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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爱自己


  她得了癌症,卧病在床,总是喜欢和来看她的人说起"当年",她提到了如何到深山躲避鬼子的扫荡、与村子里某个家族抑或个人的恩怨纠纷、如何在生产队挣工分、在大食堂吃大锅饭,还有她一生遭遇的那些在别人听来索然无味的日常琐事。上年纪的人喜欢听她絮叨,或坐在她充满霉味的土炕边上,看着她只剩下两张皮的嘴唇,持续不断在白天和夜晚张合。年轻人则厌倦不堪,常常借故走开。
  有时她会笑出声来,有时候则流出眼泪,更多的是叹息。她苍老而微弱的声音像是从岩层下面发出来,幽幽的,嘶哑的。临死那天晚上,她把儿女们都叫来,看着被烟火熏黑的屋顶,不断说出她自己或家庭的陈年往事。其中夹杂了不少感叹,既有对个人和他人生命的,也有对自己整个家庭的,有自身的悔恨,也有对他人的褒贬。临咽气时,她先笑了一下,然后长长叹息了一声。
  这一个老人,是我的曾奶奶。生于十九世纪末期的乡村妇女,活了将近九十岁。母亲带我去看她,她都会对我表现出一种异常的热情,让我到近前,伸出枯干的手掌,摩挲我的脑袋,一次一次对我母亲念叨说:现在条件好了,多给孩子好吃的,好好看着他,不要出啥事。
  她看我的眼神是浑浊的,但是有光,还有嫉妒甚或羡慕。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她躺在生命的尽头,我站在生命的开端。她眼睛中的光是对新生命的观察和尊重,嫉妒是因为自己老了,行将离开人世。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而我和那些去看她的人都还活着。她一定和其他人一样,以为活着是美好的,尽管有那么多的苦难和不幸,但依旧以为活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或许,活着(身体)是幸福的唯一源泉,也是一个个体的人在世界上的唯一证据。曾奶奶对我的羡慕和嫉妒,实际上是对生命终将、必将消失的一种不满和遗憾。在她之前,死亡是一种惯例,她之后,死亡也必将是一种惯例,但她依旧渴望活着,从老年返回少年。像幼年的我一样,以稚嫩的身体,懵懂的思维,站在别人的病床前,看他人行将就木,犹如灯灭。而转身出门,就可以看到明亮的阳光,熟悉的房屋之上晾晒的金黄玉米,门前悬挂的红色辣椒看着就让人觉得生活的美好。而她死了,不可避免地死了,隆重的出殡仪式和儿女们的哭号,像是晴天里一阵风,下葬之后,儿女们照旧回到自己的生活,以身体,接受时光的剥夺和凌迟。
  十一岁那年冬天,南太行乡村下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霎时间,漫山遍野的白,空前的白。我趟着没膝大雪,独自到五里外的学校,如此几天。站在身上的大雪干硬冷结,到教室,很快融合,透过衣衫,侵入我的肌肤甚至骨头。第二年春天,我的两条腿忽然肿疼,从大腿根部到脚踝都肿胀起来,疼得挨都不能挨。吃饭由母亲端来,上厕所由父亲背着。
  窗外蓬勃着春天的温润气息,庄稼和青草节节茂盛,杏花、桃花和梨花先后开放又依次败落。父母下地干活,我一个人,躺在炕上,像是一个瘫痪了的人。开初,我还在为逃避了劳动和读书而觉得庆幸,但没过十天,就觉得了疾病对身体的强大破坏性,疼痛对精神的强制性折磨。春天的阳光明媚得叫人心碎,我一次次忍着钻心的疼痛,趴在窗户边,看外面的草木和人,盛开或者败落的花朵,看燕子在超越树顶的飞翔。我想,他们和它们多快乐啊:高飞的高飞,劳作的劳作,生长的生长,裸露的裸露,掩盖的掩盖。而我,只能像是一个老鼠,躲在阳光照不到的房里,看着外面喧哗的世界。
