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1岁登上人生高峰，弃笔从商，缔造了一座城

　　我们来讲一位为了“国”而奋斗一生的读书人吧。
　　1903年5月，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一个拖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八进博览会现场，对启迪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日本博览会上展示的电梯
　　他就是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时年50岁第一次来到日本，完全掏的是自己的钱。
　　他在日本逗留了70天，除参观大阪劝业博览会外，他“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先后踏足长崎、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横滨等20多个城市，参观了30家农工商企业和35家教育机构。
　　当时日本东京街头
　　日本媒体对张謇的印象是这样的：“晒得黝黑的脸、俊秀的鼻子、紧闭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颧骨，下巴大，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
　　他们还看出了这个人的不同之处：“张氏之行，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此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士观光也。”
　　50岁首次去日本的张謇，是为了学习
　　这趟日本之行，为张謇后来二三十年的实业振兴道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就在这次去日本的前几年，张謇，还是为自己的仕途而打拼的一介书生。
　　从1853年出生，到1894年中状元，41年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和赶考。
　　作为一介贫寒子弟，科举之路并不平坦。16岁中秀才后，他又苦读26年，进出科场20多次，41岁时，方中状元，名满天下，官居六品，职位是翰林院修撰。他那务农兼做小生意的父亲，为此兴奋过了头，乃至撒手人寰。
　　而在同一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一败涂地。签订了《马关条约》。国家的悲惨命运猛烈地撞击着张謇的心。他看到两国的巨大差距。
　　甲午之败唤醒了张謇实业教育报国之心
　　他认为中国的官场已经腐败透顶，读书和做官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他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教育救国！
　　要办教育，不能赤手空拳，只有先办实业。
　　办实业，兴教育，才能强大自己的国家！
　　张謇的心灵导师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他实业救国的想法得到了当时朝之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赞许与支持。
　　1895年，张謇放弃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官场之路，抛开了状元的本分，投身于陌生的工商实业和商界，回到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
　　“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张之洞帮张謇完成了从书生到商人的转型
　　从1895年筹办，到1899年开机，筹办大生纱厂的四年，张謇单为筹集资金，就已焦头烂额。
　　招股计划高达50万两，这不是个小数目。
　　张謇既是大生纱厂的创始人，也是股东，只是他的股金不过区区2千两白银，其中的600两还是另一位创始人垫付，他的这点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4。
　　虽有官家在背后支持，但张謇在商界并无人脉，亦未积累信誉，南通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并不肯轻易出钱参股。
　　张謇独子张孝若后来回忆：“这四年间，我父奔走南京、湖北、通、沪各处，白天谈论写信筹画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想，翻来覆去，寝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所谓人情冷暖，世态变幻，我父是亲尝而身受了，又是气愤，又怕办不成功所以我父亲最初最大的成功，是完全建筑在坚忍的、勤俭的毅力上边。”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何况他已年近50岁，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创业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后来，他对下属说：“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
　　历经4年艰难，张謇终究把大生纱厂建了起来，可喜的是，纱厂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而同时期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七八家。
　　清朝一共出了114位状元，亲自开办工厂的，除了张謇，还有同治状元陆润痒，只是他热衷的是仕途，仅仅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就重返官场。
　　而张謇，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又开始积极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与实业相比，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
　　张謇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观点，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以教育人才推动实业发展。
　　无论是民办实业还是新式教育，在20世纪初始的中国，都是新鲜事物，如何一一发展起来，没有先例可循。
　　而此后20年，在南通，张謇不仅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成就商业帝国，他还用企业的利润和自己的收入，创办了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和16家慈善组织。
　　张謇一人缔造了一个城南通
　　筹办通州师范学之前，张謇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政府兴办新式学校，他甚至还拟定了兴学的次序和中小学的课程。刘坤一身边的官员极力反对，上书未被采纳。
　　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这反而激发了他自己办学的热情，“乃谋自立师范学校”。
　　虽然科举造就了他，但他却公然提出“废科举，兴学堂”。
　　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从小到老，从读书到做官，埋了头，捧了书，执了笔，只是为了赶考；先关在家里，再关到场里，拿一个人的活气灵气，都斫丧完了”。
　　后来八国联军的枪炮逼得慈禧西逃，这才在反思中开始了一场勉强的“新政”，并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算是给张謇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政策支持。
　　在办学上，张謇绝不盲目、随意，反而思虑缜密。他对周围人说，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首先应办师范学校。
　　张謇戴着小帽，穿着青衣，坐着独轮小车，亲自选择办学地点，最终选了败落的千佛寺，一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寺院。接着对寺庙进行改造和新建，他甚至亲自参与测量、设计绘图。
　　学校开学前一晚，张謇亲自拿着锤子，为每个学生宿舍钉门牌，一直忙到后半夜。
