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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北洋政府下的作家


  语堂和翠凤回国之后,翠凤在厦门生了个女儿,名凤如。她是在娘家生产的,非常难产,母女俩险些送命。秋天,他们上北京,住在东城船板胡同。语堂担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欧,由教务长蒋梦麟代理。语堂一到学校便向蒋先生道谢北大预支2000美元救济他在国外留学。蒋先生说:"什么2000块钱?"原来解救了他在外国困苦的是胡适。那笔近乎天文数字的款子,是胡适从他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胡适却只字不提。张潮在《幽梦影》一书说: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率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即多方为之辩析而后已。事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事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济者。即不必与闻,亦不虑其负我与否,竞为力承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
  胡适的确是语堂的真正密友。语堂欠他的钱,后来还清了。
  语堂出国四年回来,发觉国内变化太多了。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及《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都是探求新知的年轻人的读物。《新潮》、《新青年》更是他们每期必谈的刊物,而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以及托尔斯泰、易h生、契诃夫、屠格涅夫、罗素、柏格森、萧伯纳、泰戈尔、王尔德、女诗人爱媚,罗薇的作品,都己译成中文,极受欢迎。新文化运动分子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并且介绍民主和和平的文学。
  胡适推动的白话运动,已经有成就。1920年,教育部命令所有公立小学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必须用白话教学,同时规定白话为国语。胡适说,废止文言,不是革命,而是文学自然演化的结果。他的成功,使他成为古文派攻击的目标。
  批评他最厉害的是林琴南,他一气之下,写了两部小说讽刺胡适和白话运动的其他领袖。胡适并未理会这些冷嘲热讽,他对青年说:"如果你们在研究中国语言的实况之后还不同意我的看法,那时再来反对好了。"在胡适的家里,每星期六高朋满座,除了教员学生之外,还有商人、小贩,他谁都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跟他相熟的人,都称他"大哥"。
  每两星期的星期六,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另有一批人聚会。这些人有的来一杯清茶,一碟白瓜子,有的叫一碗面。他们意在聊天不在食,坐在茂密的松荫下的矮藤椅上,清风徐来,爽快极了。这些《语丝》社的同人,是周氏兄弟鲁迅和作人、孙伏园、钱玄同、刘半农和林语堂。(玉堂回北京之后,发表文章署名语堂,后来便不用玉堂这个名字。)
  鲁迅身材矮小,穿白短衫黑裤、布鞋,衣冠不整。他颧高脸瘦,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看来像个瘾君子。他所著的《狂人日记》、《药》、《呐喊》及《阿Q正传》等,已使他成为名闻全国的作家。他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巧妙地运用一字之微,可以陷入于绝境,致人于死地。他的谈话也一样,他嘲笑戏谑的时候,诙谐百出,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但是他的绍兴官话,旁人听了有点费力。这位文人的生活毫无秩序。他和他的太太不睦,和许广平女士同居。"许女士倒是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女人",语堂这么想,"她和鲁迅同居,自然是崇拜鲁迅的才名,绝不会爱他那副骨相。"
  周作人不大说话,泰然自若,说话声调低微,和他的文章一样,从不高喊。这两位绍兴弟兄出生在一个破落的旧家,受了私塾教育。后来两人同到南京进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再到日本留学。鲁迅学医,作人由海军改习外国语。他们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有志改革社会。这两位弟兄彼此不大说话,是因为作人讨的日本太太跟鲁迅格格不入,兄弟之间误会很深,但两人都很通达人情世故。
  钱玄同是《新青年》杂志的一位编辑,也是力主改革的思想家。他专攻语言学,提倡汉字拼音和汉字简化。他反对儒家一切的思想,对一切采取极端的立场。他同意吴稚晖的主张,"把线装书都扔到茅厕坑里去",把一群旧派文人称为"孽种"和"文妓"。语堂不接受玄同对中国旧文学的诋毁,但却满喜欢玄同这个人,因为玄同天真自然,像孩子一样害羞,乐观,有个回国的留学生告诉他,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更伟大,玄同就信而不疑。语堂觉得,玄同有点精神病,他怕女人,怕狗,与太太分居,独住在大学宿舍。双眼近视,说话时常常脸红,老是笑嘻嘻,是个可爱的人物。
  刘半农则是另外一型,他在法国巴黎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对敦煌古物做过深入研究,成绩斐然。他是个矫健的文人,与大家颇谈得来。