  有一次,我在窗内看到,几只别人家的羊只跑到我家院子里,迅速找到刚刚返青的一小片韭菜——母亲做面条饭唯一的调料和蔬菜。我着急了,大声呼喝,但羊只们无动于衷。我从炕上往下下的时候,钻心的疼痛,使我像一袋麦子一样,重重摔在地上。只觉得,两腿的骨头似乎碎成尖扎子了,一排排一绺绺,刺进我的血肉。我哭了,声音很大,像是刀下的羊最后的惨叫,震得屋角上的黑色灰尘簌簌直落。
  我翻过身,没擦脸上的泪水和灰尘,就一下一下,向门槛匍匐前进。那一时刻,我觉得病痛的身体真是一种负担,看不到的疾病简直就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毒药。到门口,韭菜已经所剩无几,但羊只们仍旧逗留不去,雪白的牙齿镰刀一样,试图将韭菜连根吃掉。我捡起一块石头,使劲投向它们。飞翔的石头在空中画了一个漂亮的圆弧,有气无力落在羊只中间。羊们受了惊吓,抬起脑袋四下张望一下,复又低下头去。
  我气急,从门槛爬出来,到院子中央,又捡起一块石头,再一次使劲投向它们。这次,羊只们似乎意识到什么,其中一只甩着肥厚的尾巴,率先离开了我家韭菜地,随后,另外两只也尾随而去。我出了一身的汗,衣服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部和小臂上嵌满细小的沙子。我累了,把额头放在小臂上,面朝泥土,嗅到浓郁的泥土味道和氤氲的水汽。
  我们家不宽的院子,是我小时候蹦跳玩耍的地方。那时,我腿脚灵便,像只兔子一样,和弟弟呼啸往来,打闹嬉笑。而现在,我却只能趴着,想起从前的站立、奔跑和嬉闹,我觉得那是一种奢侈,也让我觉得健康的身体简直就是一种神圣的幸福。我无数次想到曾奶奶,想起她浑浊的看我的眼神,以及她对母亲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双腿残废了的我就像她,卧病在床的老人,一切都是遥远的,除了回忆,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之外,余下的就只是沮丧和绝望。
  等到母亲回来,我依旧躺在院子里,仰面看天空,奶油一样的云彩在深蓝的空中舞蹈,鸟儿们在不高的空中以身体划出优美的飞行路线。母亲急忙扶起我,把我背回屋里,没来得及擦掉汗水,就打来清水,给我清洗脸上和身上的沙土。看着母亲,我又哭了,喃喃对她说,我不想活了,活着也是一个废人。
  傍晚,父亲背着我,再一次到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找一个乡村医生为我诊治。此前,去过多家公立医院,都查不出我的双腿到底怎么回事。父母病急乱投医,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往往都满怀希望去,失望回来。时间一长,他们似乎也觉得我的双腿没救了,一辈子只能瘫在炕上,要人伺候了。可没想到的是,一个赤脚医生竟然土方把我医好了。
  我记得,那药材以明矾、酒精、荆芥等为主要成份。使用方法是:明矾研碎,荆芥煮水,再加上酒精,一天清洗三次以上。一个月不到,我肿疼的双腿明显好转,以致疼痛消失,双腿灵活如常。我觉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站在院子里,看对面马路上人来车往,田地里晃动着许多戴草帽的人。尤其是重新背起书包上学,走在昔日马路上,心情极度明媚。为试验双腿的弹跳力,我纵高下低,跑出了一身热汗。到学校,同学和老师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都以真切的笑脸对我表示欢迎。
  但没过多久,我就浑然忘掉了疾病的沮丧、疼痛和绝望,再后来,只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的身体依旧充满活力,年轻得到处都是弹性。母亲说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一遍遍交待我,要注意安全,尤其不能吃凉食,喝冷水,冒雨趟雪,糟蹋身体。我当面应诺,但眨眼之间,就把她的叮嘱忘在脑后。不到伏天,就下水游泳,冬天都深入骨髓了,还不想穿棉裤。
