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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行通气


  "隔行通气"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随笔集的名字,在这本集子中并没有题名隔行通气的文章,我也没写前言或后记来说明这个书名的来由。"隔行通气"是书法美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不仅字与字之间要有联系,行与行之间也要有联系,更高的境界是隔着行也要有着内在的割不断的联系。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记得一句说世界上万物之间都有联系,那时觉得很玄妙,也是姑且听之。等后来,再读到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哲学原理。一个完整的事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沟通、联系、关连,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潜性的。
  我在《隔行通气》这本随笔集里,收集了几个方面的文章,有关于文学的,这是我的本行,有关影视的,这是我文学研究的延伸,还有关于各地风景的,这是我采风的成果,和文学活动有关,但是关于美食的,关于足球,就有些离谱了,还有我对围棋的议论和感受甚至让一些国手也点头称是。这些隔着行的事情,在我的笔下被当做同样阅读文本赋予了阐释和意义。我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观察生活,喜欢解读文本,以致于我在二〇一〇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很多人都以为是文学评论奖,因为我是因文学评论出道的,现在最重要的身份还是一个评论家,而其实我得奖的作品是《王干随笔选》,获得杂文随笔奖。
  我的这种杂花生树,或者说种瓜得豆,或者说种瓜得瓜又得豆,种豆得豆又得瓜,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我最初和很多人一样是诗歌的狂热爱好者,写过一百多首诗歌,参加过当年徐静亚在《深圳青年报》举办过的诗歌大展,并且是"呼吸派"的宣言起草人,记得最隆重的事情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发给来宾一本自己油印的诗集,叫《水上诗叶》。我想,在今天再奢华的再浪漫的婚礼,也没有我们当时的那股对诗歌的纯贞。由于当时写诗的人太多,诗人梦很快被小说家梦替代。因为我最早发表的不是诗歌,也不是评论,而是小说,且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当时是十九岁,用今天的眼界来衡量,还是"少年写作"呢。这篇小说署名是两个人,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小说写得比我好,年龄比我打大,我小说写好后,让他修改润色,就投到了《雨花》杂志,没想到,很快就刊登出来。
  写得最早的是诗歌,发表得最早的却是小说,而让我小有名气或者说得俗一点登上文坛的却是文学评论。我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写作文学评论,没想到这个与作家有些远的文体让我能够尽情发挥,从一九八六年起我连续五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当代文学评论,而这种待遇是很多名家尤其是名学者、名教授才拥有的,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外省青年,没有职称,工作单位只是一个小县城党史办的秘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氛围确实适合那些"屌丝"文学青年的成长,很多作家甚至从乡村起步,一些青年文学评论家也不是从高校的摇篮摇出来的,而是在广漠的大野上自由生长出来的。设想一下,今天的文学评论家有几个不是从名校、名师的门下开始崭露头角的?
  尽管如此,我的工作却是一个资深的编辑。虽然从事过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在文学评论上也是半个专业人士,但我这些年的工作岗位却不是创作,也不是研究,而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是编辑,是"度人之人"。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我在高邮市委党史办工作,主要是编撰工作,之后就没停止过。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就在《文艺报》担任编辑,尽管当时身份是借用,但我非常投入,我的工作得到了《文艺报》领导的认可。后来到《钟山》担任编辑,我的创意能力和编辑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钟山》杂志社当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编辑部,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现在著名的小说家苏童和著名的制片人范小天都在编辑部工作。"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在文坛的影响较为久远。整个创意来自编辑部,而这个创意和我当时悉心研究的"后现实主义"不谋而合,以至于有人简单地把"新写实"的创意归结于我一个人。被动地掠人之美也是掠人之美,至少掠人部分之美。到一九九四年,《钟山》杂志又推出了新状态文学的栏目,这个栏目引起的反响甚至超过了新写实,但限于评论界和学术界,而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借着新状态脱壳而出,蔚然成长。后来到《东方文化周刊》当主编,到《中华文学选刊》当主编,至今养家糊口的活还是编辑:在《小说选刊》供职。
  其实,除了当编辑、做策划外,我还做过十二年的出版。二○○○年底,我从南京来到北京,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出版工作,我每年除了出版十二期《中华文学选刊》外(最多的时候还有十二期《中华少年写作》),还出版十本左右图书,《河岸》《无土时代》《我的生活质量》等长篇小说均是经典加畅销的类型。二○一○年评选茅盾文学奖,被推荐的一百多部作品中,我担任责编的有五部,进入前二十的我有两部。而之前,我一九九四年担任责编的《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也是《钟山》创刊三十多年来第一次获茅盾文学奖。
  文学,编辑,出版,这是我活动的全部半径,我不敢说我是行行都出色,但我知道我是干一行爱一行,我总是能够把已经积累的文学资源调动起来。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虽然发表过十来个中短篇,这些为我后来解读小说提供了最质感的体验,都说文学评论要接地气,而我认为评论接地气的最好方法就是要"下海",要有创作的体验,解读作品才不会隔靴抓痒。比如,诗歌创作更是锤炼了我的语言,记得我的同学看到我写的关于北岛诗歌的评论,他惊讶地说,你这也是写诗呀。以诗心发现诗心,以文心沟通文心,这才是评论的真谛、才是打动作家和读者的好评论。
  好多年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采访我时,曾经把我戏称为"智力剩余者",原因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专注于围棋的对弈和研究,并且写了一系列关于围棋文化的文章,直到二○○九年《围棋天地》想找一个理解围棋文化的人和常昊等国手对话,搜索的结果发现我是一个最好的人选。其实,我的围棋水平也只是业余一二段的水平,在业余界甚至在文学界也算不上一个高手,但是我认为下围棋和写文章的道理也是一样,围棋如人生,人生即文学。在《闲读围棋》这篇文章中,我借用了罗兰·巴特的"对话"理论,将围棋的核心理解为一种人生的对话形式。当时,正是后现代理论向中国传播的时候,很多人咬文嚼字地为"后现代"的解释费尽口舌,其实中国最古老的围棋,已经充分地呈现出非中心、非国定、非逻辑的流动性特质。当然,也许会有人理解为牵强,但任何理论在"落地"时,都会产生误读,何况误读本身也具有价值。
  再比如我喜好多年的足球运动,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体现,只不过是高浓度的体现,激烈的体现,是褪去了铺垫和水分的体现。一种足球赛,也是一部作品,在没有足球前人们喜欢在剧场看演出,二十世纪以后,看足球的人比看演出的人多得多,因为再精彩的演出都是有剧本的,而足球是无剧本的,场上的风云变幻,人物的命运也难以预测。人们之所以痛恨假球,就在于结局安排好了,是按"剧本"踢的。现代社会的人们对"阅读"的需求,不喜欢事前安排好的,不喜欢没有参与性的。网络之所以能够迅速风靡,在于它的交互性,人人可以参与,人人是文本的创造者。
  当然,我这样把很多的事物泛文本化进行广泛的解读,肯定会有不对榫的地方,行与行之间还是有着各自的差异的,能够通气的原因,在于你有一个包容、宽阔、博爱的内心。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才会生生不息,气韵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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