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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亲恩


  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母亲说,她在县医院里躺了一天一晚,就是生不出来。痛啊。痛得她直想死。可是她不叫。一声都没有叫。只是咬牙抿嘴,直喘大气,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汗如雨下。针也打了,人参汤也喝了,香灰水也灌了,都没用。后来医院也没辙了,交待父亲赶紧想办法送地区医院。那时候父亲在公安局工作,立即从看守所提出两个犯人,扎一副抬轿把母亲抬了,连夜抄小路走了一百多里,送到地区医院。
  下午到了医院,傍晚时分,母亲就生了。
  母亲说,就是生我的时候难,后来生我的妹妹、弟弟都很顺利。母亲还说,侥幸是在城里,如果在乡下,就没有命了——这有可能。
  母亲的老家,在邻县的乡下,离父亲的村子不远。村名皆以姓氏冠之。一个是康家,一个是肖家。母亲十三岁说给肖家做童养媳,十八岁成的婚。结婚第二年,新中国成立,父亲考入地区公安干校,半年后分配到了这个县的公安局,当了干部。
  母亲是二十岁进的城,她由外公陪着,一路走一路问,翻山涉水,走了两天,寻到父亲这里来。从此母亲就在这里住下了,生活了五十二年,终老于斯。
  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书。进城后,父亲送她到夜校学了几年。母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也能磕磕巴巴地念报纸上的文章了。她在夜校还学会了一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她一辈子会唱的就是这一首歌。这首歌她只会唱开头这两句。后来的日子里,闲下来的时候,我偶尔会听她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应该是一首抒情的、欢快的曲子。可是母亲一辈子,过得一点也不抒情,也很少欢快的日子。
  母亲到县城里后,很久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据说父亲帮她找过两份工,但很快就辞了。母亲要养儿育女,要做家务,每天忙不赢。那时候天下太平,父亲的一份工资能够维持一家五口有粗茶淡饭,足矣。可是自然灾害来了,全国人民开始过苦日子。后来灾害愈演愈烈,好多地方都断了粮,靠吃野菜、树皮、观音土。周围好多人得了水肿病,两条腿肿起好粗,光滑水亮,一按一个坑,好久复不了原。我常常看到水肿病人们坐在一起,比赛谁腿上的坑按得深。我们有城镇户口的人家,日子要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给我们定量供应的粮袋,要搭配杂粮——高粱、苞谷或者红薯。拿粮票买高粱苞谷,一斤是一斤,买红薯,则可以买十斤。母亲要的都是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煨红薯),晚上才能喝到两碗米汤。红薯和米汤都是饱得快饿得也快的东西。我常常不到半夜就饿醒了。睡不着,起来喝凉水。喝多了凉水,更睡不着——不断地要撒尿。整夜折腾,饿不堪言。这些,母亲都知道。可是,她不做声,只是默默地难过。正所谓:听在耳里,痛在心里。她自己饿一点不要紧(事实上她也总是把东西让给父亲吃,让给我们吃),但不能饿到子女。她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东西把我们喂饱。母亲说:鸡都不喂它就知道自己去找食,何况我们是人。母亲在乡下长大,从小劳动,历经艰难,找吃的本事是很大的,她找食的天地,当然比一只鸡广阔多了。我们那地方是山区,县城四面环山。山都不大,可是泥土肥润,草木丰茂,野产很多。母亲应该是最早一拨到山上去寻找吃食的人。野笋子、野藠子、野韭菜、野茼蒿、野苋菜(又名马齿苋)、地菜子、地衣(其状如木耳,无味,色泽死黑,打雷下雨后在山里的岩石上才能捡到,所以,我们那里俗称"雷公屎"),土茯苓、益母草、毛粟子、蕨根、椿树叶、桑树叶……后来附近山上的东西都搜刮干净了,母亲她们就往远处推进,一直推进到二十里外的南岭大山。母亲常常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到家。手里提着,背上背着,带回一大堆野菜。这些东西,都很难吃。那时候做菜的方法很简单。烧半锅水,把东西放进去,撒几粒盐,滚几滚,掐出来就吃。没有油,没有调料,怎么会好吃呢?可是我们都抢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肚子滚圆。
