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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魂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凡是有山的地方就必定会有坟地。在村子附近的山上,坟地总是随处可见。那里的坟地或集中或分散或孤伶伶的,坟头上大都长满了狗尾巴草和锯齿状的茅草,偶尔会有一两株蒲公英或长着白色小花的植物夹杂在风中闪现。但即使是在阳光普照的青天白日,这里的风也会让人感觉到一阵阵阴冷,这种感觉更多的是从心底一下子升起来的,连风都吹不散。若是你站在坟堆之间,除了阴冷之外你还会感觉到一种抓人心肺的荒凉,仿佛你也是那坟堆上的一根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茅草,终有一天会枯黄、死去、在一堆野火中化为灰烬。
  我要说的这片坟地离我家不到两华里,在我家的土塬上,一眼就能望到。一座不高的山,却像一个巨大的倾斜着的蒸笼,而那些坟堆就像这个蒸笼上的馒头。不时有新坟加入到这里,他或她是寻觅着已逝亲人的足迹一路走来的。被挖出来的黄澄澄的土很快又被堆起来、踩实,新坟的四周到处是炮竹的碎屑和扎花圈用的彩纸,几天过后,空气中仿佛还能闻到芒硝和石灰的气味。死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另一种活,谁知道呢,要是死也能够像活一样可以体验的话。
  我们经常会爬过那座山到集市上去,因此我们经常会路过那里的坟地。
  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还不到十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到处都在开荒,到处都飘扬着红色的旗帜,到处都是肩挑背扛的身影。在一声声巨响中,土方一块块崩塌,碎石飞落下来,山坡很快夷为平地。新筑的田埂上,精壮汉子们抬着条状的石头一边吼着"嗨哟嗨哟"一边一下一下地锤打着,后来连妇女们也陆续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从早到晚,放炮声、夯声、奔跑声、叫喊声、铁锤敲击石头的声音不绝于耳,仿佛每一个人都是铁做的钢铸的一般不知疲倦。开出来的新田很快就蔓延到了那里的坟地。一些白骨和骷髅被挖了出来,一具具,摆在松木门板上。一些棺木也被挖了出来,一副副,移到新辟地的旁边用长条凳搁起来,那黑黑沉沉还没来得及腐烂的棺木的底部,不时有腐臭的水从里面渗漏出来。刚开始,我们只是站得远远地看着,一副副棺木像是悬在了半空中,有点温和的太阳光照过来,整个画面看上去像一个奇怪的梦,极不真实。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从土里挖出来的庞然大物已不再害怕,甚至就在它们跟前的土坡上玩滑梯。有一次,祖母和村里的几个老人也结伴而来,她们指着其中的棺木说这副是谁家的,那副又是谁家的,有的甚至还能说出里面躺着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在生前所做过的事情,一边感慨一边叹气。记得祖母当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隔天远,离土近",我很长时间都没弄懂。过了几天,被挖出来的棺木陆陆续续移到附近的山里,又一次"入土为安"了,只是地势明显地高出了许多。这次开荒运动使得那里的坟地至少有一半成了后来的水田。过了几年,在离水田不远的地方又修了一条马路,属于坟地的面积就更少了。
  听祖母说,祖父也埋在那里的坟地里。祖父是在33岁时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当时一家人都走散了,有熟人见了不忍心,就地挖了一个坑将祖父的尸体埋了,本来还用树棍做了一个记号的,过后回过头来看时,由于一下子多出了许多新坟,根本就辨认不出了。看到这座好像是,看到那座也好像是,连亲手埋祖父的人都不能肯定,祖母就更不能肯定了。更何况开荒时坟地又迁了一次,祖父的尸骨是否也在被迁之列,不得而知。每年到了清明节或"七月半",祖母只有带着家里人对着神龛祭拜,一家老小的名字一个一个念过去,以求得祖父的护佑,也借此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祖母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念着一边就老泪纵横。
