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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话语体系与理论创新
  摘 要 论文采用理论思辨法与文献研究法,探讨了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的动因;考察了图书馆学科话语体系建构成绩不足、理论创新能力薄弱的现状;提出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图书馆学界应遵循立足本土、扩展视界与继往开来的原则,结合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重新定义或审视图书馆的性质与其服务内容及对象,以图书学、阅读推广活动、数字人文、后现代图书馆学等作为新的理论生长点,思考图书馆数字化的所长与所短。
  关键词 图书馆学 话语体系 理论创新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3.002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o discuss the motiv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library discourse system, and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ttle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brary discourse system and weak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bility. It is proposed tha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is problem, the library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basing on the native place, expanding the horizon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past,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library to redefine or reexamine the nature of the library and its services and objects, taking bibliolog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digital humanities, post-modern library science and so on as the new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 and thinking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ibrary digitization.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Theoretical innovation.
  0引言
  社會科学的萌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由于普遍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17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痴迷于在面对无政府主义和混乱趋势时,恢复或创造社会、经济、宗教或观念秩序的基础"[1]。换句话说,社会科学的兴起是对欧洲当时一系列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精神与宗教危机、知识危机的介入。就中国而言,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则始自对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西方诸多学科的译介与模仿,同样是对国家与民族所处深重危机的某种回应方式。历史证明,任何一门学科在创建之后都必定要经历或小或大的调整、修订、补充乃至转型。其中,建构较为全面的话语体系并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话语权与理论创新既相互支撑、相互配合,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的动因
  1.1 社会科学的整体要求
  所谓"话语",是指"讲话"或"谈话",或"通过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2]。它涉及到思想观念、思维范式、价值倾向等众多方面。因此,话语不仅是一个语言概念,还是一个哲学概念。不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话语权的分量与意义都绝不应该低估。因为它密切关系到我们在世界学术的发展过程中有何独特贡献。正因如此,话语体系建构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回眸往昔,我们国家曾经因为落后而挨打,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学术话语权,那么,不少学者忧心忡忡的"失语症"[3]就会如幽灵般挥之难去。结果要么是我们任由他人臧否而没有多少辩驳的机会,要么是我们循着他人的话语秩序、话语通道鹦鹉学舌而不自知。有鉴于此,近年来,社会科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坚持呼吁中国学术要加强话语体系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4]国家战略的宏大背景之下,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这给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加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需要注重创新,因为创新是理论的生命力所系,也是社会科学发展永不褪色的主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问题纷至沓来,有些可以凭借已有的理论来有效应对,有些则是其无力解决的,而是需要及时研究并提出新思想、新理念。否则,社会科学就难免与时代脱节,乃至为时代所无情淘汰。
