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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一生


  "我从何处来"应该是个人类学问题,至少属于那个范畴。若以血缘来界定,这个问题不是问题,谁个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爹娘养的,家族根脉繁衍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诘问,我却回答不上来,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越理血脉我越犯糊涂,一大堆无解没法求证,有时眼看着就要找着些蛛丝马迹,又全是孤证当不得真的。且,就是這么一星儿道听途说,还常常被子虚乌有搅得无地自容,又不知道怎么让人家相信我的自圆其说,背负着深深的自卑,心里在骂着自己是个不该出生的人,是个讨债鬼。
  人们常说童年的记忆最单纯真切,童话般美丽,是影响人一生的底色,是这人一生的注解。如果换个角度人们可别忘了,儿童的眼中揉不得杂质,见不得龌龊,一旦被感染上不洁净的物事,那幼小的儿童排解不开的世俗之恶,也是终身的。这种心事纠缠不清的漫游,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十之八九这孩子会长成一颗畸形树,徒有生命又做不得栋梁,多半会挨砍柴刀。
  我曾经是个三姓孩子,三对夫妻都有理由是我的爹娘,我叫过他们"爸爸""妈妈"。我叫得鸟鸣般入耳,声声悠扬如雏鸟的呼唤,却没有撒娇和任性的权利。我全心全意叫着的爸爸妈妈很少应答,他们有时含糊有时不屑有时恨恨然,一声"滚远些"弄得我叫谁都不理直气壮,只好随时准备接受着他们的恶眼睥睨,甚至是讥讽和厌恶。这是早年间的事,锁定了我的一生,对亲情的透视怪怪的,造成性格上的弱点也是多多的。
  我的原初那一对父母将我随意一抛,让我在宕荡中野草一样一岁一枯。我没有资格对父母说长道短,他们是谁我都拿不准,也不敢多问。他们不说总有他们不想说的道理,造出我这个全须全腿的人来这个世上走一遭,我应该感谢他们。曾经读过重庆女作家九丹写的成名作《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发生的地名和时代背景我都经历过。就遭际而言我可比九丹饿得更惨,时间也更长,伤害更重,太委屈了。
  早年,我始终不敢亮家丑,总怕伤着我应该感恩的父母。而今,三对父母走了两对半,高寿的那一位眼耳都不灵便,何况他是他们中最拿我当人看待的,不会在意我的剥皮抽筋话当年。
  我到楚雄半个世纪有余,来探望过我的父母只有一位,带来亲情的温暖也带来许多尴尬,父女间都有羞愧感。
  那是我住在文联街文化大院的1984年。
  父亲是坐飞机来的,48元一张机票把父亲从重庆送到昆明。现在,48元买不来楚雄到昆明的一张单程大客车票。父亲用48元机票在他那群工匠中攒够了面子,受用了很长时间,逢人便两臂平伸来一招飞行状,说平稳快当划得着。
  那时文学很有气场,我们一群文学爱好者白天谈不够晚上接着聊,聊到不知更鼓。父亲是个大厨,在重庆一家三星级酒店当首席厨师。当时的三星级很上档次,楚雄当年还无"星"。父亲烧得一手好菜,见人来就摆"家宴",教人家怎样烹炸卤蒸,还讲些红白案等经验之谈,是个美食家。父亲来楚雄带了大包卤药,搞得一个家终日不灭烧腊味。遇着谈得来的,父亲会送人家一包卤药,让人家带走一身中药味,还有炒卤药用的冰糖。
  我们晚上谈文学父亲当然不懂,才上过一年私塾,记个流水账和菜谱还开天窗哩!父亲很看重女儿的职业,1979年排队买了一册周克芹的长篇小说《徐茂和他的女儿们》当年货寄给我,很让我感动过一阵子。父亲的参与意识极浓。一次来了几位昆明的编者和作者,他烧茶送水很及时,还拿出重庆茶馆幺师抛远程茶壶嘴嘴的架式,很得了些称赞。父亲是经不得表扬的,给几句好听的话让他更来劲,要玩茶艺"苏秦背剑"。我怕沸水伤着人,阻止了他的兴头。后,父亲还是玩了一把"韩信点兵"。写小说的魏孝纯说这细节他要借用,父亲相当满意,笑得一脸的阿弥陀佛,很慈祥。