  母亲还在山里开出了十几块地,地都开在岩石的夹缝间,都很袖珍,大不过桌面,小则仅可立足。种了南瓜、辣椒、茄子、小白菜。还在家里灶旁边用纸箱圈养了两只小母鸡。那时候政府禁止居民开荒种地、养鸡养猪,母亲都是偷偷做的。我们在城边上的几块地,被镇里的治安队发现了,立即被踩平,还压上了大岩石,钉了禁牌。母亲看到被践踏得七零八落的菜苗,一屁股坐到岩石上,哭了一阵,咒骂了一阵,掮起镢头,到更远的地方又开出几块地。母亲做的这些事情,父亲是反对的。父亲是个很谨慎,很守规矩的人。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以乡村教员的觉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可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他们那段光荣历史被抹掉了。他也抗争过,发过火,说过狠话,可是没有用,也就认了。这当然是个致命的打击,而且,影响了他一辈子。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脾气很暴躁,在家里动不动就发火。(可是他在外面却十分和气。当了一辈子小干部,没有得罪过人。)母亲对父亲,从来是依顺的,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母亲少有地坚持,绝不让步。他们吵过很多次,每次都吵得很厉害。父亲把镢头,把鸡笼都摔到屋外,母亲又默默捡回来。摔多少次,捡回多少次。捡回来了,母亲就坐在鸡笼上哭,反反复复听诉说一句话:"我不晓得什么政策不政策,我只晓得我们要吃饱肚子,要生活。我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下劳力找点吃的,有什么错!为什么就不让我做!"在母亲的疯狂和决绝面前,父亲还能怎么样呢?惟有窝在凳子上,不再言语,脸色铁青。或是一摔门,到单位去了。
  我们几兄妹缩在门背后,惊恐地望着大人争吵,大气不敢出。我们直觉地感到母亲没有错,又隐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很憋屈,内心是很复杂的。
  我那时候八九岁了,已经粗通人事。
  我也经常会帮母亲做点事情。我家后面,是一条小溪,隔墙可听到流水潺潺,泠然有声,站在后门石阶上,便见水草飘飘,鱼翔浅底。可是母亲是不准我们去河边的。只有她寻回来很多野菜,才会叫我开后门帮忙洗菜。我扎高裤脚站在溪水里,让水流绕着膝盖舐啊舐,心里好高兴。有一年闹水灾,连降大雨,十几天才停。雨把田里的稻谷都打得倒伏了。雨一停,泡在水里的稻谷都长出了绿芽。县城里的人都涌到田里去掐稻穗。母亲带着我,也寻回来一箢箕稻谷。我看着绿芽森森的稻谷,心想,这能吃么?能吃!母亲指使我拿出到河里洗干净了,一根一根摘掉绿芽,把稻谷在锅里焙干了,到一户农民家里借石磨磨成粉。我们母子俩人,磨了一天。真是整整一天啊!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换右手,到后来都没力气了,就两个人四只手的攥着石磨把手缓缓地推,母亲把稻谷粉和地菜子做成粑粑,在锅里干煎熟了。这种粑粑连糠带米带菜,真难吃。吃在口里,感觉满嘴是砂,难以下咽。那筐米糠粑粑,吃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吃得我们,嘴巴也难受,肚子也难受,拉屎的时候更难受。我还跟随母亲去菜地浇过肥。都在大清早,天都还黑着,母亲挑一担尿桶在前头走,我紧随其后。街巷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我们四只脚板踩在石板上嚓嚓嚓的碎响。出县城,穿过一条长长的土路(土路好长,天色就是在我们一步一步走着时亮起来的),到了山底下,母亲放下担子,往尿桶里掺满水,顺便也歇一歇气。菜地有十几块,散布在刺丛旁边,或岩石里,极其隐蔽。我去过几次,每次再去,都很难找全。母亲却熟悉得很,不会走弯路,也不会遗漏。一担尿水,刚好把菜地浇完。我还跟母亲去扯过笋子,捡过稻穗,挖过地菜子。我最高兴的是去山里摘毛栗子。那时候秋叶飘零,层林尽染,人在山上,犹如画中行走。一路走,一路采摘。嫩的,装进布袋里。外壳呈红色黄色的,就地拣块岩石砸开了,嚼而食之。新鲜毛栗子是很好吃的。脆,嫩,沁甜。每次进山,都要装一肚子和一布袋毛栗子回家。
  稍长,我可以帮母亲做更多的事情了。锤石子。县里修马路,需要很多碎石子铺垫。山上爆破开来的岩石,大的有箩筐大,小的也有饭碗粗细,都不合适铺路。铺路需要的是鸟蛋大小的碎石子。我们从山下把大岩石挑到工地旁边,锤碎了,集了很多了,再又码成长方形的堆。碎石子是按方计钱的。这事很辛苦,可是赚钱也多。搓草绳,我家附近,有一家草绳厂。母亲按天去厂里领来稻草,在家里搓好了,再又送回去。一斤草绳四分钱。后来,涨到了五分。搓草绳坐在家里就可以干,随时都可以搓,不用日晒雨淋,所以,附近很多人家都接这个活做。入夜,星河璀灿,檐瓦晰然,家家户户搓草声,那情景是很令人感动的。我们还挑河沙,挑煤炭,掮竹子,还跟人往乡下送过一次水泥电杆。少年时期的劳作,让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美德,这对我以后经历风风雨雨是很有帮助的。
