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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将他乡当故乡


  对于自己是哪里人这个无法含糊的问题,我常常感到困惑和怀疑——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应该更多地属于故乡,还是更多地属于居住地。这个问题,随着岁月和历练的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直以来,有一种观念在我的心里始终根深蒂固。那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和人格的形成及沉积,均取决于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来自血缘的天然传承,二是来自居住地的文化熏陶。我相信,当一个人的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身份的寻根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需要。哪里是故乡?哪里又是他乡?这些问题决定了我的此在,因此必须得到回答。
  故 乡
  绍兴都昌坊口新台门的西首,从并不显眼的边门探身进去,一个江南园林式的深宅大院便突现眼前。边门是一个两扇黑漆石库门,门右边有手书"鲁迅故居"四个金字。
  这扇小门,是过去周家大宅的专用独门。和我一起跨进这个门槛的,除了游人,还有当年的鲁迅。
  周家大宅坐北朝南,庭院深深。这共有六进八十余房的老宅,一色的青砖白墙在绿荫中延绵,亭台水榭,错落有致,俨然一个独立的自由天地。
  由于急于找到书本中那个意趣盎然的百草园,我没有过多地在鲁迅的卧室或周家的中堂停留,而是越过一个个的门厅,在一道道的回廊中穿行。大院的堂屋耳房层层迭出,天井、台门、染房、厨房相镶其中;每一处看似顶头的门洞背后,往往又豁然开朗地别有洞天,出人意表。身陷其中,就像掉入了一个迷宫。迷宫中有旁逸斜出的交叉小径,引诱着你远离目标,失去方向。
  百草园终于在历经了足够的意外和期待之后,呈现在一扇圆形小门的背后。
  园子之大,超乎想象。这个藏着蟋蟀和何首乌的乐园,竟是如此的开阔,实在是始料未及的。除了有高大的皂荚桑椹,还有一畦畦的油菜花,在并不猛烈的阳光下金黄色地盛放。这百草园之大,无论是上海的杜月笙公馆还是太原的乔家大院,都是断断不能比的。童年时能拥有这样一片乐土的鲁迅,日后能成大器,也不足为奇了。
  这似乎与鲁迅对胡适之的评价有相近之处。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的话,适之先生的门便紧紧地关着,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但走进一看,是要大吃一惊的。这百草园便如那隐藏的仓库,外面看不见,里面却是大有乾坤的。
  然而,周家大院除了这一处几成异数之外,其余的布局都是中规中矩的。厅堂耳房、亭台楼阁,都按照江南园林的风格建造,讲究严格的对称,在层叠错落中,均有章可循。
  显然,周家大院的布局是精致的,是讲究章法的。在这样一个大院里,想必家规也是严格的。在这种家庭训诫中成长起来的鲁迅,行事为人必然也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的。传统愈多,固守也愈多,看不惯忍不了的事情也愈多。这样的人,脾气是决计好不起来的。因此,前不久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百家讲坛》中讲鲁迅系列时,说到鲁迅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是并不认同的。余世存先生在《非常道》中收录有这样一个事例:鲁迅的脾气是很倔的,曾有他不愿见者上门求见,他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也回忆说,对于他不喜欢的人,鲁迅从来不给面子,即便像田汉这样的名人。
  这种性格,并非鲁迅所独有,而几乎是所有浙江人的共性。秋瑾、徐锡麟、郁达夫,都是信念既定即爱恨分明之人;远的不说,只说近的,家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他不是绍兴人,而是与绍兴一邻相隔的临海人,却从小也是家规甚严。小节方面,便规定吃饭时身体必须离桌一尺,双手不得摆靠桌沿,不得在长辈下筷之前夹菜——总是礼数周全,讲究多多;大事方面,要求子女都必须独立自主,勤劳节俭,忠孝正直,爱恨分明——家教典章,不得不从。这些家训,传到父亲那儿,已变成了传统;然后,又传到我身上,变成了习惯。每次,父亲见到不平之事,要不就气愤不过,痛心疾首;要不就直言不讳,得罪别人。
  小时候我并不懂得许多,只怪这是父亲脾气不好。有时说好几点出门,若我穿衣打扮迟了一分钟,便要挨父亲狠狠训斥近半个小时,心中十分委屈,暗怨居家也有如军训。然父女没有隔夜仇,我知道父亲一向脾气不好,并不恨他。恨他的是别人,那些不了解他的人。父亲是中学教师,无论在哪个学校教书,不管是对外人还是对同事,他都本色为人。遇到爱搞裙带关系的校长,或不按时敲钟的校工,诸如此类他不认同的工作方式,父亲都敢直接批评,一点不留情面。为此,父亲吃了很多亏,不仅提升无望,就连工资都难以晋级。母亲常常就劝说父亲,让他不要太认死理,要学会变通包容,学会圆滑世故。但劝说多次无效之后,母亲知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只好作罢。
  这大抵与浙江的地域文化有关。浙江自古便是文明之地,开化较早,文化根基很深。各种文化的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的行为和观念。在各种传统礼规的浸淫中成长的人,对是非的判断特别敏感,早早就认定了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且根深蒂固。一旦遇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事情,就义愤填膺,无法忍受。这可以说是一种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成见。同是绍兴人的蔡元培,对鲁迅性格中的这一特点有很准确的评述,他认为那是鲁迅之所以成为作家的缘由:"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
  而家父之所以并没有成为作家,在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忍是有了,理想却没有,又何来非一吐不快之需?
