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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记趣
  那年,那月,那个李达新
  1960年,我在泸州一中上高中,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千村薜苈,万户萧疏,粮食奇缺,大家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同学见面说得最多的是"焦耳(能量)不足"。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小同学叫李达新。李达新的个子又瘦又小,但人有股机灵劲儿。他出身贫寒,穿的衣服是家里织的家机布,用柴灰染黑,连缝都是自己母亲缝的,是一种没有领的和尚服,很像"囚衣"。
  那个时候粮食定量很少,加之几个月才能吃一回肉,人的肚子里一旦没有油水,饭量就特别大,高中生又正在长身体,一顿随随便便就能吃个一斤半斤的,而且很快又饿了,常常早上吃了饭,上课才上到第二节,人就饿得受不了。有一次,李达新从家里面带了一点米,在校外的食堂蒸了一点饭加餐。没想到,这个事很快就被发现了。本来自己的米,自己吃,谁也管不了。但在当时那种反右倾的背景下,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大家觉得李达新经受不起困难的考验,班上就组织了批判大会。尽管每个人都饥肠辘辘,但政治热情高涨,斗争的火药味很浓。有人说李达新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有的上纲上线说他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的甚至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当时没有发言,因为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是一般人,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定会把头低下来,但是这个时候的李达新却表现出一种"气节",他高高地昂起头颅,始终没有低下,再加上他穿的是"囚衣",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由是,批判会始终进行不下去,也许大家都饿了,少了精气神。批判会下来,我跟李达新讲:"你小子,还真有两刷子!"李达新说,我自己的饭,又没有偷,低什么头!不过以后发生的事,李达新就没有这么硬气了。
  那个时候,学校每周星期六要大扫除,扫除完毕学生再回家。我们的宿舍挨着学校办的农场,农场里面喂了一些鸡。有一次卫生打扫完毕,临近吃饭,大家都去了食堂,宿舍里面就没有什么人了,只有李达新还在收拾东西。很凑巧,一只小母鸡溜进了宿舍,李达新怦然心动,他四顾无人,一不做,二不休,横下一条心,向小母鸡猛扑过去,亏他机灵,终于把小母鸡逮住了。人在饥饿的时候,人性肯定是有缺陷的。李达新咽了咽口水,抓着鸡脖子,用力一拧,小母鸡的悲剧便提前来临,顿时呜呼哀哉。李达新把小母鸡偷偷藏在叠好的被子里面,便兴高采烈地到食堂去了,他打算吃完饭把小母鸡拿回家。那年月,如果一个家庭有鸡汤喝,那一定是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家庭;如果一个人有鸡肉补一补,那一定是满世界最幸福的人。我的一个农村的远房亲戚,因为家里有几只鸡,就颇受邻居少女的青睐,一心想委身于他,以后这几只鸡瘟死了,这段以鸡为媒的"爱情"便告吹。那时的鸡汤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救命鸡汤。所以。想着香喷喷的鸡汤,想着肉嫩嫩的鸡腿,想着那美好的愿景一夜成真,李达新的亢奋可想而知。然而,好事多磨。检查卫生的老师来了,带队的是一个青年教师。宿舍窗明几净,整洁卫生,老师很满意。刚要离开,见证奇迹的时候到来了,他看见有一个床上的被子一动一动的,十分惊诧,积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没有见过这等奇事。年轻教师麻着胆把被子一掀,是一只正在挣扎的小母鸡。原来这个小生灵命大,"复活"了。杀鸡杀鹅者都知道,鸡们即便是被杀得鲜血淋漓,也会有一番"冲刺"。看来李达新还是缺乏经验,少不更事,没有"补一枪",终于酿成大祸。以下的故事并不复杂,不用侦破,"凶手"就逮个正着。众目睽睽之下,李达新那高昂的头颅,终于低下来了。在"囚衣"的映衬下,李达新的脸变得很黑很黑。这一次,就不是开批判会的问题了,李达新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同学们不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李逮鸡"。相当长一段时间,李达新都很孤独。不过诗穷而后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李达新只能用学习成绩来洗雪耻辱了。那个年代,如果是黑五类,又偷过鸡,考大学的资格也会被褫夺。万幸的是,李达新是红五类,出身贫农本质好,虽然偷过鸡,大节还是好的,一样可以参加高考。1963年秋,李达新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李逮鸡"的绰号也随着新的环境消失了。
  时光飞逝,到了1966年8月,"文革"大串联开始。北大是"文革"的中心,串联者人山人海。我因为出身不好,也没有参加红卫兵,属于逍遥派,一天到晚在宿舍里面昏睡。有一天,我在宿舍午休,忽然就被人推醒了,睡眼惺忪中,面前是一个英俊少年,他讲的四川话好耳熟啊,仔细辨认原来是李达新。李达新说:"何开四,你认不到我了嗦?"我说:"咋个认不到呢?你不就是"李逮鸡"嘛。"李达新一听,怫然大怒,一甩手,扬长而去。我有些发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这件事,让我至今都感到内疚和歉然。
  那年那月过去了,你现在在何处,日子还好么?我的中学同窗李达新!