  母亲的身体不是十分强壮。客观地说,并不太好。可是她很少跑医院,感到不舒服了(她把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之类毛病统称为"不舒服"),就倒碗温开水,放一撮盐,掰开衣领扯痧。右手扯右边脖子,左手扯左边脖子。"叭"——一下,"叭"——一下,后边脖子够不到,叫我去。我扯一下,母亲问一声:红了没有?——红了。——紫了没有?——紫了。——紫了就是痧出来了,好了。母亲果然就好了,泼掉盐开水,挑担箩筐出门去了。母亲常常露着一脖子紫痕,四处走。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父亲为母亲在服装厂谋得了一份职业,收入平稳,家道渐丰,母亲不必再为衣食多忧愁,就加紧了对我们的管束。
  母亲对子女的管束是很严厉的,近乎苛刻,她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发狠读书,拿第一。她自己文化不高,可是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她并不知道怎样才能读好书。她的要求是出自本能的、盲目的。她常常跑到学校里,猫在玻璃窗外边,看我是不是认真听课。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她也远远地站在柳树下(我们学校操场上有很多柳树,到了春天,绿条纷披,远看像一笼一笼轻烟)看,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玩皮球,我们的争抢当然是十分激烈,十分混乱的。母亲冲进来,把我扯到场外面,气咻咻地训道:"从小就教育你不准跟别人争东西……"每天放学,母亲必是早早地等在学校门口,护着我回家(她怕我又跑别处去玩)。母亲总像影子一样伴随左右,常常让同学们耻笑,我感觉很伤自尊心,发了几次火,她就让了一步。但是,规定我放学后五分钟内必须回到家里。她测算过,从学校到家里,刚好走五分钟。迟到一点,她立即出门去找。母亲自然是不能辅导我的学习的,但她自有办法:让我每天晚上写五个生字,每个字写一百遍(是一百遍呐)。她担心我偷懒,每天我写字的时候,神情是肃然的。
  我小时候其实是个调皮的人。极其调皮。外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按母亲的要求循规蹈矩呢?我不明白母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担心。担心我跟街上的小痞子学坏,担心我爬树会摔下来,担心我看课外书会耽误学业,担心我走夜路撞到鬼。母亲像看牛一样地看紧了我,一刻不敢松懈了她手里的缰绳。我却像头极不驯顺的小牛犊,一有机会,立即跑到外面玩去了。母亲也马上会跟踪而至,把我牵回去。母亲对自己的儿子,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侦察能力,哪怕我躲在很远很隐蔽的地方,她也能够嗅着气味找来了。我对母亲的这种近乎苟刻的管束真是十分恼火。当然母亲也有找不到我的时候,她就大街小巷转着,大声地喊叫我的小名。我们那县城很小。我家在县城的东南西北四条街上都租房子住过。母亲跟县城里的人,差不多都熟。街上的人,大多认识我,听到她的喊叫,我感到极其沮丧,感到好没面子,只好跑出去,跟她回家。
  "文化大革命"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是怀了一颗张惶的心看待那场运动的。每次站在街边看到游斗"走资派"的队伍走过,回到家里就要"啧"半天,嘴里念叨:遭孽!好遭孽!她不明白世道怎么变成了那个样子。她也参加了厂里的工人组织。她从厂里领回一个红袖章,可是没有戴过一次(我很难想像母亲戴红袖章的样子。那一定是很滑稽的)。她每天照样上班。每有游行队伍经过,她也跟出去站在厂门口看。有一次回到家里,母亲跟我说,今天游街的队伍好长,县里一个副书记也在里头,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子。她说年初还为父亲的事去找过副书记,她认得他,她说那人好和气的,怎么也被抓起游街呢?她说那位副书记一边走一边伸出舌头舔嘴唇,一定是好口干了,她好想端碗水给他喝,又不敢,怕挨打。顿了顿,母亲叹气道:嗨,我还是应该上去给口水他喝的!过了好多天,她还提起这件事,后悔得不得了。那一年,我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那时的红卫兵真是威风。刷大标语、刻钢板、抢高音喇叭、砸店铺门前的石狮子,呯!一锤下去,石花四溅,欢声雷动。我觉得很好玩。运动发展到高潮,人们都发了疯,竟跑到武装部的仓库里抢枪。那天是傍晚,我也跟着大人们往武装部涌。半路上捡到一枝抢,返身又往城里跑,一直跑进县政府大院。大门在身后呼地一声关上了。我在一根柱子门站下,举枪一看,愣住了。那枪没有枪栓。忽然这时停电了,四周一片漆黑。很多人在黑地里跑来跑去。门外面人声鼎沸。我忽然有了一阵恐惧,还犹疑着不知该如何办,一个黑影摸到跟前,一掌打掉我手里的枪,拉着我就贴着墙根往里面跑。越长廊,到一道侧门,一肩撞开门,就见母亲还守在门边上。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抓得死死的,一口气跑回了家。母亲拴好门,又拖张凳子顶死了,转脸骂我:你要再敢出这张门,我打断你的腿!第二天,母亲抓了只鸡去感谢那位把我从县政府找出来的工友。
  几十年的,母亲还对我说,你们三兄妹,只有你让我操的心多!