  父亲那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很舒心。上午买菜煮饭,下午去西山公园搓点小麻将,晚上听我们海聊胡吹,有个咬文嚼字的女儿他很光彩。唯有一件事让他难堪,凡认识我的人都尊称他"黄伯伯",叫的人越多,他心事越重,去西山搓麻将也了无兴致。背了人,我为他排解,说我姓黄,你是我爹,人家叫你黄伯伯没错,千万别解释,越解释闲话越多,外孙女面前也紧口,她们还小。父亲听后不以为然,冲口说出一句他不该说的话,父亲说其实你也不姓……
  客居楚雄,父亲没有一个熟人,总想找点事来打发日子。趁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他把锅底都擦得雪亮,屋子拖得一尘不染,饭菜花样翻新,见天不同。那时家窄,备课的读书的都要争地盘,我就在家对面的柴房写作和睡觉,人陷在一堆杂乱中概无章法。父亲大动干戈,穿个大裤衩汗背心汗流浃背干得极有专业性。他将柴房做了个暗楼归备杂物,暗楼下仅留我的一床一桌,还买来个鞋架当书架用,一下子柴房多了书卷气,鲜亮。父亲说柴房紧靠老棺材(文管所掘来的战国时期文物,没搁置处就放在我的柴房隔壁),阴气太重,怕我压不住,请来道太极图贴在门头当门神。上初中的长女梅影看着新鲜,随手在板门上涂鸦,写了娃娃体三个大字名"仙人洞"。我藏身其间,真有闭关修为的禅意,与我写作不顺时的傻痴痴样子很般配。
  这位父亲,我十岁上就叫过他"爸爸",真正朝夕相处,这还是第一次。日子一久,父亲觉得有些事要给我交待,几次想说又忍。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而且说得言简意赅透辟。父亲说:"你妈若是走在我之前,一点麻烦都不会有;如果你妈走在我之后,你妈的晚年恐怕你得多操心些。"
  这话其实用不着父亲提醒,明摆着的。
  叫我母亲"妈妈"的还有一儿一女,余下的话我不想多说。
  父亲有时也谈谈他和母亲的往事,故事性都很强,符合重庆底层人的叙事手段听来却像掌故。父亲说出来的他的妻子和我知道的我的母亲判若两人,他们俩总有一个是在编织美丽善意的谎言。这种重组的家庭总有些难言之隐,它相当脆弱易破,一不小心带来谁的心里不痛快,轻而易举就失去平衡,将不好收拾残局,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注重和维护当下的安稳,人人小心,哪怕有些虚假也是用心良苦的。其间,对我的折磨最重,随着经历的事多,见识的事深,总有一种冲动的逆反。我是个杂种我也认了,总想讨个明白,杂种也是人。不明不白的杂种白白披了一张人皮,明白的杂种反而有种解脱的轻松,杂种是敢于纵横的:我是杂种我怕谁?
  这对半路夫妻相当合拍。母亲爱美会美善交际,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大大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父亲生活能力极强,无论是卖酱油还是当大厨,在最困难的1961年前后,都让全家人有米有面有油水;工资一律上交,父亲吃饭是不花钱的。据说,因出身好单位信任,让他当厨房总管住保管室,每夜"取食"一听无骨鸡肉罐头和一瓶啤酒,吃得紅光满面白净滑溜,实实在在填满了母亲的好胜心。夫妻俩还很会精神享受和保养,看电影跳交际舞吃高档餐厅一概不带子女,口气相当一致:你们还小,有的是享受的时候。弄得我一生无口福。小时候敬老,成家后顾小,到两头责任都尽到之后,接受惯了清汤寡水的胃排斥高档,消受不了高等食材,失缺了的口福享受再也无法弥补,痛哉!惜哉!