  每年的秋天一到,我就肚子疼,肚子鼓得小鼓一
  样,整夜整夜跑厕所。夜里,母亲总是用她粗糙的手掌,替我暖肚子,一边责怪我说:你现在还小,不知道厚待自己身子,等老了,病都来了。而我总是不以为然,年年如此。冬天不穿棉裤的原因是:嫌臃肿,像是一根木桩,怕在女同学面前丢面子。过早下河玩水不是为了消暑,而是喜欢在水中鱼一样游动的快感。
  十六岁那年春天,我的右胸口忽然出现了一颗红色的斑点,不是粉刺,摸起来有点疼。半夜,持续出现了十几个暗红色小斑点,明亮亮地,像燎泡,呈一字形向右肋下蔓延。我第一次体验到彻夜的疼痛。一颗颗的斑点像是一根修长的钢针,刺入我的五脏六腑,令我血液倒流,骨头酥软。我哭,在一个人的夜晚,窗外的黑被星星照亮,微风吹动的枯草似乎迁徙的鼠群。我的哭声则像是夜枭,一声大,一声小,痛苦的声音在灯光的屋子里缭绕,就连昔日那些嚣张的鼠辈,也都销声匿迹了。
  我强忍着,看着那些逐渐蔓延的斑点,手指一挨,就是一阵钻心的疼。我气急败坏,用指甲掐住其中一个,想把里面的水挤出来。我知道,就是那些浑浊的水,导致了我无法忍受的疼。第二天一早,母亲看了看,到卫生所给我买回30粒安痛定,我吃了一颗,还疼,又吃了一颗,还是疼。无法遏制的疼痛似乎一种惩罚,让我辗转反侧,坐卧不宁。
  到中午,新滋生的斑点已经绕过腋下,向后背扩张。每一颗斑点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一直向内,向着周身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寸肌肤,发出残酷的不妥协的战争。我一个人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疼得呲牙咧嘴,想大声哭号但又怕别人听到,没面子,只好回到家里,用被子捂住嘴巴,大声哭叫。母亲看到之后,再次查看了那些红色斑点,搞不清楚咋回事,就带我去看医生。那个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建议给我输青霉素,我怕打针,更害怕针头深入血管,我就要药,他给我开了一些土霉素、黄连素之类的。
  刚走出诊所出来,我就把药片扔进嘴里,用唾液,使劲咽了下去。但药物并没有起效,如故的疼痛敌人一样杀伐我的意志,以至要我精神崩溃。傍晚时分,斑点已接近后脊椎骨。我打了一盆清水,用毛巾敷,敷上的刹那,有些凉意,抵抗了斑点火焰一般的灼疼,但依旧疼痛。那一晚,我连续吃了十三片安痛定。再一天早上,母亲又带我去看医生。我说我疼得吃了十三片安痛定,医生惊讶地看着我说:你吃了那么多还活着,不是骗我的吧?
  我没好气回答他说:不信现在再吃。医生还是要我输液,我又拒绝了。母亲看我疼得难以忍受的样子,就带我到五里外的乡村诊所找一个老医生。一路上,不断溢出的汗液浸湿斑点,使我更为疼痛。没人时,我放声哭,有人的时候,我闭住嘴巴,紧要牙关,装作没事的样子。这样做,我似乎是在维护一种内在的尊严,不许别人看到自己的懦弱,不许他人凭借自己的疾病和疼痛,发出可有可无的怜悯。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意对自己有意见和不喜欢我的人看到我的疼痛而幸灾乐祸。
  那位老医生看了看说:这是带状疱疹,咱这里叫蛇缠腰。是体内的毒素没排出来的缘故。你这才长了半边腰,要是左半边也长了,在后脊梁骨合拢了的话,你就没命了。我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母亲也脸色惊慌,急忙着问该怎么治疗。老医生开了一个处方,主要成分有蜈蚣、雄黄和碘酒,交代母亲说,回去将蜈蚣捣烂,调上雄黄和碘酒,逆着擦。
  回到家里,我趴在炕上,母亲用绑了棉花的木棍,沾药水替我涂抹。到晚上,疼痛明显减轻,疱疹像是一颗颗泄了气的皮球,瘪了下来。再一天。症状全部消失,一颗颗的疱疹只剩下干枯的皮。再后来,枯了的疱疹都脱落了,可直到现在,我的腰部还留着它们生长和消失的痕迹。
