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中的“仙山”并非“信而有之”

　　刘玉文
　　
　　东汉班固《西都赋》中“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诗句的唐人注释中：“神岳，即碣石也”，于是有人就把其中“神岳”引申为今昌黎的某某山。
　　笔者认为有值得商榷之处，遂写了短文《班固〈西都赋〉“神岳”浅析》，其中有一段说：班固《西都赋》云：“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扬波涛於碣石，激神岳之嶈。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其中的“唐中”、“太液”都是指汉武帝时，西京长安上林苑中两个水面浩淼的人工湖；“览沧海”、“扬波涛”也是指人工湖的水面波动而言；“瀛洲”、“蓬莱”、“方壶”、“碣石”等，分明是指人工湖中那些象征“仙境、神山”的“假山造景”之类人造景观，以表达汉武帝求仙长生的愿望。与边胡的辽西郡的山水根本无关。赋中的“西都”指的是西汉都城长安（今西安一带），“西都赋”所描写的是“公元前一世纪”西都长安上林苑的风物景色，有人竟会扯到“公元后”二十世纪近八十年代，才“古今碣石为一山”的昌黎碣石的“顶”山头上去再分析《西都赋》中“扬波涛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一句的含义。作者分明是说，在假山“碣石”扬起的波涛，激荡到池中远方其他诸如“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的象征“神岳”等假山上，以显示“唐中池”与“太液池”的水波浩渺，以表现出汉苑“览沧海之汤汤”的浩瀚湖光山色。此处“扬起波涛的碣石”与被它的波涛“激之嶈嶈的神岳”，显然不是同一个主体，“碣石”可能是池中某假山的专指，而“神岳”是对其他“象神山”之属的假山的泛指。如果班固是描写的是：“碣石”自己扬起的波涛，再来激荡“神岳碣石”自己；或者按董先生的解释是“‘扬波涛’于其上的‘碣石’，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激’之可‘嶈嶈’的‘神岳’。”这就犯了“同义反复”的毛病，在读者的印象中就是“唐中、太液池中只有‘神岳碣石’一座孤零零的假山”，这就无法表达出西都汉苑广阔的壮观景色。用洋洋数百言去描写池中茕茕孑立的一个“假山”，凭班固的智商和作赋的初衷，岂能如此这般。笔者没见到唐代吕延济《西都赋》注释原件，但觉得把“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的“碣石”、“神岳”两个不同的主体，注为“神岳，即碣石也”，使之成为同一个主体，显然不妥。因为这不但与所描写的苑林事实不符，而且也有损于《西都赋》的艺术效果。
　　关于唐人吕延济的《文选》注，再随便插一句，《文选》录汉武帝《秋风辞》中有诗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关于“佳人”的指代，后代的学者各有见解。但唐代的吕延济注曰：“佳人，谓群臣也。”说这位风流天子在“兰秀菊芳”与群臣宴饮时，再去“怀群臣不能忘”，而把“佳人”的桂冠戴在“男性公民”的群臣列卿头上，感到别扭，似有不妥，后世多有异议。如果按照董先生的逻辑，说“群臣”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佳人”，可乎？吕延济的注释只是“见仁见智”的一家之言，不可能是千古的绝对权威。
　　有位先生搬出【宋力夫先生的《揭开“碣石魅力”之奥秘》】一文中驳斥道：不管是“唐中”，还是“太液”，都是汉武帝时在西京长安上林苑中仿照渤海景色的开挖或疏理的两个水面浩淼的人工湖；在吟诗作赋时，“览沧海”、“扬波涛”既当指人工湖的水面波动，又当指湖面表现的大海的实际景色；“瀛洲”、“蓬莱”、“方壶”和“碣石”等，并非人工湖中那些象征“仙境”、“神山”的臆想的简单的“‘假山造景’之类人造景观”，而是仿照的现实生活中实地景观设置的。神山“碣石”是笃定有的，汉武帝去那里大张旗鼓求过仙，并非虚拟；“瀛洲”、“蓬莱”、“方壶”，虽然是燕国方士根据海市蜃楼和种种传说编造的“仙境”，但包括秦始皇、汉武帝等在内的秦汉之众是信而有之的，也不认为是虚有的。这样，这些山石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造景物”了，而是据实而设置或仿照的实地景观了。这就与辽西郡独有的山光水色有了密切关系，而不是“根本无关”了。
