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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为家计斤斤计较报酬
  同林语堂(1895—1976)初次见面大约在开明书店,章锡琛请他编写英语教科书那时。这事双方都有兴趣,大家极愿办成,但细节上又谈得认真仔细,费了好些日子才弄妥贴,主要是关于经济财务方面的。比方在编写期间,为了保证撰稿人的生活安定,书店每月付给多少钱,这个数目的确定,就得好好商量。这是决定一户人家在上海过相当像样的生活需要用多少钱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大家心中有数,就可以合理解决。当时林语堂住在善钟路的一套西式公寓房子,有书斋、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但没有车间,也没有佣仆的下房。他们夫妻两人,有子有女,雇用男的仆欧一人,女的苏北娘姨一人。应该是中上人家的格局,比不上豪门富户,但比之亭子间,阁楼上的人家,也可以说有云泥之差的。约定书店每月预支给他大洋三百元,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就是依照林语堂的原来的生活标准的。
  其次要谈出版物版税的成数,也相当麻烦,因为关涉到双方的实际利益。当时一般的出版物,是照定价的百分之十五付给著作人报酬,按照实际销售的数目计算。特别优待的有百分之二十,比如北新书店付给鲁迅的版税,那是异数,不平常的例子,差一点的在百分之十五以下。但教科书是特别的,通常是百分之十,因为教科书印数多,要花很大的广告、宣传费用,而且有时对于经销及用户,还要付"回佣"及各种交际费,所以实际成本是提高了,这是没有算进在书籍成本里的,是经营、营业费,照理不应归著作人负担,但是推销和发行数量有关,著作人也不应坐收其利,所以只能把这个版税率降低。平常,出教科书的全是大书店,都有自己的编辑部,聘请了专家、学者来编写原稿,由书店出版,不采用版税办法。开明书店因资本小,没有力量来供养这样一个完备的编辑部,所以采用了付版税的办法,实际上对著作人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个百分率可高可低,谈判相当微妙,我当然没有参加这种会谈,但看他们来往频繁,很难达成协议,觉得这些人真也够市侩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初识了林语堂,以致我对他可能有些先入之见,以为此人门槛精,太斤斤计较,对于"为利"有点偏重的样子。这种看法很可能是不正确的。
  后来,创办《论语》时,接触比较多了,在出刊前,曾有好多次夜晚,在邵洵美家里大家谈到深夜,约有十多个人参加谈话,自然是平常的闲谈,不是专门讨论这个刊物的编辑出版事宜。只有对于刊物的名字,大家确实动了脑筋,要想出一个美好的名称来。也是经过多次的各人提出拟题,互相讨论研究,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名字,尤其林语堂闲话多,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提出一个名字,就否定一个,以致大家都有些泄气了。
  外严内宽思想开放
  我心里想,你林语堂也太猖狂了,可是你自己也提不出好名字来。看来这个刊物就叫它做"林语堂"你才满意吧。这时忽然从林语二字谐音想到了"论语"二字。刊物的文章,总不过是论论议议,而且《论语》是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书,是孔夫子的"语录",在中国真是尽人皆知的名字,用这个现成的书名做刊物的名字,号召力宣传力必定十分强大,而且又是怎样的奇特。我一提出这两个字来,博得了满堂的喝彩,一致赞成。林语堂也很高兴,因为其中有个"语"字,就是他的名字中的一字。刊名这样决定了。关于发刊词及宣布我们的立场态度的文章,大家公推林语堂去做,因而《论语》确是林语堂费了一番心血的。这是指编辑方面而言,至于出版发行,则由邵洵美所开的时代书店承担。
  开头,对《论语》林语堂每月只拿一百元的编辑费,以后销路好了,稿酬由书店另行支付,并不限定数额,开头每千字二至三元,后增加到五至十元,由编辑部门开单知照书店会计处付出,由书店直接寄交作者。《论语》的销数一路上升到了全国刊物领先地位,这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开头每期都要重印几次,我们的估计太保守,剩下来的残留本不多,以致后来出合订本,半年十二期合订一册,也都要重新印刷,而不是把收退回来的残书装订成册,这在出版界也是异数。