  洗澡时,我总是看到它们,像是疾病的废墟,在我的皮肤上,成为永久的停留。这次病后,我觉得肉体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意义。在病中,我也像曾奶奶那样,希望更多人来看我,安慰我、关心我。可是,很多亲戚都没来。我后来幻想老师和同学们,尤其是要好的女同学能来看我,给我说上几句话。不是要怜悯和同情。我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尊严在身体之外,不具备名望、权利和地位,就不会有更多人关心你和你的身体。此后很多年,我的身体除了瘦弱之外,再无别的病症,最多是感冒,一个人躺在异乡的床上,一杯接一杯喝水,一次次到厕所撒尿。病中,情绪总是昏暗,看到的事物都是灰色的,沮丧的。有一年,我去祁连深处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在雪山之上奋力攀登,站在凛冽的风中,畅怀呼喊。围坐在夜晚的帐篷,纵情喝酒到凌晨。刚回来到未婚妻家,就患了重感冒,未婚妻带着我去看医生,一位刚出卫校的护士在我手背和胳膊上扎了十几次,也没有扎对血管。
  我最终拒绝了输液,拿了一大堆药片,躺了三天,才勉强起身。我想,可能是我在祁连山太放肆了。将低处的身体放在高处,因了连日大强度的运动和不节制的饮酒,使得我刚一返回低处就被疾病俘获了。但,未婚妻的呵护,让我觉得了一种除母亲之外的唯一的女性温暖。这种温暖比身体重要,甚至比爱情也更重要。
  温暖的关怀是人生的另一个身体。2000年,婚后,性爱的新鲜感觉使得我不节制,深度的陷入和激烈的运动,高度的愉悦和瞬间的涣散之后,我感到了本能的和肉体的快乐,欲望的美好和庸俗的普遍性。似乎从这时开始,我懂得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最高贵的最痛苦,最庸俗的最快乐。有几次体检,或者碰到懂中医的人,他们都说我肾亏,身子虚,应该节制房事,静养一段时间了。但我仍旧没有,而是买了六味地黄丸、海狗胶囊及其他一些滋阴壮阳药物。
  因了地域之便,我还泡制了一些苁蓉(滋阴壮阳)酒,再加上一些枸杞和大枣,一周后,颜色变红,再暗红,酒液粘稠,味甜。每晚喝上一杯,效力极强。如此不节制,是对肉体一种挥霍。有一年回到老家,遇到一个名闻百里的老中医,为我切脉。良久,摇摇花白的脑袋,一声没吭,开了一张处方,其中有淫羊藿、枸杞、淮山药、大枣等成分,我依稀知道了什么。但依旧不知道节制。此外,我还喜好喝酒,几次喝到吐血,暗红色的血块让我惊悸,在恍惚的灯光下,让我看到自身隐藏的疾病。
  后来胃疼,实在疼得厉害,我到医生做了一次胃镜,那么长的管子,从咽喉进入,到胃里翻腾,痉挛,疼痛,呕吐。检查结果:慢性浅表性胃炎。买了三九牌胃泰颗粒等西药。吃了一段时间,胃不怎么疼了,也就懒得去吃了。有一年是胆囊发炎,找了一个老中医,开的药牛头不对马嘴。身边的有几个同事检查出慢性肾炎和尿毒症。我害怕了,坚持每半年去医院检查一次,有时候单位组织检查,但效果不怎么明显。
  我总是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处在最好的时段,一般不会患有什么可怕的病症。从20岁到30多岁,我极少去医院,更是距离B超、胸透、CT等医疗器械很远。有一些时候,到外地去玩或者公干,与朋友彻夜聊天、喝酒,在凌晨的街道上大呼小叫,觉得从未有过的放松和快乐。若是遇到投机的朋友,喝酒喝多少都不醉,意气风发,张口就干,白白的酒像是火焰,进入身体,几天后,还氤氲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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