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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


  洵美的"洵"字是真正实在的意思,"洵美"的含意是真正的美,邵洵美睢美派,不枉叫了这个名字。
  邵洵美是贵族出身,盛宣怀是他的外公,李鸿章也可以算他的外祖父。洵美的父亲邵恒(月如),匹配盛宣怀第四女,就是洵美的生母,他是盛宫保的嫡嫡亲亲的外孙。他的伯父邵颐身后无子女,以弟邵恒的长子洵美为嗣。邵颐的元配夫人是李鸿章之女,就是洵美的继承母,所以洵美又是李傅相的外孙了。这两人在清末时期的地位,是尽人皆知的。
  洵美在英国留学后期,又去法国巴黎修习美术,此时他同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义结金兰为兄弟,谢寿康居长是大哥,洵美最小是四弟。同郭有守、刘纪文等人,也是那时结交的。洵美喜欢交朋友。
  洵美同徐志摩的交友,也还是可以说说的。洵美回国时徐志摩早已成名,早已同陆小曼结合,而且是定居在上海的了。志摩同我虽然是浙江海宁硖石小同乡,但反倒是在上海才相识的,因他中学毕业不久,就去了美国、英国,归国后又在北京工作,我们没有相见的机会。志摩因为新月书店经营不佳,周转不灵,感到资金短缺,希望洵美为新月招点新股份,帮助把新月书店振作起来,洵美也乐于帮助他们。他们之间的交情,更重要的应是对新诗的看法有共同之点。两人经常谈文论诗,日趋莫逆,交谊十分深厚,情同管鲍。
  凌宇所著的《沈从文传》里,提到胡也频被捕之后,沈从文托邵洵美探听消息,得到了胡的死讯,并通过邵的关系,找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到了胡也频被害的照片(时为1931年春)。此时,丁玲在上海的处境已经很危险,带着孩子在身边,十分不便,便决定把孩子送到湖南,交丁玲母亲抚养。四月初,沈从文带回郑振铎借给丁玲的二百元稿酬,沈从文自己另从徐志摩那里借了一笔钱作路费,随后陪同丁玲返湖南。据我所知,沈从文这笔路费是邵洵美付出来的,也许是由志摩向洵美拿去的。因为当时志摩经济情况不佳,他同陆小曼的结合,违反他父亲徐申如的意愿,家里停止了给徐志摩的按月补贴,并且通知亲朋不得同志摩有银钱往来,如有纠葛,家里概不负责云云。同时,新月书店也周转不灵,不可能垫出钱来。不过说洵美可以同上海警备司令部方面打交道,让去看到胡也频遇害现场的照片这事,我想他是决没有这样大的本领的。虽然他在上海社会关系比较多,但是同军警特务方面,却是没有关联的。这里有点过神其辞了。
  洵美同陈梦家、方玮德等青年诗人,也是很相得的,他是喜欢交朋友的。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教英国文学课,有时忙不过来或别的原因,委托洵美去代课,因之洵美也认识了这些大学生以及学校里的同事如周熙良等,都成了好友,共同探讨文学艺术。洵美对于青年是很爱重的,从不搭架子,而且有求必应,所以很得人心。
  洵美趣味广泛,多才多艺,他在巴黎学习过美术,对绘画、雕塑有高度的鉴赏辨别能力。他与徐悲鸿早先是好朋友,结义兄弟。徐悲鸿同蒋碧微两夫妻每到上海来时,总是住在洵美家里。悲鸿还抽暇为洵美和佩玉夫人各画了一幅肖像,虽是木炭的速写,但也十分优美,洵美常挂在书房的壁问作为装饰。佩玉夫人的一幅,画得更加认真,是挂在他们卧室里的。徐悲鸿画的马极神骏,而最好的一幅,却是送给了洵美的,因为洵美肖马,而且他的面相又是马型的,因而洵美对这张画,特别宝贵,作为珍品而宝藏之,是想作为传家之宝的。徐悲鸿赠画这个秘闻,恐怕知道的人很少。这幅骏马图洵美不轻易示人。
  我写过一本《文坛登龙术》,鲁迅看了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的其序文之后,就写了一篇《登龙术拾遗》,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又收在《准风月谈》一书中。他这篇大作,是讥刺邵洵美的。大意说邵洵美娶了盛宣怀的孙女,得到丰厚的妆奁嫁资,用妻财来开了书店,挤入文坛,自称诗人。其实洵美开书店的资本,倒并非来自妻财。如果用妻财来办书店,振兴文化,倒也是应该赞扬的。比方张菊生应夏瑞芳的邀请,参加经营商务印书馆时,有许夫人将她的头面首饰拿出来投资入股,使张菊生发挥了他的才能,为建设和推进中国文化立了大功,就是一件众口誉扬的美谈。可惜的是洵美开书店没有成功,鲁迅也一定有这种看法,决不是要反对别人开书店。开书店自然要资本,也就不必查询这种资金是否来自妻财妆奁而加以歧视。因之,他所申斥的大约是说洵美跻身文坛,自称诗人而且是唯美派这些事了。
