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设“女闾”开“官妓”之先河

　　我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家妓”，可能还有“巫妓”（巫娼），以后又发展为“宫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至于“家妓”，也许是从夏桀蓄女乐、倡优达3万人开始的，有人把这称为“奴隶娼妓”。以后，此风越刮越盛，上自天子和王侯将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广蓄女奴为乐，并以蓄女奴的多寡作为炫耀权势和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女奴往往都负有呈身与献技的双重使命，供奴隶主淫乐，史书上称她们为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也有称为美人、女乐、倡伎的，我们可以把她们统称为“家妓”。《周礼》上所举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选貌美才长的女子供皇帝淫乐。对皇帝的家妓后世也有称之为“御妓”、“宫妓”的。西周是奴隶制度极盛的社会，蓄女奴之风甚广，所以可以认为“家妓”、“奴隶娼妓”自西周始。
　　以后，这些受奴隶主控制的“家妓”，逐渐演变为“官妓”，即由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服务发展为面向社会、为奴隶主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服务。在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东周策》叙述这件事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就是我国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据历史记载，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齐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第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如《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女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分。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湎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了，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
　　《史记孔子世家》上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个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选了80个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唐乐”，还有30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
　　此外，还有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遂得以保全；越王勾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勾践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就输送了一批妇女到军队“慰劳”，这是管子“女闾”的变相，汉代“营妓”的先声。
　　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都属于“官妓”的性质。以后，随着商业的繁盛、都市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为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指出，在战国时“媵”制（一个女子出嫁，有几个女子相随而嫁的，叫做“媵”，此风起源甚古，在春秋时还盛行。）已消灭，人们不得不另觅纵欲途径，这是娼妓兴盛的“最大原因”。但是，看来这个“最大原因”还是要到经济发展中去寻找。
　　对此，古书多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则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史记货殖传》说：“越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从这个时代开始，娼妓问题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贯穿在中国的整个性文化中，直到今日。现代社会中有些女子，千方百计地以色相勾引男子，为了“奔富厚”，不择老少、不远千里地外出卖淫，和两千多年前《史记货殖传》的那段描写，是何等相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