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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岁月


  过了花甲,终于退休了。像高速运转的机器,放慢了档速;像负载前行的骡马,卸下了重驮。一时间,全身心地放松了。
  牛一进圈,就要不停的反刍;人一闲下来,总会不断地回忆过去。老年人都爱回忆,这话是真的。就连做梦都是越远的梦得越多、越清晰。
  有人说,有生命就会有回忆。值得回忆的总是刻骨铭心的难忘,曾经的感动。
  回忆是一壶茶,一壶用情感的沸水冲沏的绿茶:翻滚、起伏,然后冷却、沉静,像起起落落、有喜有悲的人生。
  回忆是一坛酒,蕴涵着人生的酸甜苦辣,陈放的时间越长,品味起来越浓烈、越芳香。
  回忆是一炷香,漫不经心地点燃,那袅娜飘渺的青烟,似渐渐远去的年华。
  回忆是一帧照片,寂然凝望,虽青春不再,往事已苍老,却是沧桑岁月的永久见证。
  人与人的交往,情与情的沟通,织成一幅精彩人生。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多的人和事,都成了回忆。夜深人静,重拾起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曾经的景,或美好或忧伤,带着无尽的感慨和留恋,涌上心头。
  拥有回忆,人生才得以丰润,岁月才满溢诗情。于是乎,便任凭思绪的小舟在回忆的海洋中荡漾,从中撷取朵朵浪花,編织成一篇篇文章,从而使那些远逝的往事得以再现,使一桩桩难忘的记忆定格下来。这不仅能使自己晚年生活更充实、更精彩,如能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对子孙后代些许也是有益处的。
  这便是写这组文章的目的。
  童年印象
  当代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过:"童年是真中的梦,是梦中的真。"
  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有趣的事,常常把我带入美好的回忆中。罗曼·罗兰说:"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容貌,宛如谐音悠悠的旋律,不时萦回在你的心头。而在那往昔的经历中,纵有各邑大川,梦中风光,纵有恋人倩影,却怎么也比不上童年漫步时留在幼小心灵那深深的回忆。"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
  我的老家——塔山村位于姚安坝子南端,地处山丘与平坝的结合部,距县城约三公里。村落所依之山,系笔架山山脉的一支,地势平缓,型似卧龙。因村后山上有一古塔遗址,故取名塔山村。
  留得记忆大约是五六岁时,即1953年以后了。当时的农村,刚刚进行了土地改革。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劳作维系着一家人简单的生活。
  娃娃自然不懂大人的艰辛,只知道饿了吃,困了睡,总想偷着空儿出去找小伙伴玩耍。那时候,能出门去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家是单家独户,房子四周树木环绕、荆棘丛生,不时还有狼出没。加之,我是奶奶唯一的大孙子,像她掌上明珠一样呵护着我,从不让我独自出门。
  出门玩耍的最好时机,要算秋收时节的傍晚。这时,离家不远打谷场上,大人们在忙碌着收晒粮食,娃娃们三五成群地尽情嬉闹。
  山村的秋天是最美的。秋风送爽,瓜果飘香。蓝天白云下,一群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在空中盘旋,"咿-喔、咿-喔"的叫鸣声此起彼伏,好听极了!
