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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斤澜先生


  是春天吗?温州已经入春,虽然瓯江两岸杜鹃花没有动静,而我家楼下紫红色桃花开了,奶白的玉兰花也开了。这是2010年3月25日下午,北京沙尘暴刚刚过去,天高风响,路面还有冰渣。两辆出租车出北京东郊,入京通高速,再入京哈高速,从白庙出,南走通州原野,不见飞鸟,凋敝荒凉,正处冬的尾巴上,倒也干爽。
  温州五位作家,王手、哲贵、马叙、东君和我,到通州通惠陵园林斤澜先生谒坟。清明节没到,陵园少人,卖迷信品的男女一拥而上,我们摇摇手,只到一个花店买了两个花篮。陵园前边是乱坟岗,先生所在的区域规制好些,墓碑也整齐些,但我在去年4月26日参加葬礼时候在心里做过标记,今天一下还是走错了。这里不分区,不分排,不分号。像是人人平等,这倒也好,也合先生之意。
  先生曾说过"落叶归根",说过"到最后,我总要整个交给温州"的话。2003年,在温州,我和哲贵陪他和他的妹妹、妹夫们到黄龙公墓去,给他的父母谒坟。后来在边上转了转,他的神色也微笑,也深沉,可始终没说什么话。那个公墓阳光普照,松柏葳蕤,气清人静。但是规模不够大气,稍微凌乱,统一性弱。先生安葬在通州,他可能想不到。先生信奉佛教,不甚虔诚,不信轮回,但相信人死后灵魂存焉。我唯一不相信先生这一个,在我看来,人同任何生物一样,一死便什么都没有,当然,葬在何处更是无所谓的事。
  通惠陵园,倒有两只黑鸟飞来飞去。我想起去年,先生的骨灰盒被刺目的红布包裹着,一个年轻的司仪,故作悲痛读着千人一律的祭文,高亢而沉闷,余华、章德宁和我流泪了,因为当代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一个拿钱的俗人"打发"了。余华后来说了两个字:"荒谬!"我的心显得空空荡荡的,却毫无办法。
  先生的一生不平静。1937年,民族危难,14岁的林斤澜投身抗日的洪流。蒋介石政府不讲民主,不讲自由,腐败了得,林斤澜加入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党外党内,险象怀生,明枪暗箭,毛骨悚然。1946年潜入台湾,次年终于被捕,差点被流放到没有人烟的火烧岛。由于被捕,历次运动都要被审查。甚至有人说:"等到解放了台湾,看你林斤澜怎么说!"1957年反右,北京文联成立林斤澜专案组,虽然最终"漏网",可也魂魄冰冷,短气长吁。1961年,女作家刘真揭发林斤澜在西双版纳要出逃缅甸,审查再三。"文革"时温州也有人写材料,说四十年代林斤澜就是国民党三青团,林斤澜牛棚中被拉出来,军宣队又是一再拷问。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也焦急过,愤懑过……
  现在安息了。也好。
  我与先生的老友邵燕祥夫妇约定,次日在新侨饭店见面谈天。邵燕祥说新侨饭店在哪儿,怎么走怎么走。我到了,原来就是同仁医院的边上。先生得病就住在这里,多年来进进出出,2001年末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就是从这里发出,我和哲贵就到这里看过他。当然,先生也是从这里去世。邵燕祥对我说,中国文坛许多会议就是在新侨饭店开的,这里是风起云生之处。是一个象征地。1978年,林斤澜曾在这里的会议上发言:"解放以来,我们都谈文学外部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谈谈文学内部的事情?"那时政治斗争的神经还绷着,有人认为林斤澜的话不合时宜。
  当年的老上级黄先河(他的夫人也是林斤澜的同学),解放后做了第一任温州市市长,写信给林斤澜,意思要林斤澜回来,当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这个有着强烈人民观念和祖国情怀的人避行政道,决然毅然走上艺术之路。他读鲁迅,接近沈从文。编辑家章德宁说:"在各个时期,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艺术,总是走在中国作家的前列。"他的小说《门》《白儿》《黄瑶》《哆嗦》《去不回门》《隧道》《溪鳗》《李地》等是中国小说的瑰宝。他歌颂国人生命的韧性,思考中国的已往和现实,心得深刻。雷达说,林斤澜的风格是极其独特、无法重复的。他去世后,白烨感叹"中国短篇小说从此无大师。"林希也称之为"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大家公认的短篇圣手"。李敬泽说,林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近乎已成绝响的文人,他很有文人的风范,他毕生的写作为中国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包括对中国现代汉语可能性的探索都是做出了很獨特的贡献。
  躺在病榻上的斤澜,虽然失语失声,但眼睛和胳膊都还能自主地转动。我走上去首先向他伸出大拇指,这既是对他的生存勇气的鼓励,更是对他在中国历史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人文品格的赞颂。我认识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斤澜从没有伤害过文友。记得在1957年反右期间,他总是紧闭双唇或以各种理由逃避会议。因而,他似乎理解了我伸向他拇指的意思,脸上的冰霜慢慢地开始融解,继而出现了一丝快意的笑容。