  餐桌的喜剧
  1994年,作协建新宿舍,我搬了一次家。故事由此开始。
  搬家换家具,这是潮流。我当时是囊中羞涩,不敢大换,买了一套沙发、一个电视柜和一套餐桌。
  不过餐桌真够气派!西式长条形的,约两米多一点。桌面是聚脂漆,光可鉴人,再配上六把高靠背椅,屋子里一放,真是"华丽的家族"了。
  可是,问题来了。
  新房没有专门的餐厅,在阳台上吃饭。西式餐桌横着放,"交通堵塞";竖着放,两边一坐人,也是"肠梗阻",只好挨着阳台的墙根摆了。家里只有三个人。我和妻坐两头,孩子坐中间。吃饭时,很像是开"内阁会议",我和妻子是"议长",只有孩子一个人当"议员"。饭菜摆在中间,手伸得老长老长的,才勉强够得着。特别是菜丰盛的时候,最远的菜,只好站起来拈了。妻是贤妻良母型,每次摆菜就尽量往我这一边放,她就只吃够得着的菜了。孩子看不过就建议大家坐成一排。坐成一排很像幼儿园的"排排坐,吃果果",拈菜是方便了;不过总有些别扭,张丞相望着李丞相,要说话脖子也摇来晃去的;吃饭时比起以前沉默多了。
  有一天来了两个朋友,为尊敬起见,我便请他们坐首席,当"议长"。菜是做得不少,不过人家实在不好意思站起来动作,只好草草地扒几口饭,就称"吃饱了"算完事,看来还得回去下面条。
  终于孩子说话了:"人家老外是分餐制,一人一盘,桌子长没关系,我们装什么洋盘!"
  看来"西体中用"真的行不通。幸亏原来的方桌没有处理,妻便从屋角搬了回来,撤下那个气派的西式餐桌。
  这下安逸了,三个人一坐,真有点合家欢的味道,饭桌上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西式餐桌重新派了用场,成了我的写字台。
  算命
  算命是古老的职业,至今遗风未沫。公园、空地、偏街小巷都有他们的身影。没有碰见过算命先生的中国人大概很少。这不,我就遇上了一个。
  "师傅,算命不?"
  我没有理睬。他追了上来,"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福相。"我看了他一眼,是个扁平脸,塌鼻子,眼睛不大,白多黑少,有点猥琐。看命打卦,我虽然不是黄埔一期,但也略知一二。我停了下来。也许恶作剧是人的天性,我打算忽悠他一下。
  "不要尽捡好的说,有什么问题,血光之灾之类的但说无妨。"
  他很温柔,只是说,"你四十年前有几个坎坎。"
  "没有一个大爷四十年前没有坎坎,不要找些龙门阵来摆,说些莫名堂的话,操社会也要耿直点。"
  他于是对着我仔细端详起来,也许看着我五大三粗,衣着随便,说话还有点江湖味,终于有了发现:"你哥子呀,其他都好,就是文化差了一点!"
  "哟,你还有点眼水,其他没说对,这倒还差不多。我是文化低,脑袋笨。"
  他不禁有点得意起来,小眼睛一眨一眨的。
  "那你看我读了几年书呢?"
  他略一思忖便说,"我看你就是一个小学文化程度!"
  我笑了起来:"真是有水平,说对了,说对了!"笑是有传染性的,他也跟着嘿嘿嘿地笑个不止。
  事到如此,该我走了。他还揪住不放:"算对了,就要给钱讪!"
  我决定将忽悠进行到底。于是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子的?"
  他愣住了,半天回不过神来。
  "老实说,我就是算协的会长!"
  "啥子是算协?"
  "算协就是算命家协会,就你这个水平,还没有资格加入。"
  他一头雾水,算了一辈子的命,就没有听说有这个组织。
  我说,"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我都可以给你算一算。就说眼睛鼻子。你鼻子的山根塌陷,准头低短,先天不足。眼睛小不说,又白多黑少,是‘三白眼,以后还有个坎坎哟!"
  他有学习的精神,一叠连声地问我什么是"三白眼"。
  我不愿再纠缠了,就说:"算命的学问深了去了,你我都是文化低,都不适合搞这个职业。算协是我乱说的,你还是另谋生路吧!"
  考虑到我的刻薄,也考虑到他好歹陪我开心了一会儿,我给了他20元钱。他捡起地上"麻衣神像"的白布,欢天喜地一溜烟走了。是去吃铺盖面,还是麻辣烫,我就算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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