　　这段文字较长，现归纳几点，并逐一商榷：
　　商榷第一点：董宝瑞先生当然也认为，汉武帝时在西京长安上林苑中的“唐中”、“太液”池是仿照渤海景色的开挖或疏理的。也就就是说，上林苑的人工湖是按照渤海实景，按比例制作的而成“沙盘模型”式的浓缩景观。质疑有二：
　　（一），根据什么史料得知“唐中”、“太液”这两个人工湖是仿照渤海景色开挖的疏理的。与渤海的哪些实际景色相同。
　　（二），当时人们尚不知渤海彼岸在何处，而在西安开挖了两个连通而封闭型的水池子，哪个部位“仿照渤海”，并无何文献记载。
　　商榷第二点：董先生认为，“瀛洲”、“蓬莱”、“方壶”和“碣石”等，并非臆想，是仿照的现实生活中实地景观设置的。
　　质疑有二：
　　（一），“瀛洲”、“蓬莱”、“方壶”等仙山实体，存在于何方？“方士”及其徒子徒孙们既没亲自到达“仙山”拜访，也没在到附近巡游；到底是“仿照”哪里的“现实生活中实地景观”去实地测绘、仿真、布局，然后把图纸交给工匠们施工。
　　（二），既然假山既不是“象征”又不是“臆想”，那肯定有真实玩艺儿了，真正的“仙境”是什么样子的？是董先生亲眼见过，还是汉代挖水池造假山的工匠们见过？那“瀛洲”、“蓬莱”、“方壶”等仙山是什么模样？现在在渤海的什么位置？
　　商榷第三点：董先生们认为，西汉长安上林苑池中的神山“碣石”是笃定有的，汉武帝去那里大张旗鼓求过仙，并非虚拟
　　对此质疑有二：
　　（一）董先生说“神山‘碣石’是笃定有的。。并非虚拟”。董先生是否见过汉武帝上林苑水池中“碣石”的造型？如果不是“虚拟”，那一定是“仿真”，是仿照昌黎碣石造型的吗？汉代工匠是制作了近百座山峰，还是只造了“棒锤山”或“顶”？有“锯齿崖”、“笔架山”、“馒头山”等山头？
　　商榷第四点：先生说：“秦始皇、汉武帝等在内的秦汉之众是信而有之的，也不认为是虚有的。”这点说得最妙！
　　对此质疑有三：
　　（一）池中的“仙山”，到底是“信而有之”，还是“实而有之”。古今之人（包括司马迁等史学家）都认为秦皇汉武是受了“方士”欺骗蛊惑，才“信而”的。若现代人在论及此事时，是应当按照“实而有之”还是按照“信而有之”的原则去论述当年的求不死之药呢。
　　（二）如果按照先生说的“信而有之的，也不认为是虚有的”的逻辑。那佛家子弟对“极乐世界”的存在也是“信而有之”，照此逻辑“也不认为是虚有的”那“极乐世界”、“天堂”就成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了！
　　（三）古籍记载的“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九日”等故事，远古时代许多人“信而有之，也不认为是虚有的。”那今天的国人是否可以向天空、月球提出领土主权主张呢？
　　商榷第五点：先生还说：这样，这些山石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造景物”了，而是据实而设置或仿照的实地景观了。这就与辽西郡独有的山光水色有了密切关系，而不是“根本无关”了。
　　对此质疑有二：
　　（一）西汉长安上林苑中，到底哪些象征性的“仙境、神山”等“人造景物”“是据实而设置或仿照的实地景观”，请董先生略指点一二，举例说明。
　　（二）究竟“这就与辽西郡独有的山光水色有了密切关系”的具体关系在哪里？今昌黎碣石在汉武帝时代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中？与谭其骧的《地图集》看看！
　　既然汉武帝“池中”之物与昌黎山水扯上了关系，为什么地理上没留下“仙迹”地名。后世的州县之名，倒是在秦皇汉武去过的山东烟台“之罘”的西边设置了“蓬莱县”；在今无棣碣石附近的河间置“瀛州”。毫无疑问“瀛州”、“蓬莱”的地域之名源于渤海中虚无缥缈的“仙山”“瀛洲”、“蓬莱”。恰恰就没有“与辽西郡独有的山光水色有了密切关系”。
　　“蓬莱”原是传说海上“仙山”的名字，汉武帝曾在（黄县）丹崖山下筑起一座小城，称之“蓬莱”，蓬莱地名便由此而产生。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设置蓬莱镇，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升蓬莱镇为蓬莱县。