  1.2 图书馆学的内在要求
  图书馆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从结构上看包括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5]。不难发现,这些分支都需要建立自己井然有序的话语体系,而最需要创新的部分则是图书馆学理论板块。若是着眼于理论/应用视角,则可以把图书馆学分为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两大类别。前者涵盖了现实图书馆学、历史图书馆学、发展图书馆学,后者下设技术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6]。尽管划分的方式有别,但两者都无法否认理论作为学科基础的事实。实际上,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一直都是图书馆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基础理论的研究旨在更好地指导具体的图书馆工作,反之,应用技术的进步则可以为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新角度或新方法,乃至猛烈摇撼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与结构体系。诚如孙正聿先生所言,"理论是规范和引导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概念体系,系统性是理论的基本特征。理论系统性具体体现在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逻辑的展开性‘思想的开放性",而具备上述四种性质的理论就是"引领元"[7]。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图书馆学的相关论文发现,在数量方面,基础理论研究论文远远少于应用技术研究论文。这多多少少凸显了轻视理论、技术至上的一种偏向。因此,理论引领的重要性与理论研究的现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是图书馆学接下来应予着力解决的问题。惟其如此,图书馆学才能逐渐改变专业内外的学者们对其仅是各式业务活动的刻板印象,展现图书馆学学术风采、理论风采的另外一面。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既有的图书馆学话语在阐释、描述过程中不免捉襟见肘,这也迫切需要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重塑与理论创新。
  1.3 文化強国的必然要求
  2011年10月18日,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11月末,图书馆学界就召开了以"文化强国——图书馆的责任与使命"为主题的年会。但观其"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推广""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8]等分论坛的具体研讨内容,可以发现,"文化强国"还只是被作为大的学术背景。至于图书馆究竟在文化强国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又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着手等,则未及正面研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思想和目标,而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为建设物质文明奠定坚实基础,又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文化水平而提供不竭的能量。美国学者、卡内基基金会主席瓦坦·格雷戈里恩(Vartan Gregorian)认为,"图书馆和博物馆是我们文化的DNA"[9]。这在强调图书馆、博物馆代表着文化记忆的同时,也说明它们对涵养全社会的文化素养不可或缺。2017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公布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迈出了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坚实一步。它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是党的十九大之后颁布的第一部文化立法,是公共图书馆事业迈进新时代的重要标志。该法"总则"强调,作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0]。毋庸置疑,这一总体定位为深入研究图书馆与文化强国的关系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契机,而这些要求都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提供了明确的议题或方向,有待图书馆学界深入开掘。
  2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的现状
  2.1 话语体系建构现状
  近年来,图书馆学界很多学者都在自觉地从不同角度构建话语体系,取得了可见的成绩。譬如,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免费思想",王波的"阅读疗法思想",吴建中的"智慧图书馆思想",柯平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管理思想",张怀涛的"中国图书馆学阅读推广理论及其方法",叶继元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思想",李国新的"图书馆法思想",王子舟的"共享学习空间思想",如此等等[11]。毋庸讳言,这些"术业有专攻"的构建,大都是图书馆学的局部研究。若是以完备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标识性概念来衡量,那么,它们自然还有一定的距离,还需要加以进一步整合。从对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方面来看,截至2019年4月25日,在中国知网上以"图书"与"话语"为主题词展开模糊搜索,找到76篇文献,而以"话语体系"与"图书馆"为主题词展开模糊检索,找到20篇文献,这与以"话语体系"单独检索的8846 篇论文反差惊人。其中,关联相对紧密的其实仅有5篇论文。譬如,张瑜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构建问题的研究》,陈业奎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积极构建的意义》 《以话语权角度看待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意义》,闫芳芳的《公共图书馆自我身份话语建构行为分析及其话语权提升策略》,于良芝、李亚设、权昕的《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等。相比之下,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热火朝天地研究话语体系、以至于话语体系的研究简直成为一门"显学"时,图书馆学界却表现得那么沉寂、这般落伍。因此,有学者才不惮于断言话语体系是图书学界的"断点"、与其"二级学科"地位不相符合[12]。
