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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而无边无际的包围


  一
  《文汇报》的周毅发现汪曾祺一九四一年发表在"笔会"上的一组佚文,发短信告诉我此事,我真是惊喜。她开玩笑对我说,这些年,你总是用你对汪先生一望无边的感情来包围我们,这算一个小小的回报。"对汪先生一望无边的感情",是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有二十年了,我一直在读汪先生的书。汪先生的所有版本的著作我几乎都有,数数有五十多本。不久前我还到高邮去了一趟,看了看汪先生的故居和汪先生纪念馆。回来写了一篇《一个汪迷的地域文化笔记》,我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在纪念馆一侧的台阶上坐了坐,整个纪念馆,就我一个人。或者说,就我和汪先生两个人。我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和先生在一起的感觉。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汪先生离开我们近十五个年头了。十五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一九九七年五月,汪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到八宝山送别先生的场景还在眼前。先生的灵车到了,我走上去,义无反顾地一把抬着了先生灵柩的一头。我此生没有抬过任何人的灵柩。我抬着那个窄窄的盒子,人如梦游。这个窄窄的盒子里,就是汪先生么?可是放在鲜花丛中,打开盒子,汪先生静静地睡在那里呢。面如生前,只是不说话了。汪先生永远不说话了。我的眼中要冒泪。这么一个有生趣的、"巧思"的人,就这么走了。   汪先生去世的前一个星期,我还到他家去过。在他那吃了午饭,还喝了两杯五粮液(他让我自己喝,他不喝,我就喝了两大杯)。我的女儿也去了,他拽了拽我女儿的小辫子,说,怎么叫陈浅,像个笔名!之后就靸着鞋,一会厨房,一会过来站在那里吃两筷子菜。之后再见到他,就八宝山鲜花丛中的那个样子了。他不说话,他永远不说话了。   我一个县里的孩子,一点基础没有,不知什么原因,爱上了文学,又撞到了汪先生的文字。一九八七年我在县银行的稽核股里,把一本《晚饭花集》抄来抄去,办公室的简易铁窗生了锈,窗外的阳光是好极了。那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上,阳光斑驳,阵阵小风吹翻树叶。我抄一会,手酸了,就停下笔望着窗外。一个有点理想有点迷惘的青年,在对着书里面的李小龙王四海八千岁和陈小手,青年对未来有点妄想,他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走向何方。   一九八九年我飞出了县城,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刚开学没两天,汪先生来了!他靸着个鞋,脚在地上拖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和他神交久矣!他开会。他一散会,我就把他请进了我的房间。他的高邮在湖东(高邮湖),我的天长在湖西。我们吃的一个湖里的水长大。   汪先生走进我们的宿舍,他环顾了一下,开口说:   "三个人一间,挺好!"   他又说:   "你们天长出了个状元叫戴兰芬。那个对子怎么讲的?"   "天长地久,代代兰芬。"这个我们县的三岁孩子都知道的。   "本来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戴兰芬是第九名状元。可慈禧点状元时,这个史秋名字不好听,听上去像死囚,慈禧看到戴兰芬,天长地久,代代兰芬,就点了戴兰芬为头名状元。"   我说:"是的,县志上有记载。"   "我寄给你的四个笔记本收了吗?是抄的你的小说。"我曾将抄他小说的笔记本寄给了汪先生。   "收到。收到。"汪先生并不很肯定,轻描淡写的样子。   可就是这么几句话,汪先生就接纳了我。几天后,我就是他家里的客人了。   二
  我去过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说过多少话?我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他的所有的书,我都反反复复看过很多遍,因此,哪些话是书里的,哪些话是他说的,我已完全混淆了。一个太熟悉的人,你要是写他几件事,是困难的。你对他只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别人提起某件事,你说,哦,我知道的。汪先生对于我,就是包围之中。一种温暖的包围,一种别人无法体会到的被拥着的快乐。   我实在可算做汪先生的徒弟了。说一句不要脸的话,就像孔子与颜回。高邮县文联的陈其昌说,苏北,你是我见到的对汪先生最痴迷的一个。