  可惜,以后大雁越来越少,到了六十年代,随着"大坝海"不再蓄水后,家乡的上空再也看不到高飞的大雁。李白诗中"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情景,只有在童年的记忆中去找寻了。
  夜幕降临,月光笼罩的时候,打谷场成了娃娃们欢闹的乐园。十几、二十几个娃娃,聚集在村子中间被称之为"大磨石"的场地上。有的在玩"老鹰叼小鸡",有的在跳"小牛长高",有的钻进稻草堆里"躲猫猫";笑语一片,欢声一片,开心一片。
  盛夏雨季,是农村孩子们非常向往的。
  "小满"、"芒种"一过,山是绿的,田是绿的。石榴花开了,桑葚果熟了。小狗在树荫下酣睡,小鸡在草地上觅食,鸭子在河塘里戏水。
  一场大雨,把村里村外洗得干干净净。水塘里的蝈蝈、稻田里的青蛙,像比赛似的扯着嗓子叫个不停。
  雨停后,小伙伴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玩水"。所谓玩水,就是在房前的小沟里用泥土打一座小坝,将山上流下的水关起来;然后,用瓜叶杆做水管,再用麦秆做成风车一样的"水碾", 经瓜叶杆流出的水一冲,"水碾"就转起来了,这叫"碾米"。或者,用竹筒做成"水枪",吸满水相互喷射。
  这时,夏收作物上场了,出来玩耍时,衣袋里常常偷偷地装上一些"麦粑粑"、"炒蚕豆",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你给我一块粑粑,我给你一把蚕豆,玩着、吃着、笑着、闹着,等到大人呼唤,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农村的冬天也是很有韵味的。立冬过后,冰霜盖地,水冷草枯。忙完地里农活的大人们并没有松闲下来。他们一早就要冒着凛冽的寒风,上山砍烧柴、割茅草、摞叶子。晚上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去"推磨"、"舂碓"。
  说起"推磨"、"舂碓",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已经不知道是回什么事了。可是,千百年来,石磨和石碓却是广大农村用以加工粮食的唯一而古老的工具。那年代,连电都不知是何物的农民,哪见过什么碾米机磨面机。难怪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话:"人到三口,舂碓不离手。"
  三五户人家就有一台石磨,我家屋檐下就有一台。全家一年所需的几百斤小麦、蚕豆、豌豆,就靠我姑妈和母亲在这台石磨上磨出来。特别是姑妈,她承担了我家磨面的主要任务。她常常是晚饭后就去推磨,一推就是几个小时。多少次,夜深人静,我一觉醒来,还听到"呼隆—呼隆"的磨面声。年复一年,姑妈不知踏破了多少双鞋,流了多少汗。后来每想到此,"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触便油然而生。
  进入冬季,石碓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傍晚,家家户户都会轮流将稻谷搬到"碓盘"上(舂碓的地方),全家出动,将稻谷舂成大米。从黄昏直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空咚、板当,空咚、板当……"的舂碓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回荡在人们的耳畔。这声音时紧时慢,既单调深沉,又悦耳耐听,简直成了催眠曲。多少个夜晚,我就是伴随着这舂碓声进入梦乡的。
  六十年代末,家乡通了电,陆续有了碾米机、磨面机,就再也用不着用石磨石碓碾米磨面了。虽然石磨和石碓已经进了"农村博物馆",但这古老粗犷的舂碓声,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成了久久不能忘怀的"绝响"。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杜甫:《小至》)
  家乡人都把冬至节叫做"过冬",把度春节叫做"过年"。
  "过冬"之后,孩子们就急切地盼望着"过年"了。
  对于娃娃来说,过年就能吃上肉,穿上新衣服,还可以得到压岁钱。因为,在农村,好吃的东西要留着过年吃,好一点的衣服要省到过年穿。
  年前几天,大人们忙着浆洗衣被,打扫卫生,扯松毛,舂粑粑(即饵块),殷实一些的人家还要杀猪宰羊、添置新衣,把辞旧迎新的气氛营造得浓浓的。
  大年三十,堂屋里铺着的青松毛,散发出淡淡幽香;靠墙的桌子上,摆着米花糖做成的"糖狮子"、"弥勒佛"、"元宝"。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松毛地上,吃着香喷喷的腊肉,喝着甜滋滋的米酒,其乐融融,醉也融融。此情此景,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甜美。
  过年,是农村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终于可以好好休闲几天了。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到处都是走亲串戚、上坟扫墓、赶庙会、耍龙、跳花灯的人。
  说起跳花灯,塔山村还是姚安小有名气的"花灯窝子",不少青年人中年人都会跳。每年春节期间,十多二十人组合起来,排练几个晚上,就可以在村子里和临近的村演出了。花灯调基本是固定的,如"采花调"、"莲花落"、"金纽丝""倒扳浆",至今还在传唱;内容大多也是传统的,如"开财门"、"三访亲"、"探干妹"、"李海朝山",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小时候,每年正月,妈妈都要带我回外婆家住几天。记得外婆做的"炖鸡蛋"、"骨头生"、"蒸豆豉"最好吃了,回来时,都要让我带上一些。
  外婆家在清河乡孙家坝,离我家有四五里地。去外婆家,要渡过一条小河,穿过一片田野。
  初春的景色是迷人的:河堤上的柳树吐出了嫩芽,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油菜花,白生生的蚕豆花,粉嘟嘟的豌豆花,把整个大地装点得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燕子在衔泥做窝,蜜蜂在花间采蜜,鸽子在空中飞,鱼儿在水中游,小马在路上跑……啊!好一派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田园风光。
  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感动,后来才慢慢体会到,这是大自然带给人们的纯真之美,是时光老人赐给娃娃们的童趣之乐。我多么喜欢这种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味道!
