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谁是“一线城市”？

　　（南北朝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
　　战国临淄街市复原图
　　今有北上广深，古有西汉五都
　　撰文齐大羽
　　制图秦大海
　　审校楚大江
　　什么是“一线城市”？并没有标准答案。其实，这是媒体、相关从业者在报道分析中形成的一个认知性词语，官方从没有发布过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等级体系。
　　如果非要解释一句，所谓一线城市，是来自民间对城市分级体系中最高等级城市的称谓。尽管无法说出一线城市的标准定义，但人们普遍公认：当下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北上广深，即首都北京、直辖市上海、广东省会广州、经济特区深圳，它们经济总量排行前四，GDP、财政收入、吸引投资分别约占全国的18、16、14。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线城市更是如此。
　　时间上溯至40年前，深圳前身是与香港隔河相望的宝安县；向前推200年，上海是松江府管辖的一座江南县城；向前推1000年，广州是珠江口的一座著名港口，但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无法跟开封、杭州、苏州、成都相提并论；向前推1500年，当时叫幽州的北京，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军事藩镇，那时的主角是长安、洛阳、扬州、成都。
　　一线城市的光环，从古至今，轮流坐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线城市，又分别是哪些？
　　国家尽管没有对“一线城市”的认定，但有一个近似词语：国家中心城市。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明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为首批国家中心城市，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有所出入。
　　我国已确认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呼声较高的候选城市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古代，城市没有今天的数量规模，更没有严密的规划体系。所以，古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实际上兼具一线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角色。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国家中心城市指的是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
　　套用这个标准，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历史上的一线城市名单呼之欲出。今天，大地理馆为您讲述两千年前的一线城市。
　　两千年前，历史刚跨过“公元前时代”，进入公元1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首个较长时间的大一统时期，也是城市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60年前，国家领袖考察一座城市的时说的一段话，就曾把人们引向那段岁月。。。。。。
　　“五都”：西汉新莽的一线城市
　　1959年9月24日，南方考察结束的毛主席来到位于华北平原中部的邯郸。跟工人攀谈过程中，主席特意说起历史上的邯郸：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时候有邯郸、洛阳那时候没有上海、天津等大城市。
　　说起古都，我们首先想起的是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这些做过王朝都城的地方。毛主席熟读《二十四史》等历史著作，自然对古代城市发展状况十分熟悉，他这里说的包括邯郸在内的“五大古都”出自何处呢？
　　这里的古都，并非我们王朝都城，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都会主席当时考察邯郸，关注的是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复兴，谈话中将城市历史、现状和未来联系起来，引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知识点。
　　古时，小城市为邑，大城市称都。都指最早是有宗庙的大邑，如《左传》中有记载：“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同时，也引申为今天所说的大都市。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意思是，将我的著作传给后人，并让其传播到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