  祖母活到七十岁的时候,自己亲手做了一套寿服,还请人打了一副棺木。棺木很厚很沉,尤其是在刷了漆之后,黑亮沉厚得如铁似石,祖母说,这样的棺木埋在地下才会长久。棺木被放置在阁楼上,一放就是十几年。祖母一直活到八十四岁高龄才合上眼睛,祖母是在父亲的工厂里去世的。祖母在去工厂的路上不停地对开车的司机说"停车——停车——停车",祖母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车,坐车太难受了,祖母想走路去,再远的路祖母也能走啊,可车子一直开到了三百公里之外的工厂。祖母在工厂里只呆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脑溢血,从床上摔下来就不能说话,送到医院还不到两个小时就走了。按照工厂的规定,祖母死后被送到了火葬场,我们捧回来的是一盒骨灰。我不知道祖母在临走的时候是否还挂记着她的棺木,她的棺木后来又用来埋了谁,我只是觉得世事和生命的无常总是与一个人的设想相距太远。祖父和祖母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黄土,而最终,祖父虽归于黄土却不知所踪,后来祖母的骨灰虽然也运回乡下,但留下的遗憾也是无法挽回的。
  为此,我小小的心灵曾经很羡慕那些知道亲人坟地的人,他们在清明时节可以将纸钱直接烧到坟前,他们在"七月半"的时候也很清楚亲人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小路走回来的。
  每次经过那里的坟地,我都会多看上几眼。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心里无数次地问过自己,难道人一辈子这么辛苦最终的归宿就是一堆黄土吗?每次这样问的时候,我就想起村里的德叔。其实无论是论辈份还是年龄我都应该叫德叔爷爷的,但他是个喜乐人,怎么叫他都会乐哈哈地答应,村里的大人都这样叫,叫顺溜了,我们也就跟着叫。德叔有十一个儿女,五男六女,他最小的儿子都比我大两岁。听人说德叔一共生了十三个,饿死了两个,但十一个已经够他折腾的了。德叔的五个儿子都不学好,老大老二老三长年在外面游荡,当他们一个个被关到监狱之后,德叔和村里人才知道他的这几个儿子在外面无非是干了一些打砸抢的勾当,德叔知道后痛彻心肺但又无可奈何,转而对余下的两个儿子严加管教,谁知管来教去两人还是走了三个哥哥的老路。德叔劳累了一辈子,惟一可以欣慰的是六个女儿还算争气,不但个个长得如花似玉,而且都找到了好婆家。在我的记忆中,德叔仿佛是铁打的一般,不管他承受了多么大的苦难,人前人后总是一副笑脸。有一次,德叔挑了一担稻谷去集市上卖,在经过那里的坟地时,我问他人死了之后都要埋在这里吗,他把肩上的担子从右边换到左边后扭过头来冲我笑了,我就又问他要是德叔死了呢,德叔怔了一下,哈哈大笑说,德叔的身体这么好离死还早得很呢。谁知不到两年时间,德叔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他的六个女儿和女婿想尽了办法,将他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但还是没能治好。德叔临死的前几天说什么也不呆在医院里,没办法,他的家人只好将他抬了回来。我看到德叔的最后一眼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月不见,那样坚韧和硬朗的一个人竟然已枯瘦得如一堆干柴。在生活面前,德叔从未倒下过,他所有笑过的日子却在那一刻全部凝固了。出殡那天,三眼铳一直放到那里的坟地,在一个三米深的坑前,德叔的灵柩被放了下来,在一片呼天抢地中,德叔终于可以长长地歇一口气了,长到再也不用起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坟地里有一座坟塌陷了一角,但一直都没有人去管它。这种塌陷让我们每经过这里一次都会害怕一次,因为塌陷的地方像一个黑洞洞的眼眶,仿佛总是在盯着你不放。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伴正好从那座坟前经过,在还没有到达那里之前,我们就约好谁也不许跑。待真的到了坟前后,一个男孩突然像受了惊吓一样飞跑起来,他一跑,其他的也就跟着飞跑,结果把我一个人落在最后。不得已,我也只好跟在后面飞跑,一边跑就一边无可救药地想像那塌陷处正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追了过来,顿时吓得心胆欲裂。