  许多年后,这情景像画面一样定格在我心灵深处,美丽而温馨。我不时地去重温,去感受,牵动着对童年的深深眷恋。
  小学记忆
  我是1955年9月初上学的。当时虽然已满7岁,但长得瘦小,比大我一岁的表姐还矮了半个头。
  小学校在仁和乡(当时称区)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小山冈上,解放前称文峰小学。
  学校前面,是一片良田,贯穿其中的蜻蛉河,曲曲弯弯,蜿蜒北去。河堤上垂柳依依,白杨挺拔。学校四周的山坡上绿树成荫,房前、路旁的菊花、鸡冠花绽放出大红的、粉红的、黄的、白的花朵,娇艳欲滴。
  开学了,我跟随表姐一起去报名。一到学校,就被这里的景色吸引住了。可报名时老师嫌我小,好说歹说就是不肯收,这可把我急坏了。但我不灰心,接连三天跟随表姐和村里已报上名的小伙伴去找老师求情。也许是被我的执着所感动,第四天,周老师才收下了我,我终于跨进了学校的门槛。
  上学了,如出巢的小鸟,在天空中飞翔,开始用自己的小嘴去捕捉所需的食物;似入水的鱼儿,在河湖中游移,不停地吸吮着水中的营养。
  入学后,才从老师那里,从书本上,听到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心灵的窗户一经打开,我才发现大千世界是多么的精彩!
  我牢牢记得,语文的第一课——《上学》,只有一句话:"开学了,我们背着书包上学去。"第二课《同学》,也是一句话:"同学,学校里同学很多。"
  最难忘的课文是《天安门》,印象最深的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浆》,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1953年出版、由著名作家袁鹰写的《丁丁游历北京城》。
  当读到"红墙黄瓦齐发亮,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毛主席像挂在中央"时,谁不为之惊喜,谁不为之向往;当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红领巾迎着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的歌声,谁不为之动容,谁不为之吸引。
  那时,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能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在白海公园划划小船,该多好啊!
  过去,把小学一二三年级称为初小,四五六年级称为高小。这种划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对我来说,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学习环境。
  读初小时,尽管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非常低下,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甘愿起早贪黑地去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即使广种薄收,多数人家也能吃饱肚子。
  那几年,我家的光景還算不错,除了盘田种地外,还饲养着猪鸡牛马。一天两顿饭是不成问题的,逢年过节,或有亲戚到来,或请工做活的时候,还能吃上肉。我又是我们家唯一的读书娃娃,大人们总把好吃的东西让给我。
  衣食无忧的我,求知欲望很强,读书的兴趣很浓。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我都去上学,从不旷课。在课堂上,专心听讲,不懂就问,孜孜好学,成绩一直非常好,很讨老师喜欢,二年级当上了班主席,三年级加入了少先队。
  可是,好景不长。
  1958年夏季以后,如火如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至,彻底改变了农村的一切。当然,也改变了原本清淡平静的小学生活。
  实行人民公社后,土地、牲畜、山林全部入了社,不久,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收归集体。接着,又将铜壶铁锅交去炼铜炼铁,家家户户四壁空空,一贫如洗。
  那些年,农村实行极"左"政策,不准种菜、养猪、养鸡,不准各家开伙做饭(也根本就没有粮食蔬菜和炊具);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整个农村陷入了极度艰难的时期。
  后来才知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使中国雪上加霜。内忧添外患,天灾加人祸,把中华大地折腾得遍体鳞伤,满目萧条。连毛主席都几个月不吃肉,周总理请部长、科学家吃几个水饺,都要收粮票,更何况几亿平民百姓。
