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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中天走红说起外一篇


  作为学者而享誉甚隆有如影视明星般受捧的易中天,因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推出节目《品三国》而走红神州,文章结集成书也引起广大群众的追捧,他品评三国人物的文章,深得远在澳州的前港大教授陈耀南兄的赞赏,陈兄说——
  融铸古典,洞达人情,而出之以清畅幽默,其可谓贯通融会,入木三分;
  引号特繁,而不觉其多,每页读之津津有味,眉飞色舞,真不易得也。
  对易中天的《品三国》,真是好评如潮。但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史学界中的学者讥讽他"品位低下"、"哗众取宠"。有人说,他把《空城计》中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临危抚琴退敌的机智,庸俗描述为"诸葛亮一看,管他呢,把城门一开,抱着自己的琴,上城楼卡拉OK去了……"对刘备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形容为"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总之,他们以"不入流"讥评易中天的风格,特别把曹操的奸诈言行抬高为大英雄的本色,把尔虞我诈的权术夸为优秀的政治技巧等等。
  看到这种评价,易中天的反应又如何?看来他是早有精神准备的。他对《品三国》早有考虑,就是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以"正说"、"趣说"、"妙说"三种境界来要求自己。"正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趣说"是调动观众听讲的兴趣,"妙说"是在上两说的基础上分析,给观众以启迪而达到一定境界。他在一次采访中认为"要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应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个性,拉近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以现代人的标准要求古人"。
  易中天在品三国表现的史学观点,与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不禁使我想起"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古语。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夫人善目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以曹丕的立论衡量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所沿用的叙事形式(也就是文体),是与易中天大不相同的,因此严肃的史学家就以自己的所长,相轻易中天的所短了。
  认真说来,易中天的《品三国》不仅在讲故事中形成"所短",更为有心人担忧的是:"易的品读实为‘混嚼,除了把历史庸俗化外,还似乎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谁权谋胜出,谁就在世界上胜出,在竞争的社会就要以权谋来对付敌人"。(引自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葛红兵的批评)。特别是把糟粕当精华讲述,就是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讽刺,对听众是会起误导作用的。
  看来,易中天的《品三国》引发的争论,还不易收场,这令我想起蔡元培在一首诗中发出的感慨,他的诗写道——
  文人自昔善相轻,国手围棋抵死争
  大地知难逃坏劫,灵魂无计觅真评
  即留万古名何用,奚似刹那心太平
  邓析惠施世多有,谁齐物语托庄生
  蔡诗提及的古人有邓析和惠施,诗中用典的意义自在,值得我们探讨。
  先说邓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也是法家的先驱人物,曾创立私学(即私塾、书院),以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教弟子,"掺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学习辩讼。(引文见《邓析子》)一书。
  再说惠施,他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与名家的代表人物,"含同异"的创造者,强调"万物差别的相对性,否认事物相对稳定的特殊性质,导发形而上学的诡辩"。(引文参见《汉书·艺文志》文言记载)
  除引用邓析、惠施的议论外,蔡元培还提到庄生(即庄周)的齐物论。他主张"绝学"、"愚民",摆脱一切桎梏,是非善恶都不计较。郭象对《齐物论》的注释进一步指出齐物"泯绝彼此,排造是非"。"美己而非彼,自是而恶人,物不莫皆然也"。
  蔡元培在引述了邓析的"操两可之说"的辩讼、惠施的"相对论"的"诡辩"、庄生的"泯绝彼此、排造是非"的议论之后,他以"灵魂无计觅真评"之句,印证今之"文人相轻",认为是难以避免的痼疾。
  蔡元培认为世事如棋,名利诱人抵死相争,能净化名利,保持心境的平静与舒适殊不容易。易中天的走红并非幸致,他苦心孤诣从正说、趣说、妙说三种境界,争到比专家、学者的高头讲章优胜得多的态势、"从高高的学术论坛上走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蔡元培早年虽然以"大地知难逃坏劫"警告"文人相轻",可说是无效的。鲁迅曾以七论文人相轻讥评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怪象,虽如今的现实更遥远了,也已被人遗忘了。
  人文精神的失落
  当中国面临文化热潮与商潮的形势下,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却正临失落的危机。
  试看来自遥远地区的报道,有一批自称"自由写作"的作家,他们标榜为社会服务,接受任何人的要求,以笔代撰各类文体的内容,在洽商过程中取得金钱作报酬。
  这是一种商品化的交易,看来是受市场经济的诱惑,想步"权钱交易"的后尘而谋致富之道。
  看了这样的报道,不禁慨叹名利之场,今昔大异。
  异在哪里?
