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恒：1980年我在文物普查中发现北京房山竟存在“十字寺”

　　781年（唐建中二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有汉字1780个，另有数行叙利亚文：碑文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记载着“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碑文明显受到中国道儒两家影响。此碑1625年（明朝天启五年）发现，今存称为碑林的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
　　845年（唐会昌五年），武宗毁佛。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毁佛”之一。景教被波及，二千余教士被逐。该教遂绝迹中原，但在辽、蒙等周边政权中存在。元入主中原，该教回流，与天主教方济会合称“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也里可温蒙语意为“有福缘的人”、“长老”。后逐渐失传。马可波罗游记对此曾有记载。
　　我个人发现“十字寺”是1978年春天，开始研究属于个人爱好。1980年我担任燕山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全所就两人，我带一个临时工）主持燕山地区的文物普查时，才算进入研究阶段。也就是开始了接触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等等外来宗教。
　　目前，我仍然宅在家中。当然是继续研究景教和十字寺的由来。
　　阿罗本主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到达长安（西安）。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唐太宗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隋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高宗时下诏：“于各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
　　唐玄宗天宝四年九月，诏曰：“其东西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置者宜准此。”唐代北京为幽州，推理应设大秦寺。据曹新华先生的《房山十字寺的变迁》一文记述：“唐幽州（辖今房山）的崇圣院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景教徒们来到了崇圣院，不知道是院里的佛教徒皈依了景教还是寺中已无佛教徒缘故，景教徒们占用了这所寺院。他们在院中竖立起一座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的幢，以示与佛教寺院的区别。
　　远离京城长安的幽州还没出现景教教堂。
　　所以，崇圣院变为十字寺，还是在唐武宗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以后的事情。
　　唐武宗846年驾崩，847年宣宗继位，收回先帝成命，重建寺院，景教僧徒乘机恢复，也就是说，十字寺应该是这时改为景教寺院的。后来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景教没有发展起来。在五代及宋时绝迹于中国，而在中亚西亚一带则仍在生存发展。所以，在十二至十三世纪，随着蒙古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国时，在克烈、乃蛮、汪古及回鹘（维吾尔）各部中，有很多都是景教徒。其定宗贵由及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均是景教徒。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中都（今北京）继而入主中华后，中亚西亚景教徒随之而来，所以，十字寺在元朝时候是最为鼎盛时期。
　　《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史》记：“十字寺环境幽雅，地处三盆山麓，在房山县西北六七英里，在北京西南西约四十英里。靠近庙有一条小河，门上横书古刹十字禅林。”1919年7月哈丁先生在《新中国评论》（321页）上第一次报导了这个寺及其基督教寺名。另据《中国基督教年鉴》（12期186页）记：“1931年9月6日，日本人在华北房山县城十八里之山上，发现景教古碑。”当局为了保护文物，同年12月将其中的两块十字石雕运往北京博物院收藏。1936年“文物南迁”时，又运往南京博物院。1997年，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房山区文物保护协会，为全面考证十字传世遗物，派人到南京博物院造访，发现南京博物院展厅中展示着“房山县元代景教十字石雕”一块。石雕共两块，另一块在库房中存放。经查阅《南京博物院珍藏》一书，第78页记载着这两块十字石雕。石雕为汉白玉大理石雕刻，高68。5厘米，宽58。5厘米，厚58厘米，石雕花纹精美，十字清晰。其中一块石雕正面上方为十字，下侧刻有叙利亚文，据专家认定为：“仰望他，寄希望于他”的意思。石雕右侧一面刻一束菊花，左侧一面刻一束冬青草。另一块石雕正面有十字，无叙利亚文，有两颗桃形的心相对望。两块石雕上端均呈凹字。经分析，认定为原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坐北朝南十字寺正殿东南和西北角的两块抱柱基石。（王德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