我到高邮,他们对我说的汪先生的事,我基本都知道;而我说的,连他们也不知道。国内有红学,没有汪学。要是有汪学,我可以当秘书长。   我曾和朋友开玩笑,朋友出了一本徽学的书,他在名片上印:徽学专家。我说,我这辈子争取当一个散文作家,如果有汪学的话,我还可以在名片上印上汪学专家。这当然是戏言。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一脉师承,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在朋友圈里,别人给我介绍,说,这个人喜欢汪曾祺。我听人家这样介绍,我一点不感到羞愧,心中还美滋滋的。喜欢汪曾祺,有错误么?没有!汪曾祺那么优秀,值得人去喜欢。汪曾祺也是有师傅的,大家知道,他的师傅是沈从文。前不久我到青岛出差,还特地到小鱼山福山路三号,去看了一下沈先生在青岛的旧居。沈从文的湘西当然我也去过。这算起来,可是我的师爷了。我在沈先生旧居的两层小楼的楼梯边的丝瓜藤下坐了坐,我说,沈先生,我来看你了!其实对汪先生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废名。汪先生自己也说,我受过废名的影响。看来,注重文体的作家,大体上都有某种师承的关系。只是或多或少,或者有的人不愿意说。他的意思是,我的创作的成就,是我自己聪明脑袋里固有的。这样的人是天才,不去论。   我不是天才。我刚生下来,小脑袋空空如也。我现在能写一点文字,登在全国的报刊上,这都是仰仗汪先生的光辉的照耀。齐白石说,他愿做徐青藤门下的一条狗。汪先生对于我,我如果不愿意这样说,则是我的矫情。不过我并没有在汪先生后面亦步亦趋。一个人对于一门知识,不敢说一通百通,但可以说一通十通。古人说,触类旁通嘛。一枝摇百枝摇。通过汪先生这个点,我们的学习,可以说是个面。前不久上海的一位评论家,说到我的散文。他说,苏北的散文承接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散文,汪曾祺是个"通道",是苏北承接到沈从文等五四散文的一脉。这种"通道说",真是别致,是我过去闻所未闻。新鲜得很。但是,我同意!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学习到的东西,绝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肯定要内化!画鬼容易画人难。文学的神奇,是接通了鬼神。否则,喜欢文学的人,也不会如此的着迷!精神的东西,要的就是神奇———下笔如有神!笔下如有神助。   汪先生从来没当面在创作上指导过我们。我去汪先生家,聊天,吃饭,要书,借书,要字要画,但对于创作,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聊到西南联大,聊到吴宓,汪先生说,吴宓那个胡子,长得真快。他刚刚刮完左边的胡子,去刮右边,右边还没刮完,左边又长了起来。说完,汪先生抿嘴而笑,嘎嘎的声音。想必非常快乐!汪先生对我们说到赵树理,说赵树理是个天才,有农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说起一件事,说他们有个旧同事,天生风流,他借了赵树理的皮大衣穿,竟然与一个女人将大衣垫在身下,将大衣弄得腌臜不堪。赵树理回太原工作,那个人也来送行,赵树理趴下来,给那人磕了个头,说,老子,我终于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说完,又是大笑。噢,这样的事情有趣么?有意义么?别去管它了!汪先生关注的是人,是人的生趣,是人的喜怒哀乐。   不对,汪先生并不是对我没说起过创作。一九八八年山西大同的一个叫曹乃谦的人,写了一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汪先生看后褒奖有加,写了长文推荐《北京文学》发表;一九九三年我将《小林》等一组小说拿给汪先生,我的小人之心不言之明,想必你已猜到。那时汪先生还住在蒲黄榆的小旧居里,那天我去,将小说带上,吃饭前说了此事。汪先生说,可以,先放这,我看看再说。之后吃饭喝酒,一番热气腾腾。汪先生酒后微醺,眯盹着眼,坐了一会。我们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来,转了一圈,说,稿子呢?这个不能丢了。之后收起稿子,一转身,抱拳,进隔壁一个小房间去了。   几天后,我与朋友相约,又急不可耐的去了汪先生家。去时我心下忐忑,进门坐下,也不说稿子之事。大家东扯西拉,说说笑话,仍是留饭。饭后我终于是憋不住,问,稿子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汪师母扯他的衣角,过一会,汪先生说,《小林》写的什么,要体现什么,都说不清楚?之后就批评:不自信,手太懒;说,沈先生刚到北京,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硬是靠一支笔,打下一个天下;说老舍先生每天写五百字,有得写没得写,五百字!你们这么年青,手这么懒,一年中不写几个字,怎么行!