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再创业谈钱，因为音乐人太穷了

　　汪峰又创业了，就在上个月，由他主导的“碎乐”音乐平台正式上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音乐界的“自媒体平台”，不过具体产品形态待会再讲，因为我觉得，相较产品本身的布局和商业模式，这位摇滚巨星对这次创业缘起的陈述，或许是个更值得聆听的故事。
　　我是在不久前汪峰在腾讯的一个演讲中听到他再次创业的消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依然穿着标志性的皮裤但他的演讲主题和歌词中常出现的诸如“理想”和“信仰”等正能量大词没什么关系，而是一个赤裸的关于“音乐和钱”的现实问题：“不能饿死音乐。”
　　汪峰用自嘲缓解观众对这一主题的不适，“当鲍勃迪伦已经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作为一个摇滚音乐人，为什么这么俗，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谈钱？”答案并没有在风中飘荡，而是掷地有声的砸在地上：因为“穷”。
　　作为贫穷的经历者，18岁写歌到28岁十年间，生活给予汪峰一个多么痛的领悟是，“原来音乐作品是不赚钱的”，名气的提升与唱片收入并不对等，唯有靠商演赚钱，他打趣道：“这就相当于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资的，下班之后你开着车回家顺道拉两个人，赚点生活费。”
　　嗯，在中国，由于版权等问题的不健全，更多创作者的生活并不光鲜，无法将作品直接兑换成收益，也让很多年轻人放弃音乐。“2013年的时候我的演出已经是2009年和2010年几十倍的价钱，很多人问我你肯定很开心吧，我说我就是很开心，因为我很自豪写出了很多人喜爱的歌曲，但我同时也觉得特别羞愧，因为我不希望在这个领域只有我一个人拿到这个报酬，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有才华。”
　　我觉得作为音乐市场金字塔顶端的歌手，汪峰说这话的时候是真诚的坦率地讲，也许比他当导师的时候更要真诚。
　　于是，他将情怀落地的方式，押在了刚刚上线的“碎乐”上。那么在“内容创业”的大环境中，这一音乐领域的“内容平台”能否成为改变行业窘境的一味良药？
　　无解的贫穷？
　　其实在中国，音乐与贫穷是一个循环播放的话题。我印象很深，几年前高晓松就曾感叹道，理论上音乐是一个远超电影的产业，但最前端的内容贡献者却称得上是弱势群体。几年过去，情况似乎并未好转太多，最近许巍在鲁豫的节目中讲了一个细节：许巍一直坚持带自己的乐手参加商演，“录一首歌没多少钱，如果歌手唱完专辑拿着伴奏带到处走穴演出，挣很多钱，乐手就没事了。都这样这个行业的音乐家就别干了，很多年轻孩子再拿起琴的时候会觉得做乐手很辛苦，连生存都困难确实，现在北京就是这样。”
　　在演讲中，汪峰也谈及了当年辞去公职组建“鲍家街43号”，必须面对房租和饮食等窘境的过往。而到了现在，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凭手艺吃饭的音乐人还到不了“没有信用卡和24小时热水的家”那么不堪，但也绝谈不上多么“体面”。
　　这并不完全是物竞天择的“市场原因”，更非理所当然。如你所知，有点老生常谈，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版权制度的不完善，汪峰就用加拿大歌手艾拉妮丝莫莉塞特和自己的版权收入做了对比：三到四年时间，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专辑《愤怒的小药丸》在全世界通过实体和流媒体大概卖了3500万张，得到版税大概一亿美金；而《怒放的生命》专辑下载超过五千万次再加上《北京北京》《春天里》《飞的更高》《存在》这样的爆款歌曲，下载量可能有两亿次左右，但汪峰从业至今全部版税收入一共只有60多万人民币，“那一刻给我的震撼无法形容。”更可悲的是，如果汪峰拿了60万，那么更多人，你可以想象，也许连600也拿不到。
　　当然，除了版税，对于大多数长尾音乐创作者，写出的优秀作品没有办法抵达到用户，也是困扰中国音乐产业的原因之一，高晓松就曾表示：“我入行二十多年最烦的一件事就是，明明粉丝是最强的驱动力，但却被屏蔽在行业之外。”而即便有幸将作品变现，从传统音乐产业链中分得的利益也非常非常有限。