  那时,常常是吃了上顿就盼着吃下顿,不到开饭时间,伙食堂门口就挤满了人。食堂门开了,大家蜂拥而入,争相领取分给各户的饭菜。第一年,还能吃到掺着杂粮的米饭或馒头,——当然是定量的:每天大人一市斤,娃娃四至六两。
  就连这样半饥半饱的生活也难以为继,1959年下半年以后,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我家在伙食堂吃饭的六口人,一顿只分得半瓦盆包谷面糊糊,一人舀一碗,瓦盆就底朝天了。
  求生的本能,驱使人们上山采野果,下地找野菜,凡是能吃的,都找来充饥。蚕豆叶、黄花草、仙人掌,豆橡子、蕨枝根、罗汉松根都吃遍了。那时,能吃上一块糠粑粑,比现在吃黄金大饼还要香。
  蚕豆结荚时,成了饱口福的好时机。放学回家的路上,饥肠辘辘的我们,趁人不备,跳进豆田里,扯上几把青豆角就吃;见人来了,拔腿就跑。
  经过严寒才知道太阳的温暖,捱过饥荒方懂得粮食的珍贵。三年的煎熬,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饥不择食,悟出了"什么最好吃?饥饿最好吃"的道理。
  就在最困难的五六年级时,我与同班同学王凡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王凡的家在离学校不远的文峰塔山脚下,村前是条小河,村后山坡上有一片果树。他经常带我去摘梨子,去捉鱼。夏末秋初,梨子还未成熟,早已成为又饥又馋的人们偷摘的对象。
  王凡是个捉鱼的好手,每次下河,都不会空手而归。放学后,我经常跟他去捉鱼。他脱去长裤,下到河里,用篾撮箕捞,或徒手去捉。我在河边为他拿着衣服,提着抓到的鱼。个把小时功夫,多则十几条,少则五六条小鱼就到手了。鱼拿回家后,用水一煮,放点盐,就可以美滋滋地吃上一顿。
  那时,王凡的父亲是他们村伙食堂的炊事员,不时地会省下一个馒头给他,他又悄悄地把馒头送给我。饿得清口水直流的时候,能吃上一个馒头,是多大的幸运啊!
  患难之交显真情。我和王凡的这份友谊,一直珍藏至今。
  1958至1960年,既是艰难困苦的岁月,也是近似疯狂的年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响彻云霄;"五年超英,十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甚嚣尘上。
  那年月,无论工人农民,一面饿肚子,一面还要"大跃进"。农村青壮年很多被抽调去"大战钢铁"去了,留下老弱病残与泥土打交道,正如彭德怀所说:"青壮炼铁去,种禾童与姑"。
  农村劳动力缺乏,就打起了高年级小学生的主意。面黃肌瘦的娃娃,本来还不到干农活的年纪,为了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便大大增加了劳动时间。
  到了五年级,就是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农忙季节,干脆不上课了,以班为单位,老师带我们到生产队劳动,吃住都在村里,收包谷、送肥料、挖草煤……好几个村子,都留下了我们稚嫩的足迹。
  说起劳动,最苦的就是上夜班了。为了应付上级,免遭挨批判、"插白旗",农忙时,生产队还要叫社员披星戴月地到田里干活,十二三岁的娃娃也不能幸免,报酬是上夜班的人,每人可以分得一碗菜稀饭。为了能吃上一碗菜稀饭,不得不摸黑在田里苦熬两几个小时。
  尽管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我渴求知识、喜爱读书的兴趣始终不减。除了认真学好课本知识外,还千方百计找课外书读。
  那时一个小学校只有十几本课外书,我还是读到了两本。一本是《高玉宝》,一本是《红旗飘飘》。
  因为家里贫穷上不起学的高玉宝, 一边替地主放猪,一边在教室外听老师讲课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红旗飘飘》,则让我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是何等的艰苦卓绝,懂得了新中国是那样来之不易。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桂冠诗人"德莱顿说过:"因为我们受过苦难,所以才懂得如何珍惜幸福。"我对这话有深切的体会。
  由于勤奋好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酷爱作文。六年级下学期,学校请退伍回乡的老红军彭江来讲长征的故事。听后,我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作文,打破了该校作文篇幅最长的记录,得到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的表扬。
  写作文,对我来说是一种偏好。我的小学升初中时的应试作文,还被老师拿到初一年级的语文课上当范文呢!