  2.2 理论创新现状
  吴慰慈先生曾痛心地指出:"近年来,基础理论相关研究,特别是直面图书馆现实和困境并进行思考的、有深度的理论创新进一步减少"[5]。当然,这种弊端并非为图书馆学所独有,而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普遍存在的痛点。具体到图书馆学学界,在理论创新方面大致存在如下几个问题:其一,理论引进偏多,理论原创或理论创新偏少。这种偏向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问世伊始至今一直存在。图书馆学界一度沐浴着欧风美雨,以洋为师,在模仿中不时寻求与本土的有机结合。不出所料,图书馆学界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停留在改造他人理论的水平之上。现在,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跟着别人说的危害,致力于理论原创。但创新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二,经验总结偏多,理论提升偏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验或实践与理论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没有经验基础的理论无异于无源之水,而没有理论的介入,单纯的经验总结则往往因思想缺席而流于肤浅,难以得到理论的升华,也难以走完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归实践的循环之旅。换句话说,理论提升不仅意味着经验总结,还意味着在去粗取精的过程中抓取事物的根本性质,从而带有前瞻性地指导未来的实践。其三,理论综述偏多,理论批判偏少。当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理论综述便会随之而来。它的确能够总结特定时段内的研究成果,绘出理论图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但理论综述的缺点是常常满足于介绍别人说了什么,缺乏对其本源的追溯。归根结蒂,这导源于反思批判精神的匮乏,图书馆学历史上对域外理论的照搬或挪用给出了有力的证明。譬如,民国年间对杜威(Melvil Dewey) 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追捧,导致注重实践而轻忽理论的做法贻害不断。又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浪潮的冲击,图书馆学界"有偿服务"的讨论渐多,域外图书馆的"有偿服务"做法乘机而入。不可否认,"有偿服务"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应该注意的是它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
  3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的原则
  3.1 立足本土
  回顾百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不论是五四运动前后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大力引进,都在发挥理论启蒙作用,深刻塑造中国社会科学样貌的同时,因不够重视本土而诱发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说,域外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存在或轻或重的水土不服症状。究其根源,任何理论都在特定时空中产生,固然能够解释一些国家与民族的相关问题,在特定的地域与历史文化中其合理性显得十分突出。然而,一旦语境发生改变,那么,其合理性是否依然如故就应该具体分析。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提醒人们注意"理论和观念的移植、转移、流通以及交换"过程中的复杂性,要"弄清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力量放到另一个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13]。《晏子春秋·内篇》则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类似的告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换句话说,同一事物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下,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由此可知,凡事均须因地制宜而力避盲目照搬。因此,面对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域外理论方法、话语体系,应该立足本土开展有批判性的鉴别,而决不能以西方理论来任意裁剪中国本土的现实。这还只是立足本土的基本要求。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不在学术研究中崇洋媚外、人云亦云、以西律中。在此基础上,立足本土还有"自铸伟词"[14]的更高要求。也即是说,以我国的本土实际为研究起点,力争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建构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这种立足本土的原创话语才是我们走出去、与世界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根基所在。
  3.2 扩展视界