　　1903年4月23日，通州师范学校本科生复试，试题由张謇亲自拟定。当日监考老师中的一位年轻人，日后成为了名震华夏的国学大师，他就是王国维。
　　一位叫陈衡恪的人也来此当了老师，任教4年，教的是博物学科，他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哥哥，后来成了著名画家。
　　从筹办开学，到1907年，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多达18万两白银，三分之二来自大生纱厂的分红，三分之一是张謇、张詧（张謇的三哥）等人的捐款。
　　张謇说“家可毁，师范不可毁”，因此他格外注重师范学校办学经费的可持续，多次董事会会议专门讨论办学经费。
　　1911年，张謇提议，通海垦牧公司的450股作为校产，捐给师范学校。通海垦牧公司由张謇创办于1901年，开垦海边的滩涂，直到1910年才开始盈利。
　　在1903年的赴日考察期间，他还对日本的各类学校进行仔细考察、研究。他到达日本的第一站是长崎，下了船便立即访问私立鹤鸣女子学校，教学内容、师资、学生和经费等各个方面，他都一一询问。
　　此后，他还访问了幼儿园、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工业学校、医学校、染织学校、商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建筑和课业内容，他都详细得问清楚；学生所用桌椅的尺寸，他亲自测量并记录下来；即便是厕所，他也仔细查看。
　　回国后，他几乎将在日本所看和所学，完全复制到了南通。
　　他甚至还专门为师范学校聘请了十多位日籍老师。
　　从日本归来的第二年，张謇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还在出生地海门常乐捐资创办了第一所小学。
　　创办小学时，张謇对施工工人提出了严厉的要求，“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此后遇到台风，周围房屋倒塌，唯独学校的建筑屹立不倒。
　　接下来的几年还出资创办了铁路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等。
　　受张謇影响，他的夫人拿出私房钱捐资办了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他的儿媳妇也捐资办小学。
　　大生纱厂开机后的23年里，获得纯利1161多万两，1907年开机的大生二厂，在此后的15年里，获得纯利500多万两。
　　尤其是1913年到1922年，因为世界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纱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庞大的利润以及张謇的丰厚收入，支撑了南通教育的快速发展。
　　1912年，是张謇的六十大寿。本该值得花巨资隆重地庆祝一番，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能容纳120人。
　　他还约定十年后的七十寿辰再捐赠一所养老院，1922年果然如约，又建造了南通第三养老院。能容纳146人。此期间，张謇创办了南通第二养老院。
　　谈到创办养老院的原因，张謇说，
　　“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大寿过后没多久，张謇又亲自忙着筹建并规划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对于残废院收养的人，张謇规定凡是残废者，不论年龄，不论籍贯住所，均可入院，包办吃饭穿衣。
　　创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盲哑学校，是张謇多年的心愿。
　　1912年，除了筹建数所慈善机构，张謇还一口气筹建了数所学校，包括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
　　从1912年开始，张謇的慈善医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和戒毒所先后创建。
　　有外国人到南通参观后，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醉鬼、流浪者，原因是，一则农工商企业吸收了绝大多数劳动力，二则孩子都有学可上，三则慈善机构收治了老弱病残群体。
　　这些慈善机构的费用，都是张謇和亲人的私财捐赠。用他的话就是，“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去做。”
　　育婴堂建成之时，张謇选择了一个新的捐资办法，即卖字筹钱。当时计划每个季度卖字得500两即可，一年便有2000两的收入，足够收养一百多名婴儿。
　　此后，他还登报启事，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卖字筹钱。
　　1922年，大生集团开始亏损，张謇的分红和收入迅速减少，直接影响了慈善事业，他再次登报卖字筹集善款。原本限定一个月的计划，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24年张謇已是72岁的高龄方才停笔。
　　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张謇公开说，二十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高达150多万两。
　　张謇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在他看来，实业、教育和慈善，三位一体，构成现代地方自治，也构成了“南通模式”。
　　张謇耗费后半生，将南通发展出现代的模样，成绩斐然引来无数瞩目，不少实业家竞相学习模仿，荣德生、卢作孚、穆藕初和范旭东等，后来都学得有模有样。
　　读了几十年的儒家经典，张謇是地地道道的儒者，在他看来，“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钱”。而他的一生，为了教育，为了慈善，散尽家财，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儒者，他对自己的要求甚高，不赌博不喝酒，所好者除了读书写字作诗，就是听京剧。
　　他生活节俭，吃饭以素为主，平时穿布衣布鞋，衣服破了总是打补丁后接着穿。
　　有公司职员后来回忆，张謇跟人说话并不颐指气使，很有礼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他一生脚踏实地做事，当地百姓始终记得他的好，没见过他做过坏事。
　　只是晚年与有“绣神”之称的江南才女、张謇所创女红传习所的所长沈寿传出一件绯闻，一番沸沸扬扬之后，归于平静。
　　1922年，张謇迎来70大寿，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获得最高票数，超过当时还健在的“国父”孙中山。
　　这一年，张孝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孙对张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积攒近30年方达到人生高峰，而之后，则是直线下挫。1922年，纺织市场风云突变，棉贵纱贱，大生纱厂出现亏损。张謇四处融资，却障碍重重，因为之前企业已经债台高筑。
　　大生盈利一直丰厚，雄心勃勃的张謇因此投资创办了数十家各类公司，但多数都没有盈利。
　　企业盈利时，利润大多被股东分红，同时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
　　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惯了，而没有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市场一旦不好，资金链则断裂。
　　张謇最后意识到问题所在时，他已不能两全。
　　七十多岁的张謇奔波了三年多，企业仍没能起死回生，大生纱厂资不抵债，不得不由债权人接管。他被迫退居二线，做了名义上的董事长。
　　胡适评价张謇：
　　“张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去世40年后的一天，他的坟墓被hwb砸开。
　　张謇的孙女张柔武，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当棺木被砸开，她看到祖父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束胎发，一颗尽根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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