  解放之后,邵洵美大为兴奋,又来了干劲。他认为以前所以不得成功,是由于发行不力之故,现在有新华书店的帮助,就可以做大生意了。因此尽量想办法多出书,出好书。此时他为顺应时代潮流,也出版了马列主义理论的书,仍有文艺作品,还有关于抗日战争中在西南方面的战史,另外也有各种通俗趣味的书。他积极组织稿源,从各方面联系来许多好书稿,在短时间里就有了很好的成绩。于是出版了好多的书,送新华书店发行。可是大部分的书,被新华书店退回,不予发行。他又设法在江西路新设了门市部,想在上海本市内开拓点业务来补救;又托了在新华书店工作的谢家崧,使得新华接收了些书去,但大部分仍没有出路。洵美自己只有很小的栈房,很快就堆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只得暂时放在装订作坊里,也只能是暂时。以致他的出版事业变成了废纸制造厂,只好论吨送造纸厂作还魂纸。据说因为是他受到过鲁迅的责斥,所以他经营的书决不会好,而新华书店是不能发行这种不好的书的。结果,时代书店只有倒闭的一条路了。洵美欠的债,后来幸有胡考的介绍,把他的时代印刷厂,全部出售给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把全部的机器、设备及使用的员工等等,全部迁到了北京,由他们妥善安排工作。洵美得到一笔代价,可以清偿所负的债务。这样洵美办的出版事业,以十分干净洁白的形式结束了。
  洵美在解放之初,看到许多朋友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要职,做大官,而他自己在上海则没有职业,也不能经商做买卖,没有工作做也很烦恼,所以起了上京观光的念头。所谓观光,这里说的同旅游观光的意思略有不同,乃是看察形势,审度周围环境是否有可以借光之处,用以谋求出路。洵美并没有向朋友们先打什么招呼,自己认为政府刚刚成立,各方面需要人才,以他的知识程度是有许多工作可以担当的,不怕找不到工作,况且他有不少朋友在政府里。因之他就同了佩玉夫人和长女小玉,三女小红,带同户口迁移证,到北京去安家落户,做北京市民。上海那个林森中路的房子,本来也太小,一家人住得极不安适,被叫仪"勿开心房子",就留给留在上海的子女住了。
  一到北京就先在景山东大街租定了一宅相当大的房子住家。许国璋初到北京还没有分到住房时,还在他们那里借住了一阵,那时北京房屋还不大紧张。
  洵美在北京耐心坚定居住了一年多,什么动静也没有,而且家里女儿又常患病,可能是水土不服,所以最后只好失望而归,仍回上海来住那个勿开心房子。这次北京之行,他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也明白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在旧社会里,他这种上了相书的马型人相的脸谱,是可能发迹的,但在新社会里,则完全行不通了,他十分明白时代是变了,社会是变
  了,正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之中,他到北京空白奔波了一番,原只好算一件小之又小的事情啊。
  大约是反右后期,忽然他被收监坐牢了,可能是要查清他的历史问题,最后终于搞清楚,查明了洵美和特工组织绝无关系,无罪开释,还给他出具证明,使他以后可以不再受嫌疑,所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受的折磨要小一些,只不过批斗了二三次,以后就搁置在一边,不去睬他了,也没有叫他去坐牛棚或学习和改造。这倒反是因祸得福了。
  可是他从监牢里放出来之后,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照他说起来,以后的生活,就一直是一种比之牢狱更加不行的生活。因为出来之后,没有住的房子了。那时在办人民公社,农村吃饭不要钱,大家吃公共食堂,城市里也采用这种方式,提倡集体主义,要居民不自家做饭而吃公共食堂。他们的住屋当时被当作是人犯的房子,就强行征收来办食堂了,家里人被赶走,家里的东西都要出清,他们被逼得化整为零,分散到亲戚家里,东西或者处理掉了,或者分别寄存出去。总之,这里现在是居民大众的公共食堂,没有可能让他们再住进去,洵美成了寄身无地、立足无点之人,只好向有关方面申请、陈诉,哀求苦告,他所属的文联,也答允为他出力,而且也的确出过力,但没有实效。食堂是公众的事,大众重要还是私人重要?这样使得他收回原住房的事,再不能进行,那么只有另外设法找房子了,最后的结果,是让他去住在他儿子小美的房间里,要他们一家合居在一处,说是暂时的,有了房屋一定尽先为他解决困难。