　　战国到秦汉时期，铁器时代到来，商品经济发展空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发展高潮。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保障，统一的疆域内，商品自由流通，有利于促进市场中心和商业都会的形成，全国范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弥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经文景之治积淀，经济发展平稳，帝国疆域空前，城市星罗棋布。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战国以来到西汉初期，重要的城市和经济中心进行了盘点，将燕、邯郸、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九个城市称为“都会”。经过数十年发展，到西汉中后期，城市的地位格局更加清晰。
　　东汉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对西汉时期的重要都会地位进行了明确记载，将西汉至新莽时期的五大重要城市称为“五都”（长安、洛阳除外），这五大城市是：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这就是主席口中“五大古都”的出处。
　　这段话的意思是，朝廷将长安东市改为京市、西市改称畿市；将“五都”所设的市称为中市和东、西、南、北市，即洛阳中市、临淄东市、成都西市、宛南市、邯郸北市，并设立专门管理工商业的“交易丞”和管理金融机构的“司市钱府”。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商务部、工商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经济部门在五个大城市设置了分支机构。
　　显然，这里的五都，并非五个副首都，也不是陪都，而是强调城市的经济地位。记载中设立“五市”的年代背景为公元9年，新莽时期，距今2010年整。
　　根据上下文推测，“五都”应该在西汉时期就已确立，而城市的积累和建设，从先秦就开始了。
　　长安加上五都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这就是两千多年前，西汉到新莽时期的“一线城市”。都城长安的意义自不用说：西汉长安城垣周长60里左右（汉里），高3丈5尺，四周各开3座城门，不仅是全国最大规模的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自然也是重要的总部经济中心。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居民区分为160个里，横门东西两侧设9个市进行交易；另外在覆盎门外也设有市，城南还有专门交易书籍的文化市场“槐市”。
　　汉长安城格局示意图
　　宋代的《太平御览》这样说道：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意思是，只要去了五大都市，就可以买到全天下的货物了。这种情形，就像今天，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各种新款商品，往往最先聚集于北上广深一样。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洛阳就是今河南洛阳，又称洛邑、雒邑、雒阳、成周、新大邑等，周代就确立了东都的地位。关中地区的长安，地形封闭，无法全面辐射全国。而位居北方大平原和东西枢纽位置的洛阳，就可以弥补首都的不足。洛阳所在，是半封闭的盆地，既有粮仓，又背山面水，有安全保障，又距离长安不远，可以充当最佳副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洛阳作为周天子所在地，就是天下名都。先秦至汉代，人们将河东（晋西南）、河南（洛阳盆地）、河内（安阳一带）称为“三河”。按照《史记货殖列传》说法，尧定都河东，商定都河内，周定都河南。在五都之中，洛阳是集重要政治中心和经济都市为一体的城市。
　　洛阳的区位优势促进了商业发展，如战国时期闻名各诸侯国的商人白圭就是洛阳人。《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意思是，洛阳向东可以跟齐鲁做生意，向南跟梁楚地区做生意。当时的洛阳商人，充分利用枢纽区位和开凿的水渠交通道路，充分把生意做大。
　　洛阳早期为周人倚重的东都，汉代也是地位仅次于长安的城市。在《汉书食货志》中，洛阳位列五都之首，乃因其区位优越、政治副中心和商业重镇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它是长安控制中原的桥头堡，也是天下货物进入长安的必经之地。
　　同时，洛阳也是重要文化中心。上古至先秦，“河洛”这个著名文化IP在洛阳孕育形成，它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文化符号，所谓河洛，其地理区域即黄河、洛水之间的洛阳盆地。
　　汉魏时期的洛阳城平面图
　　《诗经周南》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产生于洛阳，其中以《关雎》为代表。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苏秦是洛阳人；两千多年前，名篇《过秦论》的作者贾谊为洛阳才子，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
　　邯郸：冶铁之都、富冠海内
　　邯郸因战国赵国都城而闻名。而邯郸城邑，在更早的商晚期已经兴起。商代始建都于邢，后迁都殷数百年间，邯郸始终是商朝畿辅之地。
　　邯郸地区的新石器“磁山文化”，距今约8000年
　　成书于战国的《竹书纪年》记载，商末在邯郸地区兴建离宫别馆。甲骨文中“甘”即为邯郸一带。春秋战国，邯郸地处四战之地，是列国争夺的要塞，《春秋谷梁传》第一次提到了“邯郸”：
　　故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
　　公元前387年，赵敬侯治理邯郸，使其成为通都大邑兼著名冶铁中心，并于公前386年迁都于此。从这一年到秦灭赵，邯郸为赵都158年。秦末战乱中，邯郸成为废墟。西汉经过休养生息，汉代再度兴盛，城区面积达到了13。6平方公里，人口有15万之多；手工业、商业和冶铁铸造发达，有“冶铁都”“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称。