  出了故居的边门往东约一百米,侧身小心地走过一座小石桥,进入三味书屋的院落,仿佛看到了少年鲁迅的身影。
  书院不算大,三开间的小花厅,紧凑别致。这书院保护得很好,基本按原来的模样保持了下来。褪色的朱红窗棂、爬满青藤的老屋,还有那扇黑油的竹门,都已经成了古董了。第三间便是书房,比我想象的要简陋、狭小。屋堂仍挂着那块"三味书屋"的横匾,已经发黄晦暗了。匾下的画上,那只"肥大的梅花鹿"也依旧伏在古树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又在熟悉中透着亲切。只是鲁迅当年那张刻着"早"字的书桌,远远地落在门口的栏杆以外,在书屋的一角寂寞地几乎看不清楚。
  三味书屋原为三余书屋。"三余"取义"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后私塾寿镜吾先生的祖父寿峰岚将"三余"改为"三味"。一说是取"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之意;二说为"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之意。不管这三味究竟如何诠释,我倒更喜欢"三余"的意境。虽是提醒读书人爱惜光阴,却充满了曼妙的况味。比之"三味"的烟火味,"三余"更有一种浙江人所崇尚的诗意和情趣。
  浙江人并非有意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但他们确实更注重格调的精致和精神上的美感。这在别人看来,是虚无缥缈、毫无现实意义的。然而,这种深入骨髓的特质,却不是轻易更改得了的。正如父亲几兄弟姐妹的名字,文漪、文竹、文白,也是取得极为考究,既要有书卷之秀气,还要不失儒雅之大气。即便在取名这种小事上,浙江人也不愿放弃表现他们讲求趣味的一面。
  书院的门前,那座小石桥的下面,是一条小河,狭窄而悠长,不知通向何方。同样窄而长的,还有停在河面上那些著名的乌篷船。
  这些因周作人的散文而声名远扬的乌篷船,静默地泊在狭长的河道里,小巧得像玩具船。船身是黑的,小而窄;船篷是竹编的,也漆得乌黑,如一道矮矮的拱门,横扣在船上。河道的水是深绿色的,越发显得那船既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山洞,又像一团颜色发黑的梦。
  坐上乌篷船,顺着那窄窄的河道,就可以一直去到洋河弄的沈园。船走得慢,短短的路程,走了十多分钟。几次穿过低矮的桥洞时,船家都提醒要低头弯腰,以免碰头。人缩在船里,话也不想说,只听得木桨划出的细碎水声。
  因为陆游和唐琬的故事,沈园的名气很大。里面有沧桑落寞的孤鹤轩,还有用出土断砖砌成的墙垣,上面刻有那首著名的《钗头凤》,处处都彰显着精细和缜密。但让我更难忘的,还是那条狭长的水道。
  在我的故乡临海,也有这样的水道。早年读书时,每年的暑假,小姑姑就会带我到小姑父的乡下去,在杜下桥呆上几天消消暑。那时的杜下桥还不是城镇,没有街道,居民只是沿河而居。那条印象中的小河,依旧窄而长,像一条小溪。河水水流缓慢,看上去像是静止不动,让我常常怀疑,这小河到底有没有出口。水的两边,住满了人家。所有的生活,都围绕着小河展开。淘米、洗衣、打水,甚至我们的玩耍,都离不开那无所不容的发黑的河水。这样的生活,注定了与水有关。
  江南的水乡,河流密布,一条条狭窄的水道,像细长的丝线,织绕在城镇老屋的鳞次栉比之中。浙江的水文化,决定了浙江人性格中如水般的灵动和细腻,还有敏感。坚强如鲁迅的浙江硬汉,身上也有柔软的一面。他的柔软,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当中,还体现在他对感情的懦弱中:"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在许广平面前,他的自卑、胆怯和惶恐,都源自他深埋于心的水般柔情。越是忐忑的感情,便越是细致。
  那些狭长的水道,正如老家那些狭长的小巷一般,又决定了浙江人秉性中的狭隘之处。河汊可能最终通向大海,但毕竟没有大海的宽广和磅礴;小巷尽管纵横深远,却始终没有大漠的粗犷和豪放。居住在小河小巷深处的人家,缺少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行动必须是轻缓的,小心翼翼的,以免撞墙或落水。久而久之,行事也日益谨小慎微。空间的大小影响了格局的大小,父亲没有伴随鲁迅成长的百草园,他遗传给我的,除了一颗足够敏感细致的心,还有浙江人那难以舍弃的琐碎和固执。
  鲁迅作为浙江人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又有多少个浙江人拥有童年的百草园呢?毕竟,浙江人中,只出了一个鲁迅。而鲁迅,永远都只有一个。
  父亲告诉我,爷爷年老时,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浙江人总有小家气。你以后一定要走出这条小巷,到外面去。"这句话,仿佛一句谶语,命定了父亲在成年之后要离开家乡,并且永远都没再回去。
  他 乡
  记不清是第几次去江门新会茶坑了,只记得最近的一次,是陪同一位早年移居广东的朋友。
  梁启超故居就在茶坑的凤山脚下,一大片开阔的庭院,坐落在普通的农舍之间。院前一条水道穿村而过,逶迤缓流。原为青砖瓦顶平房的故居,因与新建的纪念馆连成一片,显得尤为宽广大气,视野极好。最有不凡之气的,是故居和纪念馆之间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尊梁启超的全身铜像;而铜像的背后,便是蜿蜒葱绿的凤山及山顶的龙子塔,无限风光。前有水后有山,既有龙又有凤,这样绝佳的风水宝地,注定是要出大人物的。相比之下,位于佛山南海丹灶的康有为故居,格局就要小得多。难怪每次到梁启超故居,总是气息顺畅,心境辽阔,感觉特别舒服。