  他们两人教子的方式也与众不同,没有说教开导人之初,一律用竹片片,口气也相当一致:不打不成人,黄荆棍儿出好人。打出寒门三个子女中两个大学生,在我们那条街绝无仅有。特点出在打法上,各打各的子女,不搞"混合双打",一碗水端得平,我们都无怨尤。特别是弟弟刘朝真,一见父亲回家休假,头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这次挨打的由头。父亲其实不需要由头,想抽你一顿就是由头,或者说他想摆弄一个父亲的威慑力,也算由头。
  写作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编辑,白天得坐班。见我熬夜写作父亲也心疼,他轻轻走来风都不带一丝,夜里常来柴房窗口看我煮字疗饥,见我一副愁苦状他看不下去。父亲问我一篇文章得多少钱,我说按字数算,一千字4元钱(当时的稿费标准)。父亲说那就别写了,熬夜伤人,写来写去你头发稀疏面色寡白,会写出病来的;写来写去那几块几毛不值得,钱不够用我为你找出路。
  父亲做过市场调查,当时楚雄还没有专门卖卤菜的摊。父亲的卤菜水平,在重庆的美食大赛中拿过奖,相当老到。父亲是在打我那污水通道的主意,那通道口临街,在我家墙下今日的姐妹小吃店处。父亲说在那儿摆个摊卖卤菜,只要一天卖得出去两个卤猪头,我这一家子的开销全有,还能落下自家的荤菜。
  我当然不会答应。
  父亲冒出来的脱贫打算让我落泪。亲生的又怎样?继女又怎样?能这样为我安排日子,亲生的也不过如此。父亲对我的好,我领受多了。他没打过我骂过我,还在1960年给我买过一把龙头二胡;用猪油渣为我炒一罐豆豉够我半学期小菜;横拉顺扯为我讲读《孟子见梁惠王》;经常让我陪他喝酒摆龙门阵;对待我来家的同学比对我都亲,好吃好在好打发,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的同学多是小集镇来的半个乡下人,寒暑假一住下就不走我都有点绷不住,父亲却乐哈哈认下几个"干女"。我的弟妹刘朝真和刘朝玉,见着父亲就躲,从不敢把同学往家里带。相比之下,我应该感谢他。最令我终身难忘是一张"床"。16平方米的一间屋子,要为我置一"闺阁",太难了。父亲用肥皂箱在窗下搭个凉板,窗靠长江一边,如是的江景房太有动感。江上船只呈飘举之势妙趣无穷,一时不知是水拖着舟走还是舟拖着水走,纤浓简古都美在眼前,意在方外,很培养我些审美意识。父亲的亲生女儿和亲生儿子是没有"专宠"的。小妹跟母亲睡,父亲一月才回来休假一天,那一天小妹与我合铺同被。父亲在他们的大床前扯块帘子,两个大人,睡觉就睡觉不敢弄出声响,隔帘还有一双未成年的女儿,放不得手脚的。弟弟朝真被赶去一站路之外的外婆家一住三年,很吃了些苦头。
  按理,我应该由衷叫父亲几声"爸爸"。
  敏感的逆反,来自于我始终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来自于关于父亲的一件事一句话。那件事在我们当年住的河街影响极坏,是关于父亲与他的前妻的。弟弟刘朝真小时候,夜里偷偷看过多次他的父亲揪住他的母亲的头往床头上砸,仿佛怪她干嘛不死。弟弟的生母死在水站自来水龙头上,那时,父亲正与我的母亲在王家茶馆喝茶听评书,是弟弟去把父亲叫回来收尸的。丢下妻儿不顾自己去快活,道德底线都不顾,这人的品格令我生疑。那句话错不在父亲,莫来由他说我姓"陈",让我无地自容,似乎我姓黄也不应该,至少不理直气壮,还是有些让人生疑。
  母亲的谎言多了,此仅其中之一,我姓陈又不知出自何故。曾经有人叫我陈小平,曾经有位叫陈克平的国民党军官劳改释放后,来认前妻和女儿,闹得满街的闲言碎语,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别人怎么说我都可以无所谓,已经在一家子处了几十年的父亲这样讲,是羞辱我还是可怜我?