  这些人都属于《语丝》杂志。《语丝》这个名称,据说是有一日作人和玄同约定,随便翻一书页,看到哪一个字可取,便作社名。语丝这个名称就是这样决定的。他们话语如散丝,绝无伦次,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写出胸中磊落之气,倒也很确当。《语丝》始终没有什么使命,如作人所说:"我们这班不伦不类的人藉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这刊物有时忽而谈生活艺术,有时忽而谈女子心理,又谈孙中山主义,也谈到胡须和牙齿。"办一个小小的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唯一的条件是大胆和诚意,或如洋绅士高唱所谓的‘费厄泼赖(fair play)。"
  郁达夫来了。他是鲁迅的至交。他一来,便增加轻松的气氛。他马上叫绍兴酒,点几样送酒的小菜,卤胗肝,酱鸭,或是"来今雨轩"的名菜,软炸鸡腿和火腿什锦酥盒。鲁迅最喜欢吃咖哩饺,每次都要包一些回去。论酒量,鲁迅与达夫最好。语堂滴酒不沾,因为一喝就想睡觉,却很欣赏别人饮酒的风采。达夫得意扬扬地边喝酒边摩挲他那剪平头的脑门子,谈笑风生。
  他是浙江富阳人,民国前十五年生,五岁时父亲去世,一家六口全靠母亲在街口摆设炒货摊,以及几亩祖传薄田收入来维持。后来他随兄嫂到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在母亲一再要求之下,和孙荃女士结婚。他曾向长兄表白说:"弟之未婚妻,本非弟择定者,离婚又不能,又不得不被人家来催,是以弟不得己允于今年暑假归国,简略完婚。,又说:"结婚后,因孙氏能作书,弟欲置之家中,为母亲作一书记。"他在上海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逛北京的四等窑子,什么都来。他在民国十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沉沦》,描写青年的苦闷心理,一时蜚声文坛,后来他在上海认识了王映霞,"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爱人——作者),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将他和映霞恋爱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出版,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轰动一时。
  当时北大的教授分为两派,一是《语丝》派。语堂在《语丝》第三期发表《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一文之后,陆续撰文在这份周刊发表,其中多数是杂文、散文,也有翻译作品与语言学论文,成为《语丝》经常撰稿人之一。另一派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为中心,有徐志摩、陈源、蒋廷黻、周更生、陶孟和等。《语丝》的
  人认为《现代评论》的人是士大夫派,能写政论文章,并且适于做官。两派人物虽然经常为文彼此讽刺,但是"大家都是适之的好朋友,并且都是自由主义者"。语堂后来在《八十自述》说:"在外看来,这两个杂志是对立的,其实那是夸大了。"
  北大那时真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在英文系,除了语堂之外,有张歆海、陈源、温源宁、徐志摩、叶公超等,语堂对志摩尤为钦佩。"徐志摩这个人,可谓绝无仅有,文如其人,而人亦如其文。才华英发,天真烂漫。"这位英俊的白面书生,在1896年生于杭州,家庭富裕,有酱园、银号,及几种别的商行。他是诗人、小说家,写散文,也写剧本。他和元配张幼仪离异,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和郁达夫一样,闹得满城风雨。"摩摩"给"眉眉乖乖"的情书《爱眉小札》("眉眉,这怎好?我有你什么都不要了。文章、事业、荣耀,我都不要了。诗、美术、哲学,我都想丢了。有你我什么都有了。抱住你,就比抱住整个的宇宙,还有什么缺陷,还有什么想望的余地?")出版之后,风靡一代青年,对谈自由恋爱的男男女女来说,那是一部经典之作。老一辈的人看了,则摇头咋舌。
  那几年,中国政治变化多端。1920年,直皖战争,广州军政府瓦解。翌年5月,国父就任非常总统,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4月,直奉战争,6月徐世昌去职,黎元洪复任北京总统,广东陈炯明叛变。1923年,国父设大元帅于广州,6月直系逐黎元洪,10月曹锟贿选。1924年9月直奉二次战争,10月直系失败,11月,在"五四,运动时已声名狼藉的安福系军阀段祺瑞东山再起,窃取临时总执政大权,变本加厉地进行祸国殃民的勾当。在大城市里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不断兴起。南方的革命势力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在国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推动和感召之下,正在重新集结。军阀统治者则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加紧对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镇压。
  语堂为《语丝》撰稿,对于政治经常批评,被视为有"异端之家"之称的北大的一位激烈的教授。胡适对钱玄同说(玄同后来告诉何容),如果某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语堂都不愿意和他打招呼。语堂撰写的《祝土匪》、《读书谬论一束》、《文妓说》、《咏名流》等杂文,对北方军阀治下的腐败社会加以无情的攻击。
  有空的时候,语堂喜欢逛北京的街道。他说:"北京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有宫殿御园、百尺宽的大道、艺术博物馆、旧书摊林立的街道。有蒙汉驼商、诗人画家,乞丐、回教徒、和尚、妓女、俄国舞女、年老息影的县官、充任女佣的前清官吏的太太。
  在北洋军阀之下,鸡犬登仙,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语堂以尖锐的注意力,吸收一切。后来成为他写小说《京华烟云》的材料。山东的爱吃狗肉的张宗昌将军嘴里叼着雪茄烟,怀里抱着白俄情妇,这样接待外国驻华领事。据说有一次,他委派两个人同为一县的县长。这两人去找张宗昌时,张正在狂饮作乐,躺在床上。他说:"你们这些混蛋,连这样的小事也不能解决,要来麻烦我吗?"