  小美的住房只有一小间,原是他结婚时的新房,是他丈母家里的一问。当时因洵美家里挤轧,别的房屋也找不到,所以由丈人家里省一间出来给他们用了,但是婚后小夫妻却不和睦,最后还是双方协议离了婚。小美因没有地方可去,仍占住着这间新婚之房不让,女的已经另找对象结婚出嫁了,他丈人家也没办法来收回这个屋子,居委会是支持小美的,否则他们也要为他另找屋子,这是更为困难了。小美在某中学教英语,在学校里吃饭,只有晚上回家来安歇,所以居委会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来叫他同儿子一起住,说暂时艰苦克服一下,有了房子一定优先给他安排。这样洵美也别无办法,只好占据了儿子的房间来作为一户人家,小美只好每天晚上回来睡地板。
  那一间小楼,我也去过几次,大小约十来平方米,有普通亭子间大小,因为向南,光线倒是好的,靠窗有一张小写字台,一旁有个竹书架堆放着旧报纸杂志等和几本英语教科书,大约是小美的东西。眠床安放在房间的正中央,表示主人的生活是以睡眠为主。这时洵美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不知是否因为班房里坐久了的缘故,他患了严重的哮喘毛病,大约是气管炎之类,到了冷天发作起来,就成大病了,平常一个人生活,也有困难,总得有人照顾服侍,所以佩玉夫人一直不离开他。但是有一段时间,佩玉去了南京女儿女婿家长住,那便要由陈英梅来担任照顾和看护洵美的责任了,陈英梅也是好人。
  陈英梅是洵美的爱人,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就租小房子同居的,而且已经有了三男一女的四个孩子。解放之后,看到洵美生活困难,而乡下农民倒可以在土改中分到土地和房屋,因之陈英梅主动带了小孩们回到她老家里做农民去了,她要自己来做一份人家,因为分到了房屋和土地,只要辛勤劳动,把孩子管养大来,是大有可为的,陈英梅决定自力更生,也得到她母亲和哥哥们的帮助,在农村扎了根,她听到洵美身体不好,要人服侍,而佩玉夫人又非到南京不可,就独自一个人再来上海,到洵美那里和他共同生活负担了这户人家的一切责任。不过在农忙时,十分紧张,因为要去做农业劳动生产,劳动力越多越好,那她就得到乡卜,在金坛县下王公社去做劳动,因为三子一女都还小,劳动力奇缺,她不能不去的。此时她要佩玉回上海来,照顾洵美的生活,那时佩玉夫人也就非来沪不可了。因之我去探望洵美时,有时看见佩玉夫人,也有时只见陈英梅。我本来不认识陈英梅的,因为他们结合时,是在我1935年离开上海之后了,估计是1936年他们才发生关系的。农村里人生性忠厚老实,对洵美也有真情,所以她真有一点自我牺牲的精神,诚诚恳恳从乡下到上海来照顾洵美,而把乡下家里的事,委托娘家的人照管。
  虽然生活有佩玉和陈英梅的照顾,洵美还是觉得若有所失的样子,来探望他的朋友少了,没有谈天说地的机会了,身体衰老病弱了,走路不方便,也很少能下楼到外边去走走,正像受到拘禁一样,儿子每天晚上回来睡地板,他一直觉得负疚良深,按理他应该为他提供居住之屋的,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其他的女儿,儿子,或者工作,或者还在上学读书,各人都忙,也没法来探望他,他虽然子女众多,却好像是孤身一人。住在这间小屋,正像一个独房的牢狱,因之他是经常不开心的。从搬到了这里之后,身体越来越坏,他自己明白,前途是什么。
  这里只不过是一座牢狱,而且现在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脱离这种牢狱生活。佛家说生、老、病、死全是苦,是的。他已经足够地狠狠地尝到了苦的滋味了。不久,他病死了,终于脱离了苦海,脱离了牢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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