说得汪师母扯坏了汪先生的衣角。你想想看,我的那一点小人之心,还能得逞么?   从此之后,不给汪先生稿子看了。丢不起这个人,自己几斤几两,分量还是知道的。每次进门,首先一句:最近身体好么?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书。师母身体好的时候,都是师母提醒,老汪,刚出的书,给他们拿一本!师母经常笑话他:字、画都舍得送人,就舍不得送人书。想想也是,书除出版社赠的部分,其余还要自己花钱去买,而字画,完了再画———汪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他的那些字画,散落在世界各地多少人的手中呢?我们就在他的桌上搜过字画,还借书———借了不还。古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我倒是想说,汪先生一痴,我们这些汪迷一痴!   汪先生是一痴。他的境界,决定了他的目光,不在这些小事上。有一年我从山东的长岛,游了海水泳,回北京都好几天了,到他家去。进门我首先一句:近来身体好吧!而他却不动,在那怔怔地看着我,之后用手在我脸上一刳,说,刚游了海水泳吧?他怎么看出来?真是怪了!我倒回来好几天了!汪先生不语,他笑眯眯的,去泡茶去了———他就是这么关心年轻人的!   一九九六年初,我到报社副刊工作,我请汪先生为我们副刊画幅画,很快给我们画了一幅墨菊,一大蓬菊花,极有生气;我又请他给我们"文苑风"写刊头,他一气写了好几个供选用。再请他写稿,他拿出两篇新作给我(他有些磨蹭,有些舍不得,可是他好像又有些回不起面子,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有趣的老头!我直想笑!)今年刚刚出版的《汪曾祺小说》,在选用《不朽》和《名士与狐仙》两篇时,还在文尾注名,原载《中国城乡金融报》某月某日。其实汪先生不仅仅对我,他对所有的人,包括年青人,总是有求必应。你访问访问凡与汪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哪一个不是说,汪老头是个好人!   三
  一九九六年底,我一次去汪先生家,为《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跑腿,刚进门坐下抽烟,电话响了,没说几句,汪先生就沉下脸,显得很生气,他对着电话大声说:"我知道他们来头很简单,就是冲着我汪曾祺来的!我可以向某某同志家属道歉!他们以为我很有钱,算出来那些精神损失费,可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又有谁来赔?"我知道,是《沙家浜》的官司。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沙家浜》收入《汪曾祺文集》时,忘了署名"根据文枚同志沪剧改编",就惹出这桩官司。放下电话,汪先生还在那气呼呼的,我说,都是小记者闹的,别理睬就行了。汪先生说,《沙家浜》在《红旗》杂志发表时,也没有署我们的名,只署"集体创作"。我们这些人的名誉权,又有谁来赔?汪先生,你真是,生的哪一门子气?这又是何来由呢?现在有些人巴不得打官司呢!可是我们知道,汪先生是非常爱惜他的名声的。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它容不得别人去玷污。   一九九七年初,汪先生和丁聪联袂在《南方周末》推出"四时佳兴"专栏,一周一篇,丁聪画,汪先生写。汪先生写得真快,只要有人逼,他肚子里的东西,是越挤越多。一次我过去,汪先生说,你把这几篇稿子带给丁聪去插图。因为丁聪在昌运宫,我在公主坟,离我住处很近。我拿着几篇稿子,就到单位去复印了。我把复印件送到丁家,手稿我留下了!你们可以说我有心!但我就是有心———我以后可以将它们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我实在是太喜欢汪先生了!我曾在《盛夏读书记》中写道:我虽不敢枉称是汪先生的学生,但我可以说是读汪曾祺最认真、最持久、最痴迷的一个,我喜欢汪曾祺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甚至是狂热的、偏激的、排他的。就像少男少女为贝克汉姆、菲戈,为萧亚轩,周迅、S.H.E瘋狂一样,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天下文章不能给姓汪的一个人给做光了。可我就是痴迷,发自内心深处的痴迷,谁又奈何得了我呢?   我给汪先生送的手稿是《闻一多先生上课》《面茶》《才子赵树理》《诗人韩复榘》。汪先生的文字是再简约不过了。它通俗明白,却出神入化,仿佛有风,有雨,有雷电,有气息。就是这么一个"巧思"(张兆和语)的人,却突然说走就走了。汪朗(汪先生的儿子)那天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对我说,老爷子可惜的是,他的思维还那么活跃,他越写越有神了。可世事就是这么无奈!   何尝不是如此呢?打开《汪曾祺全集》最后几年的作品,《小姨娘》《仁慧》《露水》《兽医》《水蛇腰》《熟藕》《窥浴》,虽然短小,然生气盎然。