  还有一个姓杨的将军,夜里进省城,在城门口不向士兵说口令,却骂一声"他妈的!"军官模仿遵循,于是在那个城里,这句骂人的话,成了口令。还有一位将军,他坐的汽车冲过红色交通灯,警察拦住汽车时,将军即开枪把警察的手指打掉。
  还有穿梭平津途中,钻门路求差事而自命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官僚,语堂认为他们是"新旧文化中所产生的最丑最怪的人物。看他们脚穿太窄的西洋皮鞋,跛足而行,不知道怎么拿手杖,小心翼翼地捏在手里,好像在拎一串鱼回家,莫让那串鱼弄脏丝绸长袍!"语堂引用尼采的《萨拉脱斯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在《语丝》发表《萨天师语录》前后八篇,讽刺当时的东方病夫、东方文明、新时代女性、丘八等,成为名文。
  北京也是个清静的、住家的城市,每家都有一个院落,每院都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株石榴树。语堂在翠风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家,看到她对风如的细心照顾,使他神往。他看这小小的生命,玲珑活泼,也喜欢得不得了,他逗着女儿玩,两人一起替她洗澡,这时,他可以忘记外面嚣杂的社会。
  民国十四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语堂在数万人中瞻望国父的灵柩从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之情形。他听到沉雄的军乐,看见孙夫人穿着孝服,随在灵后。在白幡下,千千万万男女,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白花,跟在后面行走。街上左右两边塞满了人,看见灵柩过时,无不下泪。语堂非常激动。后来他在"无所不谈"专栏《一点浩然气》一文,这么写:
  我最喜欢东坡咏黄州快哉亭"一点浩然气,快哉千里风"之句。不知何故。我想这两句话,很能曲尽中山先生的气魄,及其一生之所为。我们论人不能以成败为断。七擒孟获,是诸葛孔明的成功;六出祁山,是他的失败,虽然失败其气魄仍然照耀千古,流传人间,为后人所瞻仰。若说政治上的生活,孔于是失败者,做大司寇,就因为齐侯馈女乐,鲁君三日不朝,知道事不足为,一气离开鲁国14年。这与孔子之伟大无关,在陈绝粮,弦歌不衰,这才见出孔子的气魄。颜习斋说"温温无所试",是孔子最可爱的时期。
  孙中山是成功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可以传不朽。我们这一代人及后代人,无一人不身受其赐。辛亥革命,我只16岁,够不上与先贤追随先生左右,但是老袁称帝,张勋复辟,段氏执政,军阀复起,陈炯明叛变……等等混乱局面,都是年轻的我所亲历的事。北伐之愿一模一样未成,而中山先生弃我长逝。在表面上,似乎与诸葛亮略同。但是他的学问思想,规模仍在,足为后人楷式。在这一点上,中山先生可以称为中国一百年来第一人。一点浩然气,快哉千里风,吹到我们的面前。所谓去其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其居,若此之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是不可能的事。有的是为身在庐山中,才不见庐山的真面目。
  我认为中山先生的气魄,就在这一点浩然之气。他是善养其浩然之气,所以百折不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又能在局面周章之时,发出一种灵气,好像一阵天风,千里吹来,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中山先生一生,就好像利用这一点气,所以有这样的建树。孟子言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由这志与气之交相作用,所以能有那大无畏的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是因为中山先生有这养气功夫。就这一点,己足称为一百年来中国第一人了。
  孙先生去世后两个月,上海英租界几个国民党党务运动员被英国警察枪杀,酿成"五卅"惨案。国民党的政治组织,学生、工人都活动起来,全国学生罢课,在大城市的街道讲演,唤醒民众起来抗议。7月,国民政府成立。
  翌年3月18日,在天安门前有个规模庞大的集会,有中学生、大学生代表及工人商人组织代表,挥着大白旗帜,要求关税自主,对外国通牒采强硬的立场。语堂这时兼任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教务主任。
  早上8时许,他接到学生刘和珍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准停课一天。语堂知道,这次示威纯是对外,应该没有危险,所以允许了,还告诉她,以后请求停课要提早接洽,以便通知别的教员。