  故居为晚清建筑,占地不算大,但紧凑实用。围着房子转一圈,可见偏厅、正厅、厢房、书室、门廊、天井、阁亭等,正厅两廊设有小楼阁,并筑有走马式的曲折栏杆,阴凉通爽,古色古香。正厅和偏厅门前都有一个小天井,两厅相隔一条小巷,有石梯可上偏厅屋顶的阁亭,亭前有小阳台,为典型的岭南风格。站在阳台上,可以眺望"崖门春浪"风光。
  与住房隔墙相连的,是"怡堂书室",为梁启超曾祖父所建。书室青砖墙壁,红砖地面,是梁启超读书和结婚的所在。作为梁启超早年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书室的大堂两侧悬挂着一副木刻对联,上书"读圣贤书,立修齐志"。和鲁迅故居相比,明显地少了怡情养性的小情小调,多了些入世佐政的励志宏愿。从这一点看来,广东人一向讲求实际和实干。
  然而,尽管梁启超著作等身,却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相反,他还十分讲究情趣。在气势恢弘的新建纪念馆里,陈列了梁启超生前的各种图片、珍贵典籍和书信手迹。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给长子梁思成书信手迹中的一句话:"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如今看来,这几乎是一句至理名言了。反观我们现在的生活,大都郁闷无聊,毫无生气。归根到底,哪一种又不是来自厌倦呢?工作让我们厌倦,应酬让我们厌倦,庸常的日子也让我们厌倦,人生的乐趣越发难找了。朋友是一个做学问的人,看到这句话,也大发感慨,说自从移居广东后,虽然自己的生活比以往丰富了许多,但近来也日益程式化,若学问也越做越单调,便是死路一条了。
  这让我想起了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的另一句话:"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他何用?"他是一个能在生活中发现无限趣味的人,时间于他,太少太不够用,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能变成四十八小时。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给"趣味"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凡趣味的性质,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只有符合这一定义的事情,才能算是有趣味。他拿赌钱来做例子,说赌钱看起来有趣,但输了会闹到没趣。这种以趣味始却不以趣味终的事破坏了他的趣味主义,所以他排斥赌钱。仅从他这些可以自圆其说的观点看来,梁启超便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广东人。
  广东地处岭南,向来山少水多,北方的崇山峻岭难觅踪迹,水网却四通八达、纵横遍布;沿着海岸线,从江门、台山、阳江等五邑地区和湛江以南的雷州半岛,到深圳、珠海、惠东及潮州汕头一带,更是开门见海,水运发达之地。地缘的特点,也造就了广东人的性格特点。有说:"北人是山的性格,坚硬不屈;南人是水的性格,灵活善变",也是不无道理的。梁启超从小长在岭南水乡,如果只是用"有趣"来概括他的个性特征,恐怕还是不够全面。康有为曾用"流质易变"四个字来形容梁启超,倒是十分准确——在其政治主张中,梁启超一时要维新,一时要保皇;而在事业的选择上,也是一时立志从政,一时又宣布退出。他的一生,都处在这种反复变化、自相矛盾的境地中,令人难以捉摸。后人在评论梁启超时,认为他这种"流质易变"的性格,影响了他在政治上、学问上的成功,导致了他无法成就更加伟大的事业,成为一代伟人。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梁启超最为可贵的品格。作为一个南人,梁启超的身上处处显示出他的灵活、变通,不钻牛角尖。无论是政事还是学问,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一条路。更为难得的是,他对自己的"流质易变"并不是不自知,而是时常反省,自觉约束。为此,他曾自我剖析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他这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精神,使他为人处世不死板不僵化,灵活机动,"方略随时变通"。同时,他深知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不讳言,甚至坦诚地坚持我行我素:"我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好像常常矛盾,这种性质,我虽然自认为我的短处,却不自认为我的坏处,这是情感生活的人应有的结果。我若把我的矛盾去掉,同时怕并把我做事的活力也去掉了。"如此豁达洞明,不愧是南人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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