  在图书馆学学科院墙之内固步自封,不可能完成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的时代重任。因此,必须扩展视界或视域,实现学术融合。实际上,扩展视界对图书馆学学科来说必不可少。众所周知,诸多学科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相互勾连、相互渗透的有机体。图书馆学因拥有一批兄弟学科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醒目,其中,有直接关联的学科又有间接关联的学科。前者又可细分为有同族关系者,如情报学、文献学、目录学等;有交叉关系者,如教育学等;有应用关系者,如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后者则主要是指为图书馆学提供指导思想的学科,如哲学、数学、信息论等[5]。不难看出,借助跨学科的融通,才能有助于为图书馆学孕育出创新的能量。正如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谢拉(Jesse Hauk Shera)所言:"就所有的专业而言,图书馆专业可能是最缺乏原创性和最综合的一个了,它也最依赖更加正式的学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结构和实践体系。在过去,图书馆员倾向于把这个特点看作是这个专业本质上的不足,因而产生了强烈的专业自卑。但是,这個特点实际上让图书馆专业居于一个独特的战略位置,可以领导人类知识的整合,而且这个特点还能让图书馆专业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力量,不止是在学术领域,而是贯穿全部的人类生活"[9]。杰西·谢拉的说法虽不无戏谑,但在强调扩大视界这一点上却毫不含糊。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学理论的先驱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 在这方面早已给出了经典的示范。在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这本小册子中,他动用了科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资源来阐释图书馆的本质、功能、阅读行为、图书馆史等一系列基本命题。这启示人们"图书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更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充分吸收、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促进图书馆学的繁荣与发展的积极方式"[15]。对此我们应该坚持多元的方法,不在定量和定性两大范式之间人为地制造矛盾与对立,而是既承认两者存在差异与劳动分工,同时又承认它们可以相互合作、相互借鉴[16]。
  3.3 继往开来
  话语体系的构建与理论创新当然不能白手起家、从零开始,而是在学术传承中加以拓展、生发。继往开来被认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特点之一,"继往"是指不忘本来,"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开来"是指面向未来,"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17]。就图书馆学领域来说,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特别是作为"治书之学"的校雠学说,可谓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从孔子等诸子对先秦文献的整理,到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主持编撰的《别录》与《七略》,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及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再到明清时期胡应麟的《经籍会通》、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如此等等,"治书之学"从早期庞杂的知识集合,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考校、辨伪、校勘、分类、编目等一系列文献工作程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治书以供治学"堪称图书馆的根本功能或突出特征,也是其独特的理论贡献。换言之,"治书"与"治学"紧密相连,两者如影随形,互相支持、相得益彰。令人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图书馆学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被束之高阁。现今,"治书之学"的"阅读"一面重新受到图书馆学界的重视,但较少将其拓展为"治学"之视域。因此,图书馆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通过认真挖掘、系统梳理与阐发"治书之学"等宝贵遗产,继承和发扬其仍然有效的一面,抵御和扬弃其已经过时的一面,结合新的图书馆现实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激活其内在的活力,做到与时俱进、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每当学界抛弃传统图书馆学思想而悍然不顾时,图书馆事业就会遭遇或大或小的损害、挫折与磨难。晚清时期,图书馆学界热切追慕欧美先进、科学的理念,而传统图书馆学思想则因不够现代而被搁置,甚至在中西比较中成为批判的标靶。譬如,高度赞誉新式图书馆的开放性时,古代藏书楼就被理所当然地拿来作为反面例证。然而,揆诸史实,官府藏书楼、寺院藏书楼与书院藏书楼虽然开放的对象有着严苛的限制,但毕竟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而私人藏书楼的开放性相形之下显得更强,两宋时期"不少的藏书家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的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书为公众所用,如北宋的李氏山房。宋代宋敏求藏书3万卷,以慷慨借书于他人闻名一时"[18]。换句话说,就算用当今的公共图书馆作为标杆来衡量,这些私人藏书楼也并不逊色。王子舟先生曾满怀遗憾地指出:"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主要是模仿西方,专业培养目标以造就图书馆管理人员为主,在学科内容体系中没有很好地吸收本民族的学术传统,这就导致中国图书馆学内容至今呈现出浅薄化的特点"[19]。如今,这一批评意见仍然值得图书馆学界牢牢记取、时时自省。