《窥浴》写得多么大胆,可又是美;《露水》写出了下层人的艰辛和不幸。汪先生晚年对写性更大胆了,写得很放开。《薛大娘》写性: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薛大娘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这是写得什么?是人,是人性的美。   《窥浴》:   "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   她乳房隆起,还很年轻。双脚修长。脚很美。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   虞芳也感觉到他爱看她的脚。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他有点晕眩。   他发抖。   她使他渐渐镇定了下来。   (肖邦的小夜曲,乐声低缓,温柔如梦……)   这仍然是写人,写人的美。他热爱美好的东西,他生活在美中。生活中不完美的东西,他用文学加以弥补。他就是这样倔强的、不管不顾的,讴歌美,讴歌人,讴歌人性。   四
  从汪先生的晚年作品回观他早期的习作,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文汇报》发现的汪曾祺早年作品,从内容上来看,都是写于昆明。汪先生在一篇不起眼的小文《芋头》中说过: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经很敝旧了……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没有,真是前途渺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   这样的文字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而我对照汪先生《文汇报》这一组佚文,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汪先生这给文字的气息:空虚,苦闷,贫困,无着落;性;打水漂的感觉。   且看:   抽烟过多,关了门,关了窗。我恨透了这个牌子,一种毫无道理的苦味。   醒来,仍睡,昏昏沉沉的,这在精神上生理上都无好处。   下午出去走了走,空气清润,若经微雨,村前槐花盛开,我忽然蹦蹦跳跳起来。一种解放的快乐。风似乎一经接触我身体即融化了。   听司忒老司音乐,并未专心。   我还没有笑,一整天。只是我无病的身体与好空气造出的愉快,这愉快一时虽贴近我,但没有一种明亮的欢情从我身里透出来。   这是《花·果子·旅行》里的一节,汪先生在文尾注明,一九四五年写于昆明黄土坡,一九四六年抄于白马庙。我们知道,汪先生在昆明待了七年,除北京和高邮,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人生观、世界观逐步成形的青年时期。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汪先生在黄土坡的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他的短篇小说《老鲁》《落魄》都是写的那个学校的事,他那个有点现代派味道的早期短篇《复仇》也是写于黄土坡。可那个战时的昆明,生活极其贫困。青年汪先生,人生的航向往哪去,他很迷茫,人生、爱情、理想等等,都在困扰着他。汪先生自己也在怀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说过: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沈先生写信把他大骂了一顿,沈先生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   "笔会"上的这组佚文,特别是写于昆明的那几则,那种人生飘渺的感觉,无不留在了笔端。但通过这些文字,也看出了汪先生文风的一些脉络,重细节,不臆造情节,意象的营造,但早期的文字明显看出气盛,如周毅所说"有静穆与血性的密集交织",我看到的则是,峻拔,决绝,用字用词往"险"的方向而去,有"西洋油画的瑰丽和挣扎于对象中的力度"。   晚年文字的中,却冲淡平和得多,但那份灵动,人情的练达,集一生的观察力及白描功夫,也是青年时所不能及。我手头有一本《人间草木》,是汪先生谈草木虫鱼的散文集辑,其中有一篇《下大雨》:   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我用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叶东倒歪。   在紫薇花上采蜜的大黑蜂钻进了它的家。它的家是在椽子上用嘴咬出来的圆洞,很深。大黑蜂是一个"人"过。   紫薇花湿透了,然而并不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麻雀躲在檐下,歪着小脑袋。   