  "那有什么好怕的。"第二天,瘦瘦精精的顺哥哥听我们讲了那天的事之后满不在乎地说。顺哥哥正背着一个鱼篓在池塘边钓青蛙,见我们一个个不怎么服气,就主动提出要带我们去看个究竟。我们麻着胆子跟在他的后面,那是我们第一次正眼看那个塌陷的地方。其实那里面除了一滩潮湿的黑乎乎的泥巴外,只有两只大青蛙鼓着眼球蹲在里面,见有人来了,其中一只撒开脚丫子蹦了一下。这倒是正好合了顺哥哥的意,他顺便将里面的两只青蛙也给钓了上来,想也没想就装到了身后的鱼篓里。顺哥哥的举动让我们大开了一次眼界,一个个又怕又羡慕。
  每年夏天,那里的坟地里有一种花开得格外醒目,这种花一开就是一大蓬,有红色的、黄色的,叶子则是紫色的,一般开在比较潮湿而肥沃的地方,尤其是雨后初霁的时候,这里一蓬那里一蓬,仿佛是一夜之间随着地气的上升而开出来的,远远地看着令人眼花缭乱,走近一闻,则令人难受得作呕。凡是闻过一次的人大多会敬而远之。因为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就叫它懵脑壳花。可花癫婆似乎对这种花情有独钟。花癫婆到底是怎样疯掉的我们并不清楚,也从来少有人问及。等到我们都知道这世上还有个花癫婆时,花癫婆已经有四十多岁了。要是村里的姑娘在头上只扎上一朵花,我们肯定会认为那是好看。要是扎上三四朵花,我们就会也把她喊成花癫婆。当然这种喊法完全是出于贬义,因为花癫婆就是这样的,她经常到田间地头或那里的坟地里去采花,并且经常插得满头都是,然后一路上唱呀跳呀,见了我们她就会主动走过来问我们好不好看。我们见她过来了,跑都跑不赢,哪里还敢回答她。听别人说花癫婆年轻的时候长得真的像花一样漂亮,可我们谁也不相信,我们只相信亲眼看到的。我们眼中的花癫婆实在是太丑了,她从头到脚看上去有点浮肿,脸上长满了黑色的痣和斑点,眼睛里不时晃荡着一种剜人的光,十分可怕,尤其是笑起来的样子,简直是令人毛骨悚然。花癫婆的穿戴也是奇怪得很,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穿着一件大花棉袄,有时用路边捡来的一根草绳扎在腰上,有时敞开来,露出一件五颜六色的毛线衣。大花棉袄和毛线衣真是破烂得肮脏得不成样子了,一些变了色的布条经常随着她的身子不停地甩动,还有一些扯散了的毛线也经常掉到了地上,一踩就是一长溜。花癫婆的家离坟地大约半里路的样子,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胡子拉碴的老男人缩着身子蹲在门坎边,一边吸着旱烟卷一边目光发直地望着那在坟地上跳来跳去的女人,即使是艳阳普照,男人的脸看上去也是一个阴天。听村里的人说,他已是花癫婆的第三个丈夫了。有一年,坟地里的懵脑壳花又开了,花癫婆却突然死了,在她家的屋后停尸三天后,也埋到了那片坟地里。后来她的坟地上也长满了懵脑壳花和狗尾巴草,我们再经过那里时,总觉得那懵脑壳花和狗尾巴草仍然是插在花癫婆的头上,在风中乱摇。
  每年都会有不同年龄的人死去,死亡成了他们走向坟地的通行证。
  天生的敏感使我在经过那里的坟地时总不忘有意地观察那些活着的面孔和那些匆忙走过的身影。他们是习惯了这种与死亡有关的暗示还是不屑于将这种暗示放在脸上?我无法知道。或许在他们看来,死亡还离得太远,生命仍在继续,失去亲人的悲痛也只是暂时的。
  有一天,一个背着画夹的年轻人来到了那里的坟地,他在一个坟头上蹲下来,一边看着马路上的行人,一边用一根炭条迅疾地画着,寥寥几笔,一个挑着担子的老头就活灵活现地从画纸上走了出来,过了一会,几个有说有笑的妇女跟在了老头的后面,接下来,一条棕毛狗也走过来了。我们围在年轻人的后面,一直看到了太阳下山。第二天,顺哥哥不知从哪里也知道了画画的事,就特意拿着钓杆背上鱼篓找到了那里的坟地,但等了半晌也没有等到那个画画的年轻人。要是这样站在那里画一张多好啊,顺哥哥在坟地上摆了一个十分神气的姿势,我们也嘻嘻哈哈地跑过去摆了一个姿势。是啊,要是这样站在那里画一张多好啊。这样闹了一阵过后,一个个突然就不做声了,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接下来,我们甚至对那只画在画纸上的棕毛狗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嫉妒心理。