　　空中俯瞰战国至汉代邯郸城
　　战国时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邯郸，就成为商人汇聚之地。入秦之前，吕不韦的经营总部就在邯郸，他人生中奇货可居的一笔投资，也是在邯郸完成的，以财力推动当时在邯郸为人质的秦公子为继承人，继而有了后来的秦王嬴政。
　　邯郸西依太行山，东、南、北三面是华北平原，位于南北大道与太行八陉之一滏口陉交汇处，“关天下之形胜，绝天下之转输”“居五诸之中，跨街衢之路”。
　　邯郸附近铁矿资源丰富，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冶铁工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邯郸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靠冶铁发家的邯郸人郭纵可以跟王公贵族比财富。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撰文说，战汉时期，邯郸还以倡伎众多著名，这是古代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生下秦始皇的赵姬就出自邯郸娱乐圈。战乱并没有让邯郸衰落，到西汉后期，成为全国五大经济中心，即“五都”之一。
　　据《史记》盘点的全国都会，邯郸是除长安、洛阳之后的全国第一大都会。《汉书》五都中，邯郸列第二。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河北起兵后，攻占邯郸，并改为邯郸县，邯郸第一次由王国之都改为县治。东汉末年，袁绍在漳河北岸建邺城，取代了邯郸的地位。
　　邯郸后来没能继续辉煌，但我们仍能从文化遗存中感受昔日一线城市的魅力成语“邯郸学步”就是一例。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邯郸由于城市繁荣，所以连走路方式也受到追捧这是在经济繁荣基础上，“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邯郸学步邮票，中国邮政2004年发行
　　这个成语出自《庄子秋水》，故事里，那位慕名到邯郸学走路的人，来自燕国用现在的话说，一个北京人以学邯郸步为荣。现在情况已经颠倒：北京遍地是说说京片子的河北人，以及其他外地人。
　　无他，唯城市强大，则话语强大尔。同理：正因城市强势，说粤语者才会有强烈的文化自信。
　　今天，邯郸人有一个特别骄傲的荣耀这是一座“成语之城”，除了邯郸学步，还有“胡服骑射”“负荆请罪”“围魏救赵”“完璧归赵”“纸上谈兵”“黄粱一梦”诞生或关于邯郸的成语典故，据专家统计共有1584条。
　　形成这些成语的故事，在当时的角色犹如今日的网络热词和段子一个城市能诞生这么多段子，可见它当时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大都市。
　　临淄：千丈之城，万家相望
　　临淄，古称营丘，秦汉时称为临菑。西周初期，周武王把首席功臣太公望分封于此，建齐国。太公的第七代继承人齐献公迁回营丘，因其地在淄水畔遂改名临淄。
　　战国临淄城复原图，齐国历史博物馆
　　考古发掘临淄齐国故城的城址显示，临淄的城市格局十分独特分为民众生活的大城和国君居住的小城，两城相连，周长21公里，面积15平方公里，共有13座城门。城内干道纵横交错，排成“井”字形，并有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
　　临淄地名至今仍在使用，为淄博市临淄区，国际足联认定的“世界足球发源地”。临淄之繁荣和蹴鞠的描写，最早的记载来自战国时期洛阳人苏秦的一次见闻：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出自《史记苏秦列传》）
　　这段话在叙述古代足球历史的时候，被不断引用。比这更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策》中：“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甚富而实，临淄之途，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
　　大致意思就是，临淄这个城市规模大，人口稠密，老百姓富裕殷实，大街上人挤人，人们热衷玩音乐、斗鸡、六博、足球等活动。仓廪实而知礼节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临淄市民，已经开始追求更高级的精神享受，这种引领时尚的行为，连当时的天子之城洛阳也望尘莫及因为见证这一情景的苏秦，就来自洛阳。
　　临淄还有另外两张文化名片：
　　一是春秋齐国的韶乐，因为孔子的传播而天下闻名，“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意思是，孔子听了齐国的韶乐后，好几个月都不想吃肉。要知道，孔子可是讲究“食不厌精”的美食家，而这种音乐可以让孔子数月不吃肉，其魔力该有多大。
　　
　　《稷下学宫》，韦辛夷绘270cm530cm，2016年
　　另一个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由齐国官方提供经费，官家举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各种思想学说都可以在这里传播，据西汉刘向《别录》，当时的谈说之士皆期会于此，孟子、荀子、张仪、苏秦、邹衍、淳于髡等大咖均在这个学宫里发表演说。这个学宫，是那个百家争鸣时代缩影。“稷下”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著名文化品牌。
　　汉代，临淄继续繁荣昌盛。
