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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军向世界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针对这一问题,本刊采访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董军博士。
  记者:我们发现西方世界一直有研究中国、关注中国的热潮,甚至"中国形象"这一话题不仅备受国人及西方传媒界、知识界和政治界热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董军:中国形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在国家形象研究的学术谱系中,一直颇受西方学者青睐,比如哈罗德·伊萨克斯的《美国的中国形象》、杰斯普尔森的《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等都是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形象的论著。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东方社会的缩影、儒家文明的发源地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本营,对中国形象的研究就成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解读社会主义的最佳通道之一。但是,我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后发现,这类研究虽然视角、立场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基本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之上——中国是西方的文化他者,在中国的形象中重新确认并反思自我,则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出发点。这个理论假设不仅主宰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国家形象研究。
  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形象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这些转变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董军: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从晚清开始,中国一直被打上了"黄祸""东亚病夫""睡狮"等标签,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在这些符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威胁论"又成为中国形象的一个新标志。我们观察发现,中国自晚清以来关于自己身份的探索和抗争都是竭力与这些标识划清界限的过程,也是国人努力寻找并重建自己民族身份和国族认同的过程。实际上,从最初的"黄祸"到"中国威胁",中国形象的转化过程是西方认知中国、中国认识自己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期间不乏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谋略,也不乏中国国人的自我想象。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形象时,总会习惯套用一些外来的用词来化约自己的形象,进而与这些化约了的中国标签进行抗争。例如,"黄祸""东亚病夫"等词虽然在西方有过一定的声量,但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提及频率最高的却是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学者。结合前面西方的"中国形象热"不难看出,中国形象的研究一直处在东方主义的阴影下,中国要研究中国形象,就不能不跨越东方主义这个羁绊。
  记者: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如何走出"东方主义的阴影"?
  董军:东方主义带来的障碍不仅在于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遮蔽了我们本应倾听的他者声音,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边界。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形象在中外学术研究中多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他者镜像,尤其是在那些东方学家看来,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西方为了确认自我而建构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权力话语。在研究中我发现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问题,世界的"中国威胁"形象,尤其是中国本土的"中国威胁"形象,并非是所谓西方的内部产物或自我的片面想象,而是自我与他者互动的产物。事实上,西方的"中国威胁"形象虽然在中国的现代性想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自异域到本土,它在中国现代性的自我想象中已不復原来的本真面目,而是重新经历了一个复杂地重构和挪移过程。在这过程中,不仅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出现了明显地合作和断裂痕迹,在自我与他者的内部同样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合作和断裂迹象,并侧重表现在政治自我和文化自我,政治他者与文化他者之间。
  记者:从实践层面讲,中国形象该如何做好跨文化传播?
  董军: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评价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构成了我们对外传播中国声音的前提——中国要做好跨文化传播一定要对症下药,需要在对不同国家进行具体研判的基础上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总体来说,我们所进行的跨文化形象建构不是笼统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要解构西方政经界、知识界和媒体界的话语霸权,寻求和西欧国家在人类共有观念上的价值共识,消除一些邻国的疑虑心理,推进非洲、拉丁美洲传播的"去中介化"。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现实困境,并实施区域化的传播战略,才能真正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传播效果。
  譬如,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源于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担忧,但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基地和信息传播中心,不能忽视其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因此,面向美国的对外传播其一要加强中国媒体的信息生产能力,推动中国媒体成为世界中国信息的第一信息源和第一定义者;其二要加大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从知识生产的源头上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崛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的阐述框架和理论范式;此外还要通过加强媒体合作、推进民间外交和经济合作,向世界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消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疑虑心理。
  记者:近年来国际舆论界高度赞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秩序重建的重要作用。你如何评价它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意义?
  董军:最近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等发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报告发现中国在近年来的国际形象大有提升,尤其是中国已经开始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中央。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近些年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身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最典型代表,它不仅以积极的姿态设置了全球舆论的议题,也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形象。我们研究认为,中国形象不能单纯依赖媒体的表述,也不可能任由西方国家阐释发挥,它应该凸显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且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中的角色,但这个角色与以往任何曾经崛起过的大国不同,它不输出武力,不进行扩张,更不进行殖民,而是用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共同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提供智慧,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提供解决问题的参照。从目前来看,国际舆论的评价较为理想,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智慧已经在世界上闪耀出中国特色的光芒——"一带一路"是中国形象最为恰当的诠释,也是最有实践张力的传播策略。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你的研究来看,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媒体应该有何作为?
  董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用恰当的媒介手段、传播策略去建构一个立体和多元的中国,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我所理解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仅仅是硬件方面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向异国公众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譬如在2017年上半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在西方世界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不少西方媒体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反腐败成绩的艺术化再现,我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故事"。此外,在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虽然在中国形象建构中依然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但国际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更不容小觑。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和传统媒体相比,国际社交媒体对中国形象的传播更为多元、也更为客观,尤其是在传播政治、社会领域的内容时,社交媒体传播用户多选择站在第三者角度,很少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也就是说,和传统媒体相比,国际社交网络更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正面传播和全球吸引力的提升。但是目前的事实却是,我们往往把对外传播的重担过多寄托在传统媒体上,却忽略了与国际社交媒体的对话。尤其是在一些突发事件上,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的缺位,直接导致了相关事件的负面舆论在这些新兴媒体上不断发酵和扩散。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要加强对政府社交媒体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升他们的对外传播技巧和能力;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民间对外对话能力的提升和引导工作。
  专家简介:董军,广播电视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曾获得2013年度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2014年、2015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赞助和特等赞助。先后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上海市哲科课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6项,发表CSSCI学术论文20余篇。
  作者简介:孙祥飞,新闻传播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现为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国家工信部舆情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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