  创刊的一期中,林语堂文章里提出子路的丈母娘来,曾有许多人问我,子路是啥人?丈母娘是谁个?我回答不出。根本没有子路其人,从而也没有子路丈母娘,全是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平常我们谈话,有时也这样胡诌,打诨,就把这些胡言乱语搬到文章里来了,实在太轻率无理了。《论语》半月刊的文章中,有许多属于这一类型,林语堂的文章里有,我所写的稿件中恐怕更多,这些实在是不好的,应该受到人们的批评、指责。有一时吹捧吸烟,好像在替烟草公司做广告,因我不抽烟,所以很不赞成,但把它看做打诨,也就听之任之,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取的。
  林语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也说不清楚。按理,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一定是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君子,像一个旧中国的道学先生。旧社会讲宋明理学的人,被叫做道学先生,规矩很多很严,真是要实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那种古板的老夫子。在他则糅取了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而加以洋化。表面看来,林语堂仪容端肃,一副金丝眼镜,服装整洁,中国长袍有时加马褂,足穿青布鞋子有时也着皮鞋,是一副君子人的样子。他曾经宣称最讨厌西装,尤其那条领带束紧了项颈,叫人透不过气来,称之为狗领,欢喜中国衣服的舒畅,但不知后来他去欧美那时,穿不穿洋服。
  林语堂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而且是"五四"运动的一员,是有革命的实践精神的。在上海住了一阵之后,运道好钞票多了,出入于上层阶级交际社会,参加了吃花酒、叫条子、逛长三堂子等事情。他很赏识当时有名的富春楼老六,好像还给她写了捧场文字。他穿了长衫马褂伴同交际花名妓出入高级舞厅去跳舞听音乐。这当然不过逢场作戏,偶尔为之,并非耽溺于此的浪荡颓废派,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他绝非严格的道学先生洋君子人。
  据他自己说,他家里也发生过新奇韵事。他家的仆欧和女佣人,竟敢在他的眠床上演戏,他面带笑容,津津乐道地谈到这件"好事"。那个二十岁的仆欧是他纵容惯了的小伙子,因为他心灵手巧,欢喜弄机械,林语堂的打字机或钟表之类,出了毛病,小僮儿会卸开来拨弄几下,就修理好。林语堂自己也是欢喜弄机械的,他致力于制造中文打字机,经常翻阅那本机械手册,做各种试验,因之宠爱这个仆欧。现在的中文打字机,还是盛满一盘铅字,只是去抓出一个个铅字来用,林语堂的中文打字机则巧妙得多,他照英文打字机的办法,把汉字也分解开来,归纳成几个基本元素,每字用这些基本元素拼起来即成,所以可以仿照西式打字机的办法来制造中文打字机。可能他还教这个仆欧做他发明的试验的助手并赏识而重用他的聪明智慧。这个仆欧既然得宠,因而就可以无所不为乱搞了。
  女佣是年轻的苏北人,因为林语堂的公寓房子没有佣人住间,所以仆欧住在外边,早出晚归来出勤做工,女佣则住在家里,在厨房间地板上安睡。女佣人工作多而杂,不能晚上一走了之,而且她要在外边
  找床位也不容易,还要另出费用也不合算。可能在早朝打扫房间时,女主人出外去了,小学生上学去了,林语堂也有事外出,而仆欧来上工了。就在林先生的房间相会,干柴烈火便在床上点着了。但匆匆忙忙,心慌意乱,床单上留下了痕迹。女佣人要把床单换洗,林先生认为近一二日才换过,并不需要换而奇怪,就发现了这个秘密。把仆欧叫来讯问,青年人老实坦白了。林先生又好气又好笑,又一向宠惯了这个僮儿,也只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顿。对于苏北娘姨的处理也不能男女不平等,他还费了一番工夫说服他的夫人,叫她只能从宽处理,最好还是若无其事,糊涂过去算了。
  对于这件事,他似乎很得意,以为处理得顺乎天理,合乎人情,而且符合反封建崇自由要解放的革命原理,合乎"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样,可以知道他外表严肃只是表面的,实际则极为通情达理,而且是实行革命原则的。