  初中点滴
  1959至1961年,是我国遭受天灾人祸最重,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1961年下半年,虽然困难极限已过,但三年的磨难,整个农村已是伤痕累累,气息奄奄。
  就在这年9月,我考取了姚安惟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当时姚安刚和大姚分开不久,全县人口11万人。这一届招收了四个班100多名初中生,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了。
  这三年的初中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尤其是第一学年。先说生活,男生每人每月口粮27市斤,女生24市斤,有一半是蚕豆、豇豆或其他杂粮。伙食费男生一月3.6元,女生3.2元,一天8分钱的粮钱,3分钱的菜钱。加上学生种菜,在西校场山地里种些杂粮,在徐官坝种了几亩田,用勤工俭学弥补一些,方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即便是一月三、四元的伙食费,对每个来自农村的同学来说都是莫大的负担。因为当时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养猪养鸡,更不准种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一年到头除了生产队分回二、三百斤粮食外,毫无经济收入。
  唯一的就是到县城卖点烧柴。因此不少靠山的同学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凌晨就得上山砍柴,中午挑到城里卖七、八角钱,凑够一个星期的伙食费。
  由于每个月拿不出这三、四元钱,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相继辍学了。到初三的时将77班撤销,并入78、79、80班。
  住的呢,当时的姚安中学,只有解放后建的一楼一底的三幢12个教室,还有两排房是50年代建的土、砖、木结构的教师宿舍,其余全是解放前的老房子。尤其是学生宿舍,破烂不堪。一楼阴暗潮湿,睡的是双层床,二楼没有床,草垫铺在楼板上就睡了。
  由于宿舍少,加之不少同学一人拿不出一套行李,只好你带垫的席子、毯子,我带被子,这叫"拼铺"。当时的学生宿舍,是见不到蚊帐,床单这些稀罕物的。冬天寒冷,两人拼铺很暖和,夏天蚊虫叮咬,只好将衣服蒙在头上。
  说到衣服,那几年,一人一年只发四尺布票,最少的一年只发一尺七。一套衣服从春穿到夏,从秋穿到冬,很少有替换的。穿脏了星期天就回家洗一洗,晒干了穿上又来学校。冬天穿件破旧衣服在里面。大多数同学在三年里,没有穿过棉衣、衬衣、绒衣、胶鞋、袜子,穿补丁衣服的比比皆是。
  好在隆冬之后,春天就不远了。
  1961年,党中央开始纠正"一平二调"和"浮夸风",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党大办农业,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出现了生机,形势一年好过一年。
  到1964年,农村逐渐恢复了元气。学校点上了电灯,伙食也有所改善,可以不掺杂粮,一个月还能吃上几次肉。
  六十年代初期的姚安一中,校舍是简陋的,生活是艰苦的;然而校风很纯正,学生学习很刻苦。
  学校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校纪校风抓得很严。学校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少先队等组织也很健全。杨凯校长亲自讲政治课;还请来了老红军、当年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黄学义作革命传统教育;組织学生看革命故事影片,印象最深的是《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国庆节、元旦都要出墙报专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及演讲等各种比赛。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发出后,把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向了新高潮。学校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尊师爱生、互相帮助、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刻苦学习蔚然成风。三年里,学生中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偷盗事件,更不用说赌博酗酒了。