  记忆中关于坟地最热闹也最风光的事情莫过于顺哥哥的大伯父回来了,有的说是从台湾回来的,有的说是从香港回来的,离家有四十年了,发了大财。大伯父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自己的祖坟。那年那天正下着小雨,那里的坟地在一片草叶的掩映下,显得清亮而肃穆。五辆崭新的小轿车停在了坟地的马路边,年近六旬的大伯父在顺哥哥一家及一帮随行的陪同下找到了他们家的祖坟。大伯父见祖坟的一边已塌陷下去了,当即抚住坟头老泪纵横。顺哥哥的父母亲见大伯父哭得伤心也在一旁陪着,一边跟着落泪一边唉声叹气。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那座塌陷的祖坟已被修缮一新,置于墓室之中,连墓室的外围都铺上了长条的花岗石,墓门上雕凿有龙凤呈祥的彩色图案,墓的前面还立了一块硕大的石碑。这样一来,其它的坟地立马显得寒碜多了。这件事惊动了四方的乡邻,众人无不羡慕,这羡慕里大致有三种意思:一是羡慕生者的出息;二是羡慕死者的福气;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妒忌。大伯父走的时候,给顺哥哥家里留了一笔钱,顺哥哥则被带走了,确切一点说是带到台湾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他回来过。顺哥哥的父母亲从此吃穿不愁,刚开始,他们逢人便说及儿子的造化,但时间稍长,他们就很少笑过了,对儿子的日思夜想最终使他们悒郁过重而病倒,顺哥哥走后不到五年的时间,两人相继又归于那里的坟地,埋在了他家祖坟的下首。
  又逢"七月半",用我们当地的话说是"接老客"的日子。这一天的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在餐桌上添一些碗筷,都会备好纸钱、"三牲"和用丝瓜叶或者刀芭豆叶子包好的糯米粑或高梁粑,在自家的门前或者路边,对着那里的坟地跪拜,一边虔诚地迎接死去的亲人回来团聚,一边祈祷活着的亲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纸钱烧起来,青烟和灰烬在风中飞舞,仿佛路上走着的尽是隔世的人,他们正一个个行色匆匆衣袂飘飘,整个村庄开始弥漫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将"老客"送走。
  不仅仅是曾经的生命,就连活着的生命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和许许多多承载这些喜怒哀乐的日子,也一起被那里的坟地所埋葬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样小的年纪就对坟地有那样深刻的记忆,对于生命,对于死亡,我几乎是一片茫然,但我知道人总是会死的,人死后也不会复生,无论在生前你是多么强悍和多么富有。
  尤其是在某个安静而皎洁的月夜,我都会坐在自家的土塬上,远远地望着那里的坟地,就像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坐在邵水河边的石头上看那水天一色。天边绯红的霞光和同样绯红的波光会随着邵水河粼粼的流动而渐渐地淡出视野,我相信那里的坟地也是,那些熟悉的或者陌生的人在时间的长河中也正在淡出这个悲喜加交的人世间,而坟地只是一种载体,经常被我们的目光所触及,一些与生命有关的故事才会在记忆的深处复活。
  邵水河在静静地流着,坟地周围的村庄蜷伏下来,一天的忙碌和喧腾也蜷伏下来,一些树成为更深的阴影部分,一些人已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而此刻那里的坟地仿佛是活的,事实上,它一直活在某个安静而皎洁的月夜下,即使是突然惊飞的几声鸟啼,也只会使这种安静变得更加安静,使那种皎洁变得更为皎洁。我甚至因此相信关于魂魄的传说,我还相信一个人死前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不管隐瞒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秘密,死后他们的魂魄一定是干净的,就像这高悬于头顶的如水的月光一样,在徐徐吹来的风中,轻轻地漾过来,又轻轻地漾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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