  慷他人之慨接济亲人
  在关于《论语》编务上,他又邀请了陶亢德来,又要为他兄长也支一份薪水。因为《论语》销路既好,那么水涨船高,多开支一些也是正当而合理的,他就是这样能巧妙安排。对于此事,我却难以同意,以为他过于重利轻义了,于是有点隔阂。总之,我有点看不惯,有点恼火。我负责时代书店的事情,难免要站在书店的立场上,在某些地方同编辑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在业余时间写点文章,著作人的心理也了解的,总不应该钱越多越好的唯利是图。照我估计,林语堂的收入是很不少了,为什么还是这种行径。
  其实,我是错的。后来我才知道,林语堂的哥哥是从家乡逃难出来的,他们那里有农民起义,家里全被扫荡,是逃命来上海到介弟那里来求饭吃的。对于落难的兄长,应该帮助,林语堂从自己的腰包掏钱出来才对,不应该转嫁到《论语》杂志上来。我还是不同情林语堂的做法,虽然邵老板洵美一口答应,由此亦可见林语堂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我自费出版了一本书,采用旧式的线装书式样,用柿青纸作书面,林语堂见了非常欢喜,也照样办理,出了他的《有不为斋丛书》。那时,他对晚明的文人着了迷,把袁中郎桂卜天,和刘大杰一起标点了他们的书印刷出版,真有一股劲,大约是做给鲁迅看的吧,因鲁迅屡屡规劝他,教他不要这样幽默、灵性,他硬是不接受,而且越来越有精神。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经济情况好,他的《开明英语读本》推销了出去,许多学校竞相采用,印数很多,他的收益也就相当多了。在抗日战争前,他大约是以文笔收入最多的人,叫人刮目相看了,著作人从来没有像他那样在经济上得到成功的。
  高等华人的风波
  林语堂同我有过一点小小矛盾,大概是由我引起的。我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高等华人》,并不是有意指着林语堂的,讲了点泛泛的空话,他却来对号入座了,认为是针对着他的,而对我反击。大约说我也同他一样是在高等华人之列,等于自己嘲笑自己,太欠缺自知之明。我的那篇杂文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但"高等华人"一词,应当是从洋人口中说出来的。中国的上层社会为洋人重视,要加以利用,他们当然不是"苦力"之类的"下等"华人。这些人当然也不是洋人雇用的式老夫或康白度之流,而是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洋人叫他们"高等华人",就是那些官僚、豪绅、富商和有地位的文人学者,是属于社会上的上层人士。这些人有同洋人友好相处的心思,也想借洋人的光来获得利益,但不是对洋人只顾磕头作揖唯命是从的西崽嘴脸,而要保持相当的面子。洋人也明白其中奥妙,所以叫他们"高等华人"就是给了面子了。这些人也可以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掠暴行,但不能彻底,而软弱妥协,以求保持他们原来的支配地位,希望侵略者适可而止,不要过分。但对革命则是反对的,因为革命要颠覆他们的统治,故此势不两立。他们表面上也赞成革命,但有限度、界线,不会越出改良派的范围。胡适之、林语堂之流,就是典型的高等华人。
  我自己当然总排不进"高等华人"之列,因为我贫穷,没有经济基础,不过是被叫做亭子间文人罢了,林语堂何能硬拉我到他们这个行列里去。我真有点受宠吃惊,不过有些朋友却同意林语堂的想法,说他的话也有道理,我就不得不自己反省。这也是我随后离开上海的原因之一,就是表示我没有资格来承受高等华人这个角色。
  我同林语堂的矛盾,一经发展到有文字为证的阶段,朋友们出力调解劝和,也没有结果,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有理,坚持原来的观点,并且还说,只不过在文章上开开玩笑,友谊是照旧的,没有影响,所以调解劝和反而是多此一举,须提防弄巧成拙。这个疙瘩也就自然存续下去,直到我1935年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
  移居美国避开国难
  林语堂在抗战前,已经用英文写了一册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纽约出版,成了畅销书,有了美元的收入,真是财运高照。他看到国内形势日益险恶,就产生了避地国外的想法,想要到美国去住,得到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写书,后来不久就实行了。他很敏感,感到中国将不是太平年代而作未雨绸缪之计,不像我那样莫知莫觉,不知国际形势,也不看国事趋向,等于盲人骑瞎马,想回乡下过隐遁生活。