  母亲的谎言,让我的身世越来越复杂,要解开我的心结,只有我母亲自己,但愿母亲能给我一句真话。人的悲哀多种多样,只要淡然处之那悲哀可转换为动力,超然成一种姿态,唯有身世的真伪,超然不了。我多年来都想在母亲口中问个来由,次次话到口边又都没勇气启齿,我也心疼母亲的,撕开旧伤疤总会流血的,那时候我能做到真心实意为母亲疗伤吗?直到长女上大学那一年,我带女儿回重庆探亲,决定再难为情,我也要了结这桩心事。这位母亲,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生母,至于父亲是谁,只有母亲能确定。
  母亲从来与我有些生分,开始接纳我处于无奈,我的突然出现让她措手不及。我来云南经年,母亲没来看过我,托辞是"晕车"。我次次探亲,母亲都把我当客人对待,好吃好喝客客气气;我也极尽孝道,从参加工作那天起,直到母亲去世,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资按时寄到母亲手上。我们之间有意无意都以责任为纽带而不是以亲情为纽带,少了一根脐带就少了母女连心。
  那一天我买了两张川剧票,邀母亲去灯泡厂看折子戏,戏码是《三祭江》《清风亭》《遊庵》,都是母亲百看不厌还会哼几句的。选择走杀牛弯这条小路过街,我的内心有点儿不地道,甚至可以说龌龊,杀牛弯是个血腥气十足的凶煞地,显然会给人压力。一路上母亲都在跟人打招呼:这是我女儿。得来的回应极热情:你们两娘母好亲热的哟!眼看母亲又要回避我,我怕失去最后的机会。母亲已过六望七,又有高血压心脏病,一旦舍我而去我问谁去?我们都是成熟女性,不会再发生没理性的乱吼乱叫,我想她会对我讲真话了,推心置腹地对母亲说:"妈妈你该告诉我,谁是我的亲生爹,即便我是私生子,我也做好接受事实的准备。乱哄哄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懂;一个大活人不知自己的身世,诸多痛苦与不堪,我想妈妈你也懂。想知道自己是谁,这是我的权利,望妈妈成全。"
  我问这句话不光源于父亲说我姓陈,常有母亲当年的姐妹来家,见到我时,一把拉住我说我像谁谁谁,他们分别姓陈、曹、赵、李、并没一人说我姓黄。
  重庆的夏天哪怕是傍晚,仍是火炉一统,我见母亲打了个冷战泪如泉涌。母亲是戴眼镜的,老花还是近视我从来没弄清楚过。母亲一向注重仪表,见她的眼镜被泪水模糊,我用丝质兰花手绢替她揩干净再戴上。母亲说了一声"谢谢",又一下子把我打进死胡同,这像妈妈对女儿应有的姿态吗?我多么希望她打我两耳光而不是"谢谢"。这时,我们像两个演对手戏的蹩脚演员,分寸火候都没掌握好,一下子穿了帮。
  母亲说她用文字答复我。
  母亲是有文化的,读到初中二年级,还是教会学校,在她那个年代算小知识女性。
  川剧是看不成了,默默无言往回走,母亲突然又冒出一句:"我的痛苦谁知道?"这也是她留给我的文字答复,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遗言。那次探亲不久,母亲谢世时并没留下一言半语。
  母亲谢世,我没能为她接气,为母亲张罗后事的人却很多。
  母亲死得太干净了。那一天我清清楚楚记得是农历七月十七,我在大姚铜矿公干,夜晚冷汗淋淋寒毛倒竖中,我听到一声如是母亲平时的喘息,还有轻轻的脚步声,我的床前有个人影像是母亲。仅一瞬间,那影子不见了,吓得我倒抽了几口冷气。这预兆极为明显,我想到一年前难堪的分别,是不是我把母亲逼得太紧,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连夜赶回楚雄,加急电报在手,我拔腿就走。我赶到家,母亲已经停灵三天,等的就是我。
  母亲死得无牵无挂,人们都说这是人生最好的了结。当晚打麻将,母亲还赢了几个小钱。晚十点发觉心闷,说回家去躺一会,还嘱父亲这一圈打完了回来热点鸭子汤给她喝。更鼓交替那个时辰,母亲走了,要了母亲命的恶手是脑溢血。停灵的梧桐树下,摆满花圈祭幛,规格不低:街道办事处、街道派出所、重庆市皮鞋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会……来送母亲远行的人中,五行八作,最难得的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几位知识分子。人们把母亲的丧事当喜丧来办,没让我们家人操心。母亲的继子刘朝真弟弟不断地在灵前添香烧纸,弟媳唐联秀哭丧得很动情,看来母亲在他们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之间是有真情实感的。弟弟的孩子刘序不大瞧得起我这远道归来的大姑妈,说我像个农民,叫我一声也勉强。父亲的徒弟们办的流水席上有海参,四张麻将桌和川剧围鼓通宵达旦,一幢饮食公司宿舍楼家家洞开,准备着送行的人们困倦了去躺下打个盹,看来母亲人缘不错。