  首先是过去传统的知识分子,曾讲究恪守着文化传统——人的尊严,也是孟子强调的"君子谋道不谋食"。文学家朱自清当年拒收美国人捐助的麦粉就是感人的例子。史学大师钱穆指出,中国学问有三个系统,即人统、事统、学统。三统中他认为以人统最重要,人统中心讲做人,"学者所以为人也"。
  也许有人辩称,"写作自由"的作家,是会思考"做人"的。但如果他们只知逐利在高潮中随波逐流,义利不辨,这样的作家的言行,就有异于昔日的传统。
  他们也许进一层辩称,古今不是也有卖文的事例吗,例如"爬格子"煮字疗饥为求一饱,何必苛责以文作商贸交易的作家呢?
  不错,清代的龚自珍曾说"著书都为稻粱谋",鲁迅的生平也处于卖文维生的境遇,卖文有何非议的呢?
  引起非议的问题是龚自珍处于封建社会,他的著书立说出于表达自己的意志,在清朝腐朽的政治统治下为民族提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警告。试看他的著作及《己亥杂诗》,就可证明他既为稻粱谋,也为家国忧,因此他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抗英政策。鲁迅就不必说了,他的为文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但是他不屈不挠,以生命写下"救国魂"的历史。中国文学的传统、作家的共识是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的功能在于陶冶性情,体现如孟子在谈良知所表现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就是可贵的人文精神。如果作家的行事形成买卖贸易行为,则无异向金钱拜物教俯首膜拜,各类弄虚作假的人物、沽名钓誉的人物通过"钱文交易"而大遂心愿,假、大、空的文风,造假的文字垃圾是不可避免充斥于媒体网络的。
  事实上,当今争树碑立传之风盛,文章枪手之徒众,内地有的作家已坠入这个行业。虽然,传记之作有的属于正道,对传主、对欲表彰的人物确为国家、人民、社会所崇敬,他们的事迹值得激励人心,但是也有出于政治需要,出于欺世盗名,不惜重价,收买写手,或捏造事迹以美化自己,这类作品势必为世人所唾弃。说到这里又不禁想到中国的国情。过去知识分子是多循"道"而行的。史家认为"道"有"道统"、"学统"与"政统"三式。道统以儒家仁义礼智思想为主流;学统以人道主义自由思想为追求的境界,政统则依附政治统治以参政、问政。"五四"前后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等都曾循"道",治学治事,成为具有人文精神的精英而受人敬重,他们不恋杖权力、金钱,即使是"文人论政"也有自己的信仰。如以近五十年的国情看,由于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使知识分子趋于两制以求发展,作家也安于现状。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两制有所放宽,于是出现了"向钱看"的狂潮,也令作家忘了文化背景,忘了人文的精神,社会上的伦理道德趋于沦丧。以季羡林、杨振宁、王蒙等七十余位知名人士于甲申年联合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曾震撼人心,对内而言,呼吁抢救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人文精神于不坠,号召知识分子凭良知体认时艰,有所作为。可是现实的发展未能如《甲申文化宣言》所期待,如今连作家也形成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了,岂不可叹!
  今天,我们的国家、民族不能丢掉人文精神,必须从金钱拜物教的狂潮中释放出来,重建匡时济世的人文精神。
  责任编辑:梦天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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