  同学们学习风气甚浓,学习非常用功。无论是蚊虫叮咬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同学们很少缺课。常常是忍着难耐的辘辘饥肠,点着煤油灯也要完成当天的作业。晚自习时,班主任、任课老师经常到教室进行辅导。
  初一的时候班主任是彭兴薇,初二、初三是华署洁老师,她一直教我们数学。初一的语文老师是周立芬,初二,初三是是姚岭岚,黄永馨老师教英语,袁志熹老师教物理,赵琨教化学。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要求,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我犹如一条小鱼,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一棵幼苗吮吸着土壤里的养分,求知欲非常强烈,学习也很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学期末学校公布各科考试前三名和平均分前三名的学生,每年都榜上有名。演讲比赛、作文竞赛、数学竞赛也都屡屡获奖。
  在姚安一中三年,担任了两年少先队大队长,三年学习委员,可以算那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了。
  1961—1964年,是农村形势逐步好转的三年。
  1961年3月,党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开始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错误。6月,解散了公共食堂;9 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提出对农村实行休养生息的方针,号召全党大办农业。随后,给各家各户划分了少量自留地,允许农民养鸡养猪,农村慢慢有了恢复性的发展。
  这三年的寒署假是令人难忘的。
  暑假正是水稻扬花、瓜果渐熟的季节。在假期里,大部分时间是带弟妹,找猪草,喂鸡猪。还时常去小沟里捉鱼,到坝塘中洗澡。
  假期中的最大乐趣是看小说。那时,学校是按时作息,到时关灯,根本没有时间看小说。放假时,总要千方百计借几本书带回家看。《西游记》、《水浒传》、《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迎春花》、《苦菜花》、《李有才板话》……等等小说,就是在那三年假期看过的。
  最苦莫过于寒假中上山挑柴了。一家人一年所需烧柴都要在冬季备够。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天还不亮,就要起来,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遍地的冰霜,跟随赵哥去挑柴。柴山离家十多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上山时尽管天寒地冻,但走起来也就不冷了。
  砍柴时就苦了,树枝上到处是霜,用手一摸,冷得刺骨;地上荆棘丛生,又陡又滑,稍不留心,就会人仰马翻。上山容易下山难,肩上的柴担虽然不重,但一直走下坡路,加之,三四个小时不吃不喝,个个是又饥又渴,汗流浃背,把柴挑回家是早已筋疲力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64年8月,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全省唯一面向全省招生的重点中学——昆明一中。那一届毕业的90多人,有40余人考取了大姚高中和楚雄师范。1964年是姚安中学升学率较高的一年。
  回首三年的初中生活,物质生活是困乏的,而精神生活是充实的。这三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中时光
  1964年的夏末秋初,考完初中升高中的我,是在轻松而又企盼中度过的。
  七八月的姚安坝子,到处莺飞草长,满目葱茏。水稻开始扬花,玉米已经吐穗,梨果由青变熟。
  度过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的农村,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逐步恢复了元气,出现了可喜的转机。
  这个暑假,我都在老家。白天,去坝塘洗澡,到沟渠捉鱼,到地里找猪草;晚上,在生产队的稻场玩耍、打闹。
  虽然玩得开心,但心里仍有些焦急。因为,中考录取结果还没有张榜公布。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带着急切的心情去姚安中学看榜。一到学校,先前看了榜的同学纷纷告诉我:"你考取昆明一中了!"我跑到公告栏前一看,果然榜首写着:"李如林  录取学校:昆明第一中学。"
  凭我的学习成绩,考上高中、师范是不成问题的,但能考取昆一中,却是没有想到。当时的心情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喜出望外!