蜻蜓倒吊在树叶的背面。   哈,你还在呀!一只乌龟。这只乌龟是我养的。我在龟甲边上钻了一个小洞,用麻绳系住它,拴在柜橱脚上。有一天,不见了。它不知怎么跑出去了。原来它藏在老墙下面一块断砖的洞里。下大雨,它出来了。它昂起脑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   这样的透剔,跳跃,灵动和圆融,了不起的观察力,颇能代表汪先生晚年文字的精神。   五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一下。是一九九五年的一天吧,我和朋友龙冬约好去看汪先生,黄昏时我们赶去时,汪先生出门了。我和龙冬便在和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馆子边喝啤酒边等。两个穷困的文学青年,精神无聊和空虚,我家在南方小城,一人飘在北京,龙冬则刚从西藏回来,工作毫无着落,于是拼命喝酒。两人喝了不下十瓶啤酒,之后又踉跄着来到福州会馆的汪先生家。汪先生还没回来。于是我们俩着了魔似的(为什么要等汪先生回来?),又来到附近的宣武区工人文化馆,在那打台球。十点多了,我们又过去。汪先生回来了,我和龙冬便钻进汪先生的书房,胡吹乱侃到半夜才走。这一节给汪先生的女儿汪明写进《老头儿汪曾祺》一书。汪明说我们半夜翻墙头出了院子。可我现在是一点也记不起来,是翻了墙头么?   我之所以扯出这一节,是因为在汪先生去世后,有一次龙冬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该长大了。"龙冬这番孩子气的话,却让我一时语塞了。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到了而立之年,在精神上还依附于一个人———不!是皈依着。想想也真是无趣。"可有什么办法呢?汪先生去世已十个年头了,我们又何尝不是依然在不断重读汪先生的作品呢?   汪先生自己倒是谦逊的。他多次说,我的作品数量很少,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他说:"过了六十岁,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但同时汪先生又是清醒的、自信的,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准确的。他说"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诗人",他多次对我们说过,我的作品少,写得又短,短,其实是对读者的尊重。短,才有风格。短,也是为了自己。今天的事实,已证明了汪先生的预言。十年过去了,那些当时风流一时的作品,早已灰飞烟灭,而汪先生的文字,却在润养着一代一代读书人。   是呵!这十多年来,我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汪先生。不管是他何种版本的书,只要是刚出版的,我见到就买。新近的《说戏》《五味》《草木春秋》,编得真是好!由范用先生新修订的《晚翠文谈新编》也好!范先生的新版"小引"写得也好:"日子过得真快,转眼曾祺辞世五年,印这本书聊表怀念之情。"这几句,竟有归有光的味道———可转眼又是五年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光又近二○○七年的五月。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城市的街道、广场、学校、桥头到处一派生机勃勃。十多年前出生的孩子,已背着书包快乐地上学去了,十年前的鲜花,也是绽放的如此鲜艳。可是匆忙行走的人们啊,你们可知道,一个我们喜爱的作家,就是在十五年前的这样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邃然离开了我们。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他的不朽,他毫无疑问已载入了文学史。他的书,总是不断地出版,不断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和那些同样伟大的作家,鲁迅、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萧红……排列在一起。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被汪先生的文字包围着,感到温暖而又无边无际,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的。我包围在汪先生弥漫而精灵般的文字中,就像身体弥漫在一汪温泉的水中央;又像婴儿沉浸在母体的无边无际的羊水之中,那么的自足,那么的安稳和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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