　　临淄城，位于当泰山山脉东北，东临滨海平原，土地肥沃，适合种植桑麻，加上滨海渔盐资源丰富，成为那个时代最富庶的都市。汉代在淄水和济水之间开通运河，不仅让它成为齐鲁的经济中心，更与其他地区建立了联系，成为西汉的一大经济都会。
　　据史载，汉代临淄约有十万户人，依然是中国东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汉书》通过汉武帝大臣主父偃讲述，道出了当时临淄的城市规模和社会经济状况：“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弟子亲爱不得王此。”
　　蹴鞠复原图，齐国文化博物馆
　　汉末晋代之后，临淄地区多遭兵祸，政权更迭频繁。此后，临淄的地位被益都（今青州市）所取代，今为淄博下辖区。临淄昔日的的煌煌巅峰，停留在汉代。但是，那些记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惊呆苏秦的蹴鞠斗鸡击筑画面的文字，依然在讲述属于临淄的时代。它不仅是当时最大的都市，也是时尚潮流和思想文化的引领者，是战汉城市星空中最耀眼的一颗，之一。
　　成都：水旱从人，天府之国
　　成都之富饶，被冠以“天府之国”。实际上，历史上有多个地方先后被视为富饶的天府，但持续繁荣的只有成都平原天府也几乎成了成都的代名词。繁荣一时的邯郸、临淄，后来均走向了衰落，与其同为“五都”之一的成都则长盛不衰。
　　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出自晋代《华阳国志》这段话说的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文明，从古蜀时代的迁徙不定，进入稳定发展的成都时代。
　　成都，居四川盆地西部，西、北两面大山，东有龙泉山脉，中间一块水系纵横的平原成都平原，成为四川盆地的之中的一个富饶的小盆地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奠定了它长盛不衰的基础。
　　成都，居四川盆地西部，西、北两面大山，东有龙泉山脉，中间一块水系纵横的平原成都平原，成为四川盆地的之中的一个富饶的小盆地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奠定了它长盛不衰的基础。
　　西汉时期，成都人口有7万6千户，约合40万人，其繁华程度，跟东方的都会临淄遥相呼应。
　　成都不仅在人口方面突出，而且在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都全国领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里的锦官城代指成都，它最早是西汉在在成都设立的管理丝织手工业的机构“锦官城”，用民国四川文人李劼人的话说，这是最早的“特别工业区”。从2000多年前开始，“锦官城”园区主打产品就叫“蜀锦”，是名副其实的地理标志产品，行销大江南北。
　　“五星出东方”护膊产自成都的蜀锦
　　成都所出的漆器，比织锦更早打出了名堂，战国时期已流通到中原及部分海外地区。公元前139年，当时尚未打通丝绸之路，首次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等地发现，这里竟有从身毒（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转运过来的蜀布、邛竹杖从描述可看出，这两款产品都来自成都平原。汉代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故地和蒙古国的考古发现中，均曾发掘出带有“蜀郡工官”的漆器。其中，一款叫“金错蜀杯”的成都漆器是热销款。
　　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立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汉武帝时，这一办学模式在全国推行。当时的“教育学成都（蜀郡）”，仿佛就像后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改革开放学深圳”，道理相同。
　　成都这一文化现象得到了当时史学家的关注，班固在《汉书》中的评价精辟而中肯：“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意思是，巴蜀地区喜欢文雅的风气，就是从文翁办学开启的。《华阳国志》描述当时的蜀地“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意思是，麒麟般的精英人才辈出，“蜀学”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堪比孔孟所在的齐鲁地区。
　　扬雄画像
　　汉代成都，贡献了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化大家，前者是当时全国知名大儒，被誉为“西蜀孔子”，集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于一体。司马相如擅长作赋，被称为“汉大赋第一人”，堪称全国最会写文章的人。才女卓文君巾帼不让须眉，与司马相如上演了一段爱情佳话这对出自成都的CP，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熠熠生辉。
　　成都制造的产品影响了当时国内外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还影响了后来中国人民的信仰。作为本土宗教，道教滥觞于成都平原。道教祖师张陵，在成都鹤鸣山学道，受蜀人严君平著作《老子指归》影响，在《老子想尔注》中首次提出“道教”。青城山，成为道家第一个著名的大型道场。
　　扬雄《蜀都赋》中说，西汉成都城有城门18座，街巷400余条。晋代中原人左思《蜀都赋》这样歌颂三国蜀都成都：“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喧哗鼎沸，嚣尘张天”此时其他四都，已经开始下坡路，而成都依然维持着汉代的繁荣。
