到愤怒，再到疲惫以至不接触，不理会。万历朝后期官员编制的严重缺编，诸多政务奏疏的留中，其实就是朱翊钧的变相报复。
　　明代官员
　　当然，最后因为王皇后身体素质还不错，而皇长子的年纪也的确大了，再不读书，万一真让一个文盲做了皇帝，岂不真的要贻笑天下了。朱翊钧还是做过尝试的，比如三王并封，三个皇子一起出阁读书，其实还是做着两手准备。无奈，朝臣反应激烈，只得作罢，在不立太子的情况下，事实上让长子朱常洛出来读书。
　　从朱常洛被批准单独出来读书的那一刻，不论朱翊钧心理有多不想承认，其实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后面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
　　极其困顿的国家财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事实上，到万历十五年以后，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在朱翊钧亲弟弟潞王大婚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为了筹款，朱翊钧甚至动了抄没朝臣家产的念头。
　　接着就是一场接一场的万历三大征，完美地做到了时间上的无缝对接。而打仗必然需要耗费大量粮饷。播州之役，耗银两百余万两；宁夏之役，耗银近三百万两；援朝之战，耗银七百万两。这些还都是明面上的帐。
　　朝鲜战争战斗场景
　　接着，禁宫三大殿接连失火，受损程度严重，无法修复，只能重建。朱翊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住在王皇后的寝宫里。知道三大殿全部复建完工用了多久吗？十几年的时间，期间是修修停停，就是因为缺钱。
　　你以为这样就没了？还有各地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雹灾，蝗灾，地震，饥荒等等在各地陆续上演。明代本身就是多灾之朝，万历朝的灾害发生频率，绝对可以在有名一代挤进前三。其特点是灾害种类多，频次间隔短，受灾影响大。仅万历二十二年那场因为黄河决口而导致中原地区的大饥荒，受灾人口就达到了四千万。
　　还有朱翊钧自己和后宫女眷逐年递增的开销，儿子们就藩时候大量赏赐，供养宗室的庞大支出等等等等。
　　白银
　　国家财政情况困难到什么程度？边军的饷银一直拖欠着，赈灾的钱款需要百官和后宫女眷捐献。国库捉襟见肘，朱翊钧还经常征调国库的钱补充到自己私库。到后来，国库的钱都拿不出了，朱翊钧决定自己想办法。
　　于是，万历朝的矿税问题开始出现。
　　万历朝的矿税问题，其实就是提高矿业，商业的税收比例，增加税种。
　　明代商品税一直不高，这是因为明初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而刻意定低的。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税率明显开始不合理了。事实上，在国家财政情况比较紧张的时候，适当合理地增加商品税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朱翊钧矿税问题一直让后世诟病？
　　第一，朱翊钧绕过国家机器，直接派遣宦官到各地充当矿监税使。
　　第二，这些矿监税使拥有大量特权，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贪赃枉法。
　　第三，圈来的钱全都填充进了朱翊钧的私库。
　　第四，严重破坏了大明当时的商品经济，竭泽而渔，频繁激起民变。
　　第五，损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
　　明代太监剧照
　　朝史暮想认为，朱翊钧通过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去圈钱，实在无奈之举，利弊皆有。甚至，这是一个选择，是在万历时期大明就宣告国家破产还是再过几十年因为没钱而亡国？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其一，通过矿监税使，朱翊钧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且时常从内库里拿出钱补贴国库开支。
　　其二，竭泽而渔，大批富户，商家破产，后继乏力，对天启，崇祯两朝影响巨大。
　　其三，导致皇权和文官集团矛盾的激化（很多矿税商税，原先都是地方官吏的收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换了你是朱翊钧，你会怎么做？
　　奇案频发，代表着神宗对局势掌控力的下降
　　大明历史上，各种疑案悬案时有发生。晚明比较出名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从时间上来说，貌似只有梃击案发生在万历朝。其实，除了梃击案，万历朝还有妖书案，后妖书案，伪楚王案等。
　　比较出名的就是后妖书案和梃击案。这两件案子其实都是因国本之争而发的。
　　后妖书案是有人通过匿名文书的形式，大肆宣扬朱翊钧意图废长立幼；梃击案则是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差点被人行刺。
　　故宫
　　两个案子，最后都是浅查即止，并没有抓住幕后真正的黑手。这种事情，谁挖深了，谁就背黑锅，朝臣不敢多查，朱翊钧怕负面影响太大也需要及时止损。
　　但为什么有人敢这做？到底是谁敢这么做？
　　朝史暮想的看法是，有一股第三方的势力在背后推动朝局的走向，很有可能就是朝中某个党派。
　　随着朱翊钧常年不临朝，不接见朝臣，大量的上疏公文被留中，使得文官集团内部开始分裂。某种意义上来说，晚明党争的出现，也是文官集团找不到皇帝作为集火目标，自然开始进行内斗。虽然神宗躲在后宫以各种权术始终控制着最高权力，但是依然难以避免各种暗流的滋生，朝臣不停的小动作。这何尝不是一种掌控力的倒退？
　　而某股第三方势力，用妖书案，梃击案把国本这一敏感的问题夸大化，全局化，意在挑动朝局，把水弄混，一则看能不能推动国本之争有进一步的发展，二则看能不能趁乱捞取政治资本。
　　从这两起案子后来的发展来看，都对皇长子朱常洛事实巩固储君的地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因为朱翊钧亲自出面压制和朝臣的恐慌，事情并没有如预想地极端化。
　　龙椅
　　所以，万历朝的奇案疑案频发，实质上也是朝局混乱，文官集团内斗，皇权和文官集团矛盾尖锐化的综合表现，亦是朱翊钧对整体局势掌控力下降的后果。
　　结言
　　万历朝48年，期间发生可以大书特书的事情实在太多，因为篇幅有限，朝史暮想只选取了几个重大事件加以解读。这48年的时间，发生的诸多事情，足以改变这个王朝的命运。
　　一个非常的帝皇，也是一个非常的时代。
　　一面，是朱翊钧可以几十年不朝，一边，是皇权的绝对独立；一面，是朱翊钧对于诸多政务的独断果决，一边，是朝局混沌，党派林立；一面，是国家财政疲敝，入不敷出，一边，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显现；一面，是三大征取得的全面胜利，一边，是对缅作战势利，后金在辽东的崛起；一面，是皇帝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奢靡享乐，一边，是不断从内库拨款，补贴军政。。。。。。
　　明史
　　明亡实亡于万历，这句话，对也不对。说其正确，因为万历朝一系列举措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帝国的根基，对后世朝局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说其不正确，是因为很多举措是被逼无奈，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毕竟没有人，是本着祸国殃民的本意而活着。
　　明神宗朱翊钧，是君王，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他有憧憬，也曾有充足的干劲；他也会疲惫，也会厌倦；愿意去担当，却也同样有私欲。明君也好，昏君也罢，只希望历史能给予每个人相对公正的评价。
　　参考资料：《明史》，《国榷》，《明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