  昆明第一中学,创建于1905年,是云南成立最早的一所中学。前身为云南省会中学堂,1912年称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 1950 年与龙渊中学、昆师附中及南箐中学并校,改名为云南省昆明第一中学。
  作为百年老校, 昆明第一中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师生们就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1925年在省立一中成立的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为云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师生投入民族解放及民主运动中,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历史上,众多著名教授、学者曾荟萃昆明第一中学执教,其中有闻一多、吴晗、楚图南、蔡希陶、熊庆来等。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造就了大批人才,莘莘学子遍布全球。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作家张天虚、诗人柯仲平、太阳能专家方宝贤、画家袁晓岑、体育专家杨伯镛和马克坚、打破世界纪录的海模运动员许建峰、计算机语言专家冯志伟、地质专家王秋明、中科院院士董韫美 、工程院院士戴永年等。
  昆一中,既是云南省一级一等高级中学,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唯一一所面向全省择优录取高中生的重点中学。1963年至1965年,每年择优从各专州县录取40名学生,编为"专县班",连续招了三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而终止。
  当时,考进昆一中,好比现在考取清华、北大一样。
  1964年8月30日,我搭乘一辆汽车来到昆明入学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汽车,当然,也是第一次到昆明。
  走进昆一中,便被宽敞的校园、优美的环境深深吸引了。
  学校占地 200余亩,型似飞机的教学楼(同学们都称之为"飞机楼"),两排整齐的宿舍,足球场、篮球场,试验楼、图书馆,一应俱全。
  校园西北角,有一个人工湖,是50年代末,学校师生们挖的,故取名"青年湖"。面积虽不大,但一泓碧水、满园葱茏,不失是闹中取静的好去处。足有两人合围的几十棵兰桉树,傲然挺立在"飞机楼、篮球场傍,见证着昆一中的沧桑岁月。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三年的高中,却在昆一中逗留了四年。
  1964年9月至1966年5月,即高一、高二年级,是在正常的环境中讀书的。
  高一时,我们来自7个专(区)州(曲靖、玉溪、红河、思茅、楚雄、大理、保山)的40多名同学,加上几个高干子女,编为高671班。班主任是刘志聪老师,汪大受、陈治聪老师先后教语文,陈运亮老师教数学,金录宣老师教英语,李如琚老师教化学。他们都是昆明市有名望的教师。
  进入高二,我们就文理分科了。我的数理化也不错,但更偏好文科,尤其喜爱作文,因此毅然选择了读文史。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考个文科重点大学,毕业后做个记者。有幸的是,任我们班主任并教语文的是当今著名回族作家和诗人马瑞麟老师,他对我的文学爱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两年里,老师们循循善诱地教,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的基础。
  昆一中还是参与省市重要节庆和迎接外宾活动的定点单位,学校拥有乐队、彩旗队、腰鼓队。大凡重要的节日和庆典、迎接外宾,都会派出队伍参加。譬如,15周年国庆,贵昆铁路通车典礼。
  那两年,我还得以多次参加欢迎外国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幸目睹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外长的风采;见到过的外国国家元首有:朝鲜的金日成主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阿尔巴尼亚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越南总理范文同。
  1966年5月初,离期末考还有个两月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学校首当其冲。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起初,还试图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边上课
  边批判《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等所谓的"大毒草"。很快学校便失控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布满校园,愚昧而又疯狂的"破四旧"之风愈演愈烈。
  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等商品的荒诞之举遍布全国。
  6月下旬,已经完全停课,学校陷入无序状态。
  8月9 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发表,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近乎疯狂的高潮。
  大字报铺天盖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几乎所有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都被当作"走资派"遭到无休止的批斗;不少教师、文化人被斥之为"臭知识分子"而受到了严重冲击。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00万红卫兵,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学生"大串联"。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数以千万计的师生,或乘坐火车汽车,或仿效长征结队步行,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作为班里推荐的第四批赴京代表,于10月12日乘火车到达了梦寐以求的北京。我被安排在复兴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食宿。
  在北京期间,除了到过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北航学院、清华附中之外,风景名胜一处也没有去过。等到10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5次)接见了红卫兵后,才返回昆明。
  回到学校一看,大部分同学已经"大串联"去了,学校里冷冷清清。趁着"大串联"期间,学生乘车、住宿、吃饭不要钱的机会,我约着同班的刘尊杰同学到重庆、武汉、上海名为"串联"实为游玩去了。
  11月下旬,国务院发出了停止串联的通知,正在串联的学生纷纷返回原地。我也挤乘火车从上海回到昆一中,不幾天,便回姚安老家去了。
  1967、1968年,昆明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风烟滚滚,造反派两派争斗,发展到武斗不断。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1969年1月初,我加入昆一中也是昆明市第一批回乡知青的队伍,在锣鼓喧天的欢送声中离开了昆明。
  别了,昆一中!
  别了,学生时代!
