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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上海城市居民的精神问题
  上海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易被忽视
  记者:2007年,你曾透露过一组数据,上海人心理问题发生率高达37%,平均3人就出现心理问题,有那么严重吗?过了1年多,这个情况是否有所改变?
  赵旭东:那是我转述肖院长的,后来我问过她,她说这是小型社区的调查,并不是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关于上海人的心理问题,现在有几位精神卫生专家正在做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希望他们的成果早日出来。不过,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借鉴,根据最可靠的流行病学的统计,深圳有21.19%的人口可以被诊断有精神障碍,这是2006年统计出的数据,2007年宣布的。这里说的精神障碍就像彩虹谱,从较轻的心理问题到最重的精神病都包含。上海的情况估计大同小异。深圳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城市,中青年居多,而上海是一个老牌的移民城市,已有三四代的移民,又进来500万左右的新移民,人口结构上的不同在城市居民精神问题方面也会显示出差异来。在深圳,主要是小孩、青少年、中年有麻烦,而在上海还多了老年人的麻烦。现在上海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老年人不仅患有慢性的躯体疾病,也有精神障碍,而后者往往容易被忽视。对老年人的麻烦提供照顾也成为了很多中年人的麻烦,形成了多重的问题。
  记者:国内,大家对于心理咨询或治疗的认识还存在一定误区,不少人在心理方面不够重视或讳病忌医,在上海等大城市,这方面的意识是否会强一点?
  赵旭东:上海、北京、武汉、南京、成都、杭州、深圳等城市开展的心理服务相对好一点。现在,很多人对于心理咨询和治疗还是有顾虑的,但是现有行业内的人手已经忙不过来了,比如我的门诊新的咨客预约需排半年的队。这也说明中国人愿意寻求精神卫生方面的服务,但专业的人力是非常不够的。
  记者:在上海,金领、白领的压力比较大,同时也支付得起相对昂贵的心理咨询或治疗的费用,所以在来访者中,这类人群的比例是否较大?
  赵旭东:来临床看病的人,主要是有条件接触到心理咨询信息的人,多数有一定经济实力,大部分是城市人,也有农村来的。同时,来做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男性也有,但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经常讲身体上的不舒服,我胸闷心慌、坐立不安等等,不太会讲心理痛苦。他们不少是由内科医生介绍过来的,刚开始很不解,否认精神方面的问题,疾病观念很强。一些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有问题,大都是不会休息,身体好的时候对身体过分自信。
  记者:来你这里咨询的人比较突出的是哪方面的心理问题?
  赵旭东:来我这里看病的人,婚姻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比如配偶间缺乏信任,有情人,性生活质量低,交流贫乏等。最难以理解的是,很多很有文化的夫妇,性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会犯很低级的错误。不少在家里做金丝鸟的贵妇人问题也很多,虽然一身珠光宝气,但是生活很凄惨,一定程度上处于社会隔离状态,家里地位低下。几年前,有位夫人是带着大墨镜来咨询的,坐下摘了墨镜后,眼睛又红又肿,他老公是外资企业老板,家里经常有暴力。还有常见的是来咨询孩子的问题,学习、品行障碍等,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爸妈有问题。很多妻子生完孩子以后就一门心思做"中国妈妈"了,传统的纵向的亲子关系过强,不太突出横向的夫妻关系,容易引发夫妻间的矛盾,也容易导致婆媳关系不好,孩子心理出现问题。还有些社会精英太专注于维持职业生涯、生计,把孩子过早交给替代的人,殊不知隔代养育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利因素。
  记者:上海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也较早受到一些国外观念的影响,有些观念又会与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发生冲突,这是否也是造成家庭问题的一个原因?
