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误解千年的儒家学说

　　从儒家创立至今，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其对中国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然而，随着儒学的流行，断章取义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因为断章取义而滋生的谬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抱怀疑的态度，认为儒学是败坏和奴役社会的根源。
　　其实，对儒学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明白，若儒家学说传播愚民思想，岂不与孔子所主张的“仁爱”与“教化”相违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乍看这句话，似乎是对愚忠愚孝思想的褒扬，而后由此编排出来的三纲五常以及“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则更是令君权父权达到了极致。然而，熟识儒学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样的思想，与孔子的主张其实是相驳的。
　　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种“从道不从君”的思想，真正读懂的，大概只有孟子。他对齐国国君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便是对君臣父子关系的最好注解。
　　儒家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样的认知里，君臣关系是契约性的，在这种契约的关系下，人们可以说是自由的。孔子所提出的君臣父子，不过是对上下级关系和长幼关系的规范和制约。上行下效，相互尊重才是维持正常秩序的根本。
　　在儒家的学说里，从没有一味服从的思想，相反，儒家是支持臣民反抗暴政的。
　　“父母在，不远游。”在后世的曲解之下，这句话成了禁锢人身自由的帮凶。然而如果你读了原文，一定会感慨，半句话害死人。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果父母健在，作为儿女，确实应该侍亲为孝，然而，如果事出有因，远游也是应该的。
　　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之中，这种断章取义的现象，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更是对于国人思想的禁锢。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禁锢自由如同清王朝的闭关锁国，由此而造成的缺失，是很难补救回来的。
　　在合适的情况下，进行适合的游历，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侍亲以孝，并非是把自己禁锢在父母身边。没有一颗仁孝的心，怎样的陪伴都不能称之为孝，而心有所念的人，自然明白怎样的孝敬才是最好的。
　　说起文人意趣，那一定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若说起君子六艺，你想到的，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在儒家的教义里，君子所修习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文武兼备，才是君子的象征，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
　　然而随着封建思想的盛行，在后世学者的之下，六艺渐渐变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成了文人的象征。
　　文武兼备的君子之风，渐渐成为过去。特别是后世八股取士制度的盛行，更是将学问条框固定了下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昌盛了儒学，却也使得儒者在军事武功方面的修养被彻底摒弃。文风盛行，武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的式微。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语出自西汉成书的《礼记曲礼》。意思是“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底，就将他们排除于礼仪之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然而秦汉以来，这句话的当权者的曲解之下，这句话的意思成了“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程之中，这句讲究人人平等的话却变成了因人论罪的依据。而这层释义，已经与儒家所宣扬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观念相去甚远。
　　事实上，按照周礼，贵族若犯“五刑”大罪，“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因此，即使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也不会逃避惩罚，这实际上是礼教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思想的观点之一，后人评判宋明理学时，多把此句作为宋明理学禁锢了人心自由的证据。其实，“存天理，灭人欲”的概念在《礼记乐记》中就已经出现。而这里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并非后世所理解的泯灭人欲。
　　据《朱子语类》中记载“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可见，在朱熹的眼里，所谓的“人欲”，只是指自然需求之外的欲念。
　　“存天理”是对天理，善念的追寻，而“灭人欲”是指克己省身，修身养性。这句话非但不是对人性的禁锢，反而是要求人保护人性，追寻本心，克制过度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