  我叫了一声"妈",倒下去,昏过去……
  母親不是重庆人,重庆人统称他们那一群体叫"下江人",抗日战争时期,从长江逆流而来陪都重庆避难的,三峡以下的人。这个群集庞大而繁杂,官人商人难民的瞬间身份转换,没有规律可循,提示性的折影,是炮火在折腾和流离失所在摆布和捉弄生灵,任何一个场景都让人触目惊心。对那场侵略战争,控诉的鞭笞有史有文有艺术,一律血肉横飞没有一种不让人怒发冲冠。我的外婆(也不是亲的)告诉我,母亲一家遭了炮弹,只剩下母亲外婆和后来的外公。他们三个人的身份相当不合理,也经不起推究。外婆是母亲的奶娘,我就从来没听到她谈起过自己的亲生子女,没生育哪来的奶去养别人家的孩子?外公是母亲家的看门人,直到这位外公去世,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外婆大外公八岁,外公当时还是个大龄伙子,将就了一个大胖媳妇(外婆是个大胖子,身子有两个外公粗),又捡得个闺女我的母亲。外婆说我的母亲是她东家的七小姐,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家境殷实称得上大户人家。我后来从一鳞半爪中得到的关于母亲的种种由头,都与外婆说的相佐。
  不到十岁那年,我偶然得到张黑白照片,是在重庆上补习学校的一位相识的大姐姐转交给我的。那事大姐姐做得像地下工作一般有些接头性的暗探性,话不分明,只说此人是她们补习学校的一位勤杂工,托她打听一家熟人。照片的背后有地址和姓名,都是那位勤杂女工的,勤杂女工要找的熟人是不是我家,大姐姐也拿不准,只有我们一家是这一带的外来户,交给了我她好回去交差。我将这张照片拿去找爷爷辨认,爷爷仔细看认真审,回答却含糊其辞,推脱说老眼昏花认不出此人是谁。
  这张黑白照片上的女人跟我有没有瓜葛,我的智商达不到判断年龄,莫名其妙揣在身上,让这位陌生女人与我相处了些日子。
  母亲的形象在我头脑中形不成整体,残缺的部分我不能虚构,有一点却是不变的基调。她小巧玲珑旗袍四季常新,高跟鞋锃亮,短发飒爽,身份百变中带出些民国女子范。言谈举止有时也高贵,却也总掩不住一丝丝风尘感,话语和生活习性带点海派味,从上海来的许是不假。至于身份的可疑,我很长时间分不出真假,连她是不是我的娘都存疑,弄懂了我不叫她妈妈又去叫谁是娘?在我心目中母亲不像是个良家妇女,我与母亲间的嫌隙由此而生,很像一场心理持久战,我损人不利己,对母亲的伤害很大。瞒和骗中常用谎言去填补和修复谎言,双方都很累。
  母亲的遗容很安详,略带微笑的闭口闭眼,留给我的全是解脱感。
  母亲曾经是舞女、太太、外室,她到死都不愿向我说明我的出处,可能与几种都不太光彩的身份有关。如果再往深处想,连她自己都拿不准我的出处,这种难堪不用谎言去麻痹搪塞,当时那种时代,她活不成或者活不耐烦,我也活不了。
  如果说母亲不爱我,也有悖良心。她没养过我却收留了我,还给我一个城市青年身份,让我的人生有了工作的可能,在我远走云南这件事上,大大张罗了一番。我的行李,在同批218人中最齐备,一般生活用品之外,有皮箱毛毯毛衣毛裤呢大衣,母亲倾其所有在做弥补,可惜晚了。打发我离家三千里,母亲似乎松了口气,面有喜色,逢人就夸我思想进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炼红心。在抬高我的同时,也抬高了她自己。
  那时母亲已在居委会管点小事,虽属于"编外",还是算头面人物。有自家女儿响应号召,不在城里赖着不走,动员起其他人家子女上山下乡,有了现身说法,口气会硬一点,大一些。要知道,我们那批人,很让国家头疼,留在城里尽惹是生非,民间叫我们"孽障"或者别的什么,有些贬义,都不怎么顺耳。
  母亲的持家态度可圈可点,有些担当。往前我说不明白,捡1958年往后说。