  赵旭东:对,这在涉外婚姻中比较常见,文化、生活习惯等冲突都会引发家庭问题。比如中国太太喜欢温柔、文明一点,但有些老外比较古怪、变态,甚至还有受虐狂、施虐狂、双性恋等,中国太太对于这些特殊性行为受不了。当然,中国夫妇间也会有这些问题。我们一般说,基本的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互补,另一种是对称。差异会产生吸引力,但是如果差异性太大,婚后就要花很大精力来调整,涉外婚姻时常是从天堂掉到地狱。还有的是门当户对,生活比较平稳,但也会出问题,哪一天想要新鲜感,想找找刺激,那就要出问题了。
  新移民家庭的孩子比爸妈还辛苦
  记者:赵老师,你近年来一直在做"新上海人家庭问题的心理行为特征"的研究,能谈谈研究结果吗?
  赵旭东:现在我的几位硕士生、博士生都在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个人适应行为与家庭背景的关系。其中一位学生做的课题是关于05届5000多名大学新生的心理障碍。我们搞临床的都知道,大学一年级是心理问题相对高发的时期,而这些问题其实跟家庭气氛很有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家庭跨入了小家庭时代,但是从家庭动力学上看,亲子的纽带更强了,即便出了远门,也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密切联系,这对青少年有特殊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因素。上世纪末就开始说大学新生笨,有些孩子生活不能自理而休学。这些故事不夸张,反映心理发育没有跟生理发育同步。从小学、中学到高中,没受到离开家的训练,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东西是爹妈帮我做的。不少家庭比较沉闷,"不好玩";判断事情喜欢"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逻辑,缺乏灵活性;也有家庭缺乏个性分化,自我不够强大,这都会使得孩子遇到麻烦时不知道要变通,不会站在别人立场上理解他人,人际关系往往会出现问题。也有些学生在老家很受宠,不把别人当回事,到了新环境就找不到北了。很多做大学心理辅导的老师知道,专业不对口也是引起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这跟父母替孩子选专业很有关系。总体上讲,城乡之间也有差别,上海本地孩子适应压力小一点,从农村里来的同学,面对变化较大的环境,经常倾向于对自己的健康不自信,遇到麻烦事,觉得没有办法,有一定逆来顺受的思想。然后女同学比男同学总体心理相对更健康一些,也许这是因为女孩没有承担父母太大期望,发展更自然一点。
  记者:你对上海新移民家庭也特别关注,研究中是否发现什么特别现象?
  赵旭东:我的一个今年毕业的博士生调查了浦东5所不同中学的1059个学生及家长,一半以上是移民家庭。我们发现,父母亲文化最高、最低的孩子心理问题最严重。特别在移民群体中,影响特别明显,而且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心理问题比民工的孩子还严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自己比较容易调整自己的心理问题,但是他们的孩子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新环境的压力,二是父母亲对他们不甘人后的要求。所以跟着爸妈来闯上海的孩子,其实比他们父母亲来上海滩还辛苦。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子女和父母对家庭的评价是不一致的,子女报告自我幸福感、对家庭的满意度都低于父母亲。
  记者:之前你也在我们杂志上参与了"上海知识移民的文化休克"的讨论 ,你作为引进人才来到上海,并且已经工作、生活了5年,有什么特别感受吗?
  赵旭东:经过这几年的经历,我不是太支持原来流行的对上海人的偏见,对上海市井生活消极、刻板的印象不那么浓厚了。我感到,我所接触的社会生活里面,大方、宽容,粗犷、幽默还是不缺乏的。但是教育系统里的老师对孩子不宽容,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我最大的体会也来自于自己当爹。学校把太多精力放在考试上,老师与孩子较少有温情的交流,更强调功利方面的成功,及更普遍的商业上、学业上的成功,把人分为上中下等。这里我不谈论要怪谁,我谈论的是教育中的功利倾向,体制性势利,加强了人们对做普通人的恐惧,对普通工作岗位的鄙视。
  记者:这应该也是不少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吧?
  赵旭东:临床上学生的心理障碍大多数跟这个有关,学业竞争非常赤裸裸,纯粹用智力层面来衡量孩子生命的质量,很多孩子不快乐,成功了也高兴不起来。我来上海最先学到的骂人的话就是"戆笃",第二句话就是"拎不清",以一个人脑袋好不好使来衡量,不是心理卫生的观点,拿IQ来标定一个人是不全面的,虽然重要,但是太强调这点,会使社会太冷漠,离我们想要的温馨、和谐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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