　　如何让更多音乐人将作品直接变现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滴滴司机可以将驾驶技能直接变现，不再被产业链条瓜分收益，音乐内容能否也直接“交易”？汪峰颇为悲观地表示：在道德和法律上，在中国，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
　　但在汪峰看来，这或许是互联网产品的机会，这就要谈及他的创业项目：“碎乐”。
　　诞生更多“六神磊磊”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碎乐”平台上承载的更多是那些未成品和非版权的碎片化音乐内容，譬如创作时的小样，以及各种随时听到看到的音乐场景，而非其他平台上的成品歌曲个人觉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音乐作品的“短视频”。如“碎乐”联合创始人兼CEO陈超仁所言：“碎乐抱着为音乐创作者直接连接用户的理想应运而生。”
　　具体来看，它是一个通过展示碎片化音乐，将音乐，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相互连接的平台，用户无论上传音频，视频，乐评，问答，都有机会获得应得收入，如其他领域内容平台相似，全部收入归创作者和发布者所有，平台早期分文不取总之，核心逻辑是，它提供了一个增量渠道，让更多音乐人能真正通过音乐本身去赚钱。
　　嗯，这也许已经令你想到文字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某种意义上，如今“内容创业”的号角正吹向门槛相对高企的音乐领域。而“碎乐”的产品逻辑也在降低好作品抵达用户的门槛，如果你的作品足够沁人心脾，哪怕只有一小段，也能让收益颇丰。
　　或者直白点说，让音乐界也能诞生更多的“六神磊磊”这些将才华通过粉丝变现的创作者，是汪峰“卧薪尝胆”再创业的最大缘由。就像他自己所言：“作为音乐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我有义务去做点儿什么。我希望这个小小梦想可以实现，如果实现了，它真的会改变中国整个音乐行业，如果它实现了，我可以看到那么多写歌的人，唱歌的人，脸上露出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尊严的笑容。”
　　文艺青年的“道德自信”
　　先将情怀与宏愿放在一边，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在一个价值取向上普遍敌视商业的地方，能够直言金钱对于创作者的重要性，建立某种道德自信，试图让远离聚光灯的音乐人们告别贫穷，是无论作为商人还是音乐前辈的汪峰最值得点赞的地方。
　　其实这蛮难的尤其在标榜“理想”，“内心安宁”，“纯净”的文艺青年群体。有句特别岁月静好的话是这么说的，“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坦白讲，我25岁之前也这么想，但我现在更相信：“合法挣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由这个国家商业上最成功的摇滚歌手提供这种道德自信，我觉得非常正能量。
　　另一方面，我也一直相信，拜互联网所赐，只要你不懒，且智识正常，这就真的不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时代。因为这个世界的资源配置和聚合方式已经逐渐从行业权威（音乐就是个好例子），国家意志，乃至资本等确定性方式上转向具体的个人就像手机地图上那个随你而动的小蓝点，你不必再以某个特定地标为中心，只要你真有本事，完全可以站在原地高喊一声“我要”，然后等待资源的围拢。
　　不妨举个例子，我个人很喜欢的文艺青年：罗永浩。有时从一个人身上就能感到时光荏苒，当不少他的粉丝还将其印象停留在当年在《独唱团》上写《秋菊男的故事》的罗永浩时（刚查了一下，小说最后一句是：“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今天的锤子科技CEO罗永浩已经凭借SmartisanM1在杀红了眼的智能手机战场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汪峰也一样，作为曾经的文艺青年也许现在也是，当他不再单纯为了财富而坚持在自己领域做着“不让音乐被饿死”的事，这显然是一件更酷的事，也是他正在实现的更大的梦想。
　　嗯，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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