  知青岁月
  1968年底,我告别了昆一中,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红土地,开始了回乡知青的生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虽然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仍是全国农村工作的主线,"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批林批孔"等运动接连不断。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民公社"的体制+"大锅饭"的生产形式,把整个农村折腾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
  当时的家乡——姚安县仁和公社蛉丰大队塔山生产队,便是千千万万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小山村之一。社员们干的是评工记分的"大寨活",吃的是按"人头+工分"分配粮食的"大锅饭"。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活记10个工分,只值二三角钱,苦一年到头只分得三四百斤粮。多数人家一年还要缺几十天的口粮。没有电,没有广播,当然,除了"八个样板戏"和"老三战"(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外,再没有其它文化生活。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何等的困乏与枯燥。
  从繁华喧嚣的省城回到落后冷清的农村,仿佛从空中跌落到了地上,进入了人生的低谷。
  在心灰意冷的窘境中,父母提出要为我操办婚事。也许是干渴的心田需要清泉的滋润,或许是艰难的跋涉中更需要伴侣的搀扶,没有多加考虑,我便稀里糊涂地应承了。
  人生途中,有些是无法逃避的,比如命运;有些是无法更改的,比如情缘。
  "物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的这一要义,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就有什么样的欲望和择偶标准。当时,我找对象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对方身体健康、贤惠能干就行。一个女人可以不漂亮,可以少点气质少点文化,但不能不贤惠不能干。贤惠能干是女人最美丽的衣裳,穿上它才可以共同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其实,对象早就有了,她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她的爷爷我叫舅老爹(爷)。她也是姚安中学68级的初中生,可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双方的情况彼此是知道的,只不过从未见过面。
  1969年春节后不几天,在媒人的撮合下,我们初次见了面。那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拘谨,虽然多余的话都没有讲几句,说不上是一见钟情,但彼此还是满意的。
  爱情这东西,竟会比言传更单纯、更有味,亮出来是一杯开水,捂着是一坛醇酒。没有小说里的如火如荼的激情,没有电影里缠缠绵绵的浪漫,几个月后,我们就很简单地结合了。坦白地讲,这是典型的没有恋爱就结婚,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应该是地道的"闪婚"了!
  莎士比亚说:"婚姻是青春的结束,人生的开始。"没有想到,我在21岁时(当时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0岁、女18岁),就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青春。婚后的四五年里,都在农村度过,在这里开始了生儿育女的凡人生活。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家庭生活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将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资料妥善地保存下来,天长日久,就会积累成一笔可观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百宝箱,更是一支伴随我们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成长之歌。
  我们的婚姻看起来有些草率而且传统,但感情是纯真的,基础是稳固的。她爱着我,爱中饱含着对我的信赖和钦佩;我爱着她,因为有了她的操劳,分担了不少后顾之忧,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妻子的吃苦耐劳和能干超出了我预先的估计。生产队的农活她样样在行,操持家务也毫不逊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69年冬,身怀六甲的她,还到海拔2600多米的"险峰水库"出"水库工",在天寒地冻的山箐里,住窝棚、餐风宿露,为生产队里的民工做饭。她又是个初中生(当时农村里的女中学生是很少的),因而曾做过生产队的卫生员,10年后,还成了蛉丰小学教"学前班"的民办教师。
  正如旅美女作家陈若曦所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好女人。"她,就是一个助我成功的好女人。
  在生产队劳动一年之后,适逢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热潮的到来。鉴于我是昆一中毕业的高材生,便让我当了大队的广播员,同时还兼马车运输管理站的会计。两项工作,一个月的报酬仅20元,现在还买不到一包"红云烟",可那时却是生产队月工分值的3倍了。
  名为广播员,其实并没有播过音,因为大队连电都没通,更谈不上收音机、扩音设备。我的任务是组织将广播线架到生产队,并维护线路畅通,使13个生产队能够每天三次听到县广播站的声音。
  歌德说:"如果是玫瑰,它总会开花的。"即使是身处窘境,也还对未来心存着希望。
  在当广播员不久,县广播站召集我们在光禄公社(现今光禄镇)培训。培训的内容早忘了,唯有与同学苏正玺(也是回乡知青、当时是蜻蛉大队的广播员)的一席谈话,仍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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