  然而母亲却是特别疼我的。我懂事的早,吃的苦多。很小的时候,大约不到五岁,我就会生火做饭了。母亲出门做事,常常忘了时间。估摸到时候了,我就会扒开炉灰,絮上刨木花,点燃,填进木炭,再把煤饼敲成小块,一层一层架上去。初时不懂灶底要通风,刨木花燃不成明火,满屋子的烟,熏得我眼泪长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晚饭是一锅米汤。往往是,母亲和我吃上面的清汤,父亲和妹妹吃中间那米糊,底下稠点的米饭,留给弟弟。弟弟只有一两岁。再长大点,家里烧的煤炭就是我包了。我们县城人家烧煤,都是到一个叫张家煤矿的地方去买。张家煤矿去城十几里,中间还要过一个渡口,尽是山道。每次挑五十斤,清早四点多钟出发,八九点钟,太阳刚刚出来,就回到家了。母亲把饭菜都热在锅里,另外还额外犒劳我一个荷包蛋,一碗糯米甜酒。辛劳半天,喝杯糯米酒,那真是很舒服的。我很勤快,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起早床去挑担煤回来。我家的杂屋、灶房、床铺底下,都堆着煤饼,母亲有时夸耀地跟邻居说,我家里什么都不多,就是一样,煤炭多。
  小时候我有过一个不好启齿的毛病,尿床。早晨醒来,一摸床垫,湿湿的,凉凉的,又羞又怕,不敢声张。母亲遍访全城,求得一个偏方。她买一猪尿泡,洗净(我看她蹲在溪边,一点一点地揉,来回揉,淘洗了好久)。又量一筒糯米,加猪油到锅里炒,不停地翻动。过一阵,半熟未熟的糯米变得透亮,粒粒可数。起锅,悉数灌进猪尿泡里,缝紧了口子,再放锅里蒸。约三个钟头,取出来就热吃。那东西是很好吃的,皮略韧。里头的糯米饭,香,酥,软。一口咬进去,"吱——"一股香味透进心底。吃过几次,尿床的毛病就好了。我至今记得猪尿泡灌糯米的香味。
  过年了。我们小时候都十分喜欢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大鱼大肉吃,放鞭炮,有压岁钱——年三十晚上等我们睡着后,母亲把压岁钱分别压在我们三兄妹的枕头底下。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母亲对我悄声说,把压岁钱收好。弟弟妹妹都是两角钱,你的多点。我伸手到枕头底下一摸,好,给我的压岁钱是五角钱。那时候,五角钱可以买三四本书了,我很高兴。
  小时候我有两件事让母亲很得意。一次是小学毕业升初中的考试,我得了全县第一名。算术100分,作文多少分,记不清了,大约是86分,但题目还记得:"我的一天"。考分出来,母亲拿着我的成绩单到处给人看。还有一次,是我入选了县篮球队。小时候母亲是不准我打球的。她觉得打球耽误学习。打球运动量大,肚子饿得快(吃得就会多),鞋子磨损也快。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去打球。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不再投身运动,学校也已经停课闹革命,整日无事,母亲也就不再管我了。我和几个同学,天天出去找场子打球。我们都赤膊赤脚,只着一条短裤,一玩一天。我们都玩命地抢,玩命地跑,直到力竭倒地。我们终于玩出了一点名堂——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被选进了县篮球队。我在队里,个子最矮(不足1.6米)。但矮个子能在篮球场上驰骋,自有其过人之处。我成了球迷们最欢迎的队员。那时候县城里的业余生活极其贫乏,篮球比赛就成了人们最喜欢的节目。所以,球迷众多。母亲的师傅,就是铁杆球迷。不吃饭,也要先看球。还有母亲厂里的厂长、车间主任,都是球迷。每有比赛,必定到场。第二天上班还意犹未尽,会找到母亲说道一番,夸赞一番。母亲不懂球,好像也没有到现场看过我打球,可是每次回到家,就会跟我说,唐师傅他们又在讲你们昨天打球的事了……说时,笑意盈盈,两眼有光。那种时候,母亲心里一定是十分舒坦,十分熨贴的。
  看到母亲的笑,我感到非常欣慰。母亲真是很难得这样笑一笑。母亲名青梅。她的一辈子,同她的名字一样,是生涩的,酸辛的。
  现在,母亲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我常常在梦里梦见她。不知为什么,还是很少看到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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