　　沧海桑田，带走了长安洛阳的绝代风华，带走了邯郸临淄的绚烂盛世，却没有带走锦官城的丽影。临淄、邯郸的繁华掩藏在废墟中，而成都尽管也多次经历战火洗礼。但它在地层中埋了一层，再生一层，生生不息，且城址不变，名称不改。至今，原址上的它。依然以大都市的姿态，繁荣着、安逸着。
　　2000年前，汉代成都城中，遍布飘香的酒坊，其中有卓文君、司马相如夫妇所开。今天，成都的小酒馆，依然是网红。两千年了，岁月带不走的，只有你，成都。
　　宛（南阳）：西汉铁都，商通四海
　　宛，也就是今南阳它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西连秦地，东接吴楚，周围的山不高不低，唐白河的水不缓不急，烘托孕育出中间安详而平稳的南阳盆地。
　　宛，也就是今南阳它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西连秦地，东接吴楚，周围的伏牛山、外方山不高不低，唐白河的水不缓不急，烘托孕育出安详而平稳的南阳盆地。
　　司马迁在《史记》这样描述南阳的前世：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南阳郡设立，宛县为治所，汉代继续沿袭。相比洛阳、邯郸、临淄等都城级别的城市，宛的级别较低，最高只做过郡的治所，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超越了行政级别，这有点像今日广州，非直辖市的省会，全国一线城市。
　　舞蹈画像石，西汉，南阳地区出土
　　南阳，居洛阳的正南方向，扼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上天赐予的丰富矿产、湿润气候，河流冲积的肥沃土地，让这里成为一方宜居、宜军政、宜工商的宝地。
　　跟邯郸一样，宛地，蕴藏丰富的铁矿，当地冶铁业的发展与前者不相上下。由于四通八达，宛也和邯郸一样，成为商贾聚集的大都。战国时期，宛属楚国，当时与邯郸、棠溪并称三大冶铁中心。《史记货殖列传》提到了因冶铁而发家大的宛孔氏：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这段话特别指出，宛地的孔氏家族是当时富豪商人的标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富豪阶层效仿的对象。
　　发迹于南阳的光武帝刘秀
　　南阳地理的优越程度，随着时代巨变，也会发生变化。当国家政治中心不在长安和洛阳时，南阳的枢纽地位就不再那么明显。而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的普及，郑州、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就取代了当年的南阳。
　　今日南阳地位，虽不如当年那般显赫，但基础地理条件没有太大变化。未来，在越来越全面、均衡发展的中国，它一定还会扮演新的重要角色。
　　“五都”为什么是它们？
　　西汉新莽时代的五大经济中心，即五都的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南阳），有以下共同特征：
　　区位优越、交通枢纽
　　邯郸，“漳、河之闲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宛（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成都，先秦至汉，为金牛道、五尺道等驿道的交通枢纽，有学将这些道路统称“西南丝绸之路”。桓宽撰的《盐铁论》对西汉的重要城市交通位置进行了总结，其中提到了邯郸、临淄、宛、长安、洛阳等“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
　　商业手工业发达、富商土豪众多
　　《史记货殖列传》提到洛阳人师史富可敌国，可窥视洛阳商业发达的一斑。邯郸，战国时就是最大的冶铁中心，其中有大商人郭纵以冶铁致富。成都卓文君先人也是邯郸人，也是因冶铁致富的。临淄，据《货殖列传》，临淄一带的齐人，因渔盐之利“起富数千万。”桓宽《盐铁论》称“宛、周、齐、鲁，商遍天下。”
　　宛，也就是南阳的大商人孔氏也是因冶铁致富。成都，秦代开始，与内地沟通增多，一直为西南地区工商都会。《汉书货殖传》提到了成都的卓氏家族、罗裒，宛的孔家族，临淄的刀间等，都是一方富豪。
　　文化昌盛，引领时尚
　　洛阳上古有“河图洛书”品牌，文学大家有贾谊，“洛阳”之名影响了国内外，包括日本京都在内；邯郸极尽繁华，连生活方式也被视为时尚，所以有燕国人“邯郸学步”，有近两千个成语典故诞生于此；临淄战国时代就有了争鸣研讨的“稷下”学宫，市民多吹竽、蹴鞠、斗鸡者，其蹴鞠活动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足球运动记载，这种风气之盛延续至汉代不减；成都天府之地，富庶之地也盛产文豪，光是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就扬名天下；宛，地处秦、楚、中原之间，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出土有全国数量最多的汉代画像石，是那个时代南阳文化的惊鸿一瞥。
　　没有永恒的都城，也没有永恒的一线城市。
　　两千年前，一线城市是长安和五都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它们是当时的大都市，引领当时的经济、文化风潮。两千年后，今天的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或国家中心城市，正在扮演昔日长安和五都的角色。
　　两千年前，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加上长安，组成了一线城市阵营，它们是那个时代国家倚重、商贾聚集、人民向往的“国家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