　　“瀛州”乃北魏设置，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置瀛州，辖高阳、河间、章武3郡共18县。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北齐分瀛、冀二州，置沧州，治饶安（今盐山西南千童镇）；瀛州，治河间（即今河间县），辖高阳、章武、河间、浮阳四郡。今天津南部属“瀛州”章武郡，与无棣碣石相邻。
　　董先生不厌其烦地说秦皇汉武登临的是昌黎某山某石，到底登那个地方呢？以下是关于临渝“碣石”的记载
　　汉末文颖在《武帝纪》注曰：“此石著海旁”；
　　东晋郭璞注《山海经》曰碣石“在临渝水中”
　　《水经注》所云：“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
　　《昌黎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认为碣石山仙人台左侧欢喜岭“直南向下，乱石交牙，俗谓之阎王鼻，两山夹峡，翳不见日，长谿路滑，湛湛阴阴。《水经注》言碣石如埇道数十里者，疑即此欤。”
　　清末《畿辅通志》云：“碣石山在（昌黎）县北仙台顶之北云峰寺右，山势穹窿，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高数十丈，围亦如之，相传为天桥柱。人罕能至。”
　　（畿辅通志》卷六十一，昌黎县《山川》条）说是登仙台顶背后的“棒锤山”。棒锤山“其柱石宽有五六米，高达十数丈，有五六层楼高，石色青白，四面陡绝，如刀砍斧劈一般。”看来需要给秦皇汉武架设云梯“高空作业”了，而且登上去却看不见大海，更不用说望祀海上“仙山”了。
　　有他几位学者分析，文颖“著海旁碣石”，郭璞的“临渝水中”碣石，郦道远出没于“海中”的碣石，因为潮汐涨落有时，需舟船侍候，且有危险，所以秦皇汉武不可能登临。所以，谭其骧先生说“碣石山”需要“高大得足供帝王率领着成千上万扈从登上去”。看来五六米见方的“棒锤山”上是容不下“成千上万扈从”。于是人们又说登临的碣石可能是“棒锤山”前的“仙台顶”。但董宝瑞又说“仙台顶的前顶碧云峰陡峭险峻，悬崖直立，无明显道路可攀”“前些年已在西侧山崖凿出通往山顶近百级石磴，被称为‘天阶’。由前顶可直接去后顶，但亦无明显路径，须鼓足勇气小心翻下攀上，涉险前行；否则，当由其东寻径而上。”秦皇汉武时尚未修凿石磴“天阶”，谁做“导游”带路攀登，史书也没记载。
　　说实在的，九州之内的某某山，名之曰“碣石山”，原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有重名的，为了加以区分，不妨在加一个“所在地”定语就可以了。但“《禹贡》碣石”只要一个，具有唯一性特征。最起码，必须与《禹贡》涉及的“治水范围”相关联。
　　原本，《禹贡》中压根就没有涉及到辽西一带的任何山川。董先生自己在《〈山海经〉与〈禹贡〉中的碣石》一文中也说：《禹贡》把大禹治水的传说发展成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假托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董先生自己明明在说“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那“《禹贡》碣石”当然应当在“黄河流域”，怎么竟把辽西的滦河流域的山给扯了进来，而且还弄出大大小小一堆“碣石”，连自己也分不清，道不明。不一而足，还偏偏又跟西安汉武帝上林苑水池中的“假山”套近乎，委实值得商榷。
　　董宝瑞还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山》（原创2006011216：48：59）中引用说：《汉书沟洫志》记“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等等。很明显，“昔大禹治水破碣石”，足以说明“碣石”正当泄洪之路，禹“破碣石”以“导河”，说明“河水”从“碣石”旁边流过，碣石必然与黄河关系密切，怎么就扯到“四荒”之一的孤竹辽西那边去了呢？《禹贡》中并未涉及过孤竹辽西一带的山川。
　　董先生经常“健忘”，有时连自己白纸黑字的作品都记不清了，反过来还怨别人！说穿了，是想囊括古代典籍中所有的“古碣石”来个一锅炒，再与他的“今碣石”进行大锅烩，然后“烩”成所谓的“古今碣石为一山”。因为“无棣人士”不买单，他就从2003年的7月18日一直纠缠到现在还不肯罢休！（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