  1936年8月,他一家人,妻廖翠凤和三个女儿,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过生活去了。他标价卖去了上海愚园路家里的家具,结束了上海生活。不再需要的东西都可变钱,家具杂物都有标价,连他兄弟来买,也照价收款不误,他对于上海是破釜沉舟了。林语堂到达美国后,住进纽约中央公园西沿的一座大厦的七楼,开始过寓公生活。
  《吾国与吾民》一书,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他讲中国人的传统变易观点,讲八百年一治一乱,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思想,中国民族的特性等等,引起美国人民的兴趣和重视。当时国际形势紧张,中国事情特别引入注目,因此得以畅销,而给他去美国定居提供了物质基础。他到美国之后真还写了不少著作,有如成了一部打字机器。他的作品。能适应时尚,都能卖钱,可以供生活开支而有余裕,使他还能去欧洲旅游。所有作品中,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也是畅销书,是他被承认是文学家小说作家的成名作品。
  旅美三十载保持中国籍
  《京华烟云》以古都北京为背景,写某个富贵家庭的风流云散的故事。从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北京,义和团闹事的情况,以及戊戌政变,改良派的失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杭州为止,中国半个世纪的变化。此作得到好评,和他以后写的《风声鹤唳》及《朱门》合起来称为林语堂的"三部曲",往后1964年写了本《逃向自由城》的小说,对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运动表示他的不理解及顽固的封建思想,也就是高等华人的落后观点,受到人们的指责。
  他在美国期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主持该校的"中国讲座",介绍中国文化。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推荐他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艺术文学组组长。1966年回台湾定居,表示了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之意。他始终没加入美国籍。翌年,香港中文大学聘请他为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编辑工作。1972年完成《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在台北市郊阳明山麓,他经营了一所精美的住宅,花园洋房的庭中,挖掘了一口水池,养了金鱼,暇时以看景赏花观鱼为乐,在这里安度晚年。长女林如斯多方设法来台工作,突然死亡,很使他伤心:次女林无双(太乙)在香港编《读者文摘》,三女林相如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他就常常到香港过生活,仍不时回台北阳明山麓家里小住。
  1974年台北文化界为林语堂的八十诞辰举行祝宴。此后健康日衰,步履艰难,记忆迟钝。1975年秋,蒋介石逝世,他由人扶持到灵前,涕泗滂沱。几个月之后(1976年3月26日),他也病逝于香港。死前不久,他还写了一篇《八十自叙》的自传体文章,总结了他的一生。死后,一直是他良好伙伴的徐讦,写了悼念文章《追思林语堂先生》,表示了对他一生的看法。他的中文打字机也于1948年试制成功;又于1951年由美国麦塔勒公司收买了去,想制造商品,可是成本太大,没有实现。他自己说,花了十万美元,弄得一文不名。但机器总是做成功了的。这跟林语堂的奋斗终生有点相像吧?!
  录自《明报月刊》,1988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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