  下午2时,语堂到校开会,听说刘和珍死了,未免吓了一跳。原来临时执政政府,事先得知爱国青年有外交请愿行动,要给他们一点教训,乃密令埋伏队伍,荷枪实弹,并派人在府院合署的国务院门前指挥,吹号施令,枪毙、刀鞭青年,杀死了二百多人。语堂赶到国务院,一进门便看到刘和珍的尸体躺在一口棺材里。当局居然想得那么周到,事先预备好了棺材!
  另外一位学生,杨德群女士,也死了。语堂受到很大刺激。他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中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或者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的死,一部分是我暗中感觉亡国之隐痛。女士为亡国遭难,自秋瑾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为自我到女师大教书及办事以来,刘女士是我最熟识而最佩服的学生之一(杨女士虽然比较不认识,也记得见过几次面。)……我们于伤心下泪之余……应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本来,语堂是赞同周作人鼓吹的"费厄泼赖"精神,认为"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但在"三一八"之后,语堂改变了态度,同意鲁迅所说"打落水狗"的道理—"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的话。语堂连续写了《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等文,支持"打狗运动",主张"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策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
  他撰文批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对学生运动的攻击和污蔑,他在文章中称"中华民国"为"中华官国",认为"中华无论什么国体,至少总不是民国"。他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在于唤醒民众作独立的有团结的战争,不是靠外交官的交换公文"。他赞扬"揭竿而起"、"少作揖让"的"土匪精神",反对"倚门卖笑,双方讨好"的"学者"风度。他与《现代评论》的人在《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上大打笔战。
  "三一八"之后,北方政局一片混乱。4月20日段祺瑞下台,安福系政客纷纷躲进天津的日本租界。政局落入另一个军阀头子,狗肉将军张宗昌之手。白色恐怖笼罩北京,林语堂、鲁迅等批评政府的教授54人被列入通缉名单。当时语堂除了担任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之外,还是《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军方抓去了一两个报馆的编辑,当夜就枪毙了。
  "这下子好了!"翠风叫道。
  自从回国之后,翠风似乎时时刻刻都在为丈夫担心。比较起来,他们在外国辛苦的四年,好像日子好过得多。北京政治如此混乱,而他偏偏要写批评政府的文章。她怎么劝他,他都不肯听,一定要写。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不但写文章,他有几次还用竹竿、砖石和警察打架,有一次被击中眉头,流血不停,后来留下很深的疤。他还得意洋洋地说,他扔砖石的手法不错,是因为他小时候喜欢把石子撇到水中,能使右子在水面滑一个距离才沉下去。她气得大发雷霆,问他是不是不要命了。
  翠风大腹便便,即将生产了,她焦虑万分。幸亏在协和医院顺利地又生了一个女儿,名玉如,就是我。产前产后,她这像匹野马似的丈夫天天还在写文章。他不是不关心家庭,而是非常固执,不能忍受约束。回家之后,她发现他做了一个绳梯,收在阁楼里,必要时可以跳墙逃走。
  "要走大家走!"她大叫,"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女儿,怎么跳墙?"
  后来他们先在东交民巷一所法国医院躲避,再举家藏在好友林可胜医师家里。在那里躲了三个星期之后,由于厦门大学聘语堂为教授,他们便回厦门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即林可胜的父亲。
  录自《林语堂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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