  我的眼圈红了,为了怕让斤澜看见我的眼泪,伤及他病危的身体,便紧握了他的手一下,慢慢离开病榻。这时我才发现,心武不知何时离开了病房。陪我同去医院的妻子,低声告诉我:"他在阳台上流泪呢!"我在阳台上找到了心武,劝他节哀的同时,眼泪也涌出了眼帘———之所以如此,因为斤澜是我们忠厚的文学兄长。
  这是从维熙《最后的微笑———悼斤澜》中的两段。文中提到的刘心武先生,在林斤澜去世后,写有《人淡如菊文如金》。"文如金"固然对,"人淡如菊"说对了一部分,他人生的常态,即在名利上的确做到"淡如菊",但先生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感情强烈。邵燕祥说:"在他独处的时候,在他沉思的时候,在他与朋友谈心,质疑某些人情世态的时候,他不笑,他的脸上甚至罩着一层愁云。他睁着两眼盯着你,要倾听你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一双严肃的眼睛上面,两眉不是舒展的,微皱着。这时你想,他是仁者,但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的。他胸中有忧患,他因忧患而思索。"
  他最终同浩然分手。浩然被茅盾称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一个",对农村严峻的现实视而不见,鼓掌"艳阳天",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之后,他仍然歌颂"金光大道",高唱路线斗争,是无作家良心。"文革"中,被江青所青睐。四凶覆灭后,北京批斗浩然,林斤澜高喊:"浩然是好人哪!"遽晕厥。林斤澜这样认为,浩然写《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出于单纯,和江青靠近也不特别主动,可以理解。作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的实际负责人,虽然对老舍之死等负有责任,但他比较温和,为人厚道。1978年后,林斤澜两次在家摆了"团结宴",王蒙、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都参加了。浩然拘谨。林斤澜以大哥身份,称过去的事不提,多多写作。其他人都没提,只是刘绍棠说了一句:"文革"中你在通县大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当面的质问情有可原,林斤澜赶紧说,我们喝酒,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刘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但,浩然并没有客观地反思"文革",更没有好好地反思自己。浩然说:"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后悔过,相反,我为她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这就叫林斤澜失望了。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次看似重大的会议上,浩然说:"文学就是宣传。……要把文艺事业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作家要重新组织,整理阶级队伍。"———经过各种运动的人,该知道"整理阶级队伍"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寒而栗。
  2007年,北京市评审第二届文学"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第一届"终身成就奖"被王蒙拿走了(王蒙这大半生拿走了太多的奖),第二届应该轮到林斤澜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陈祖芬、毕淑敏、曹文轩提出要给浩然,理由是两点:一、浩然的影响大;二、浩然快不行了,林斤澜身体还行。刘恒、刘庆邦、史铁生、邹静之认为应当给林斤澜。后来得"杰出贡献奖"奖的史铁生说:"如果‘终身成就奖不给林斤澜,那么设立‘杰出贡献奖也没意义了。"刘庆邦有些激动,说:"评文学成就呢,还是评什么影响力,浩然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力!"这结果是投票表决,据说林斤澜险胜。我把大概意思通过伊妹儿问了参加投票的当事人徐坤,这位文坛当红女作家狡黠答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既然你已知道,就不必我回答了。呵呵。"
  尽管"淡如菊",林斤澜和我的通话中还是有些得意:"今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蒲松龄奖,一个是终身成就奖。"
  我感到苦涩。我想到,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怎么能同沈从文相比,一个如入中天,一个命运多舛。被文坛广泛敬仰的巴金,写了随想录,有大人物咬牙点名:"那个姓巴的……"
  通惠陵园。林斤澜的骨灰就在我们的脚边。王手、哲贵、马叙、东君和我都无言。著作等身,卓尔不群,高尚完美的人生,一生一世的进步事业……浙闽山门,温台交界,雾都重庆,隔海台湾,干燥京华。世像如戏,人生如梦,边晴边雨,该暖实寒。我们很快走开,天空清明也混沌,有白云飘忽,不知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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