  那时,我家住在菜元坝河街,临长江水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和各种物资转运站。一个煤栈公司很有规模,天天有大货车拉煤不歇,掉下许多煤渣。母亲和所有河街的妇女一样,车一过就去扫煤渣自制煤团,圆个圆个的黑煤球汤圆似的,很有火力,省下一笔燃料钱。我们家那时穷途潦倒,母亲卖过酱油;维持艰难的生计,母亲一次又一次去卖血,曾经使我感动。母亲衣裳的鲜丽和高跟鞋的光泽,并不因家境降低标准,这又让我不好理解和接受。
  大跃进如火如荼之际,几个打裱布卖的老妇女和小妇女,追赶跃进潮流兴办工业,办起了布板厂,销路极好效益不错,吸引了大批家庭妇女,母亲就是他们中一员得力人。酸浆糊味破布味很刺鼻孔,厂址也只是几间竹片夹的篾笆房,背负厂牌的那一面衬了块木板板,这厂的牌子就有了硬度。母亲干得极欢,自己大干快上不算,鼓劲加油如是部队拉歌鼓舞士气,不值钱的奖状出自居委会,级别不高母亲也看重,全部拿来高高挂起。母亲鲜亮的衣著,外套件长甩甩的毛蓝布罩衫,爬高上低往墙上贴打好的裱布,手脚比别人快,出活也比别人好,怪不好理解的是,高跟鞋并不影响她踩高跷,了得。这种放下身价的行当,母亲干得有板有眼有乐趣和奔头,终于从车间主任走上民办干部行列。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步,母亲看得很重,几乎没有固定工资的居委会主任,她从菜元坝干到沙坪坝,一干30余年。母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不厌琐细碎微,保持永远的古道热肠,克己无贪公正。
  重庆的居委会主任,人稱是校场坝的"土地爷"管得宽,从菜元坝的平民区搬来沙坪坝之后,又续任居委会主任,荣誉感和责任心直线上升,担子也重。她"执政"的范围不光是街道居民,凡辖区内的机关、学校、工厂、市场都得管,一个公文包把她送上街道干部行列,永不疲惫地解决家长里短,留在白鹤岭上的脚印,比马蹄印还深。万众人口的辖区,被母亲治理成重庆市的模范治安区,最后的那块光荣匾,是母亲去世后才送到的,崔永秋三个大字上了金粉,光彩照人。
  居委会主任能管参军招工等事,权力很实在,敬重她的人很多。母亲是这一辖区三代人口中的"崔阿姨",却不大像我们的娘亲。家中常有婴儿啼哭声,有困难的双职工都可以放心把孩子寄来我家喘喘气。母亲把自家的钥匙挂在身上,邻居的钥匙挂满一墙,地下还有一排暖水瓶,谁来取都可以,像个做公益事业的善人。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理她是有力量调我们回重庆的,她总用大道理阻止弟妹们渴望的眼神,这道缝被她关死了。反之,建工学院有位学位极高的知识分子膝下荒凉,求在母亲门下想想办法,意思是让农村的晚辈进城一个来照顾他们夫妻。那时的城市户口卡得很严,城乡差别也大,母亲不讲政策又利用政策,调动多年来街道干部的全部智慧和人情,使尽浑身解数,弄来那位知识分子一个家住农村的远房亲戚落户我家,成了我的小表妹她的表侄女,还安排了一份不算太坏的工作。
  知识分子感恩戴德,重孝在身是我母亲灵前的大孝子;母亲为其解决过实际困难的邻里,是母亲的送行人。
  那几天气候反常,七月流火天一下子冷如初冬,人们披上了大衣。天渐放明,细细的冷雨扯也扯不断。一时悲声大放,旧风俗中的哭灵,新习俗中的悼念在打发母亲启程。重庆城坡坎多,楼高路不平,众人的手把母亲举得高高。母亲顺着走惯的长坡慢慢上到白鹤岭端,驾鹤而去。
  母亲是我的娘,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众人的居委会主任,这是她自己选择的人生,归宿的美丽我这一生求不来。为人母,她多有不周全处;为人谋,她用尽平生心力。她母性的天空包容性过于大,戾气、豪气、犟气、不服气塑造着我的娘,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希望多年想求的解,已经绝望,糊涂一生看来是我的宿命,不甘!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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