  4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的重点
  4.1 图书馆学重新定义与再描述
  考察21世纪的人类状况时,美国思想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指出:"历史上,人类在技术方面有过那么几次灵光乍现,例如文字、印刷以及电子媒体,每次新技术的出现都能让知识的传播效率以指数速度增长。人类知识超新星式的爆发不断刷新着我们作为‘人的定义"[20]。平克所列举的这些影响同样适用于图书馆学,也即是说,新的历史语境要求重新界定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如何运作,图书馆的意义是什么,如此等等。我们知道,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图书馆确实面临着边缘化的现实。问题在于,能否由图书馆的危机得出图书馆末日来临或趋于消亡的结论。自上个世纪70年来以来,这种耸人听闻的说辞从未消停,并且赢得了一大批拥趸。相反,马克·赫尔林(Mark Hoerlin)颇为不屑地嘲讽道:"互联网的作用不可思议,但是现在有人宣称互联网让图书馆变成老古董,这个说法就和说鞋让脚变的不必要一样愚蠢"[9]68。普特南(Robert·D·Putnam)则认为"图书馆死亡的观点把图书馆的功能限制为信息库。如果图书馆的功能仅此而已,那么认为它最终会被更方便的电子存储所取代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观点。但是图书馆还是一个聚集的场所,就像是老镇的广场或街角的杂货店一样。人们去图书馆可能主要是为了查找信息,但是他们在这里也能遇到其他的人" [9]65。换言之,图书馆消亡说只是张扬了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而对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却视若无睹,而恰恰是后者决定了图书馆的不可替代。程焕文先生言之凿凿:"公共图书馆因穷人而产生、存在和发展,高校图书馆因学人而产生、存在和发展""只要这个世界还有穷人,还有学人,图书馆就永远不会消亡"[21]241。
  我们身处一个资讯日益发达的网络社会、信息社会,随着信息的泛在化,图书馆作为信息中心的功能已然没有任何优势,但这并未改变图书馆一以贯之的使命。"很多人只注意到了信息的泛在化,严重地忽视了知识的产权化","除非消灭知识产权制度,否则图书馆作为知识中心的地位和使命就不会被替代"[21]242。因此,如果说传统图书馆十分注重典藏与流通,给人以知识宝库的印象,那么,现今图书馆仍须做好有产权保护的知识汇集、收藏。除此之外,还要致力于转向知识管理、知识组织,通过"对客观知识进行整序的活动过程"[22]为读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面对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图书馆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无须担心读者越过图书馆而从其他途径获取资料。图书馆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世人获取知识的热情不灭,那么,作为学习中心的图书馆就仍会保持蓬勃生机。值得提及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习中心的功能,德国康斯坦丁大学尝试推出了"融合图书馆",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互融合。它可以实现"人人交互""人物交互""物物交互"的"融合交互",可以实现人员、资源与空间的"泛在互联",它还有"高度智能"与"用户感知"的特点[23]。如果说,融合图书馆充分体现了图书馆"以人为本"的科技努力,那么,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提倡则凸显了人文关怀。譬如,杭州图书馆就力图成为"第三文化空间",宣称"要让图书馆成为市民除家庭、单位以外最想去的地方"[24]。这样的图书馆打破了学习与娱乐的分界,堪称地地道道的城市休闲文化中心。
  4.2 图书馆学理论生长点的拓展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在这方面,图书馆学界的前驱有过很好的示范。1916年,针对美国当时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淡漠、图书馆学教育过于偏重技术的不良倾向,曾担任图书馆学会主席的欧内斯特·理查森(Ernest Cushing Richardson)发表了《图书馆学的领域》一文,提出"图书学"应成为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图书学包括八个方面的研究主题:一是"著述",主要探究作品的创作心理、阅读状况等,这类研究有益于增进读者的阅读理解。二是"出版",主要探究不同形式的出版,譬如,口述作品的传播、手写出版、印刷出版等。三是"图书复制",主要探究多种样式的复制与抄写工作。四是"传播",研究图书的市场、定价、购买、拍卖等。五是"版本变化",研究手稿的承传、版本改变的主客观原因以及盗版等。六是"作品新形式的起源",研究图书与新思想产生之间的关系。七是"图书的幸存",研究一部或一类书的存续或亡佚、图书保护的方法等。八是"收藏",研究图书馆的公藏与私藏[25]。尽管理查森的主题分类时有交叉,不見得完全合理。但容易发现,图书学始终聚焦图书从诞生、传播到收藏、亡佚的整个生命过程,内容颇为丰富。它看起来与传统的文献学有些神似之初,但又跨越了很多专门学科,远非单纯的分类、编目等传统图书馆学中较为技术性部分所可比拟。由于多从历史、文学的角度切入,图书学的人文特色非常鲜明。在理查森的构想中,图书学可以增强图书馆学的人文意蕴,扭转技术与方法一意孤行的畸形路径,促使图书馆学朝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前行。岁月流转,百年已逝,但理查森纠偏的努力仍然值得今天的图书馆人三思,仍然为当下图书馆学的理论探索、温故知新提供了新的起点。
  理查森的论文谈到了阅读问题,但显得比较简略。此后,皮尔斯·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就这一话题展开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认为阅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要素,并讨论了阅读形式与阅读主题、阅读态度的关系,阅读动机的不同类型与阅读行为的发生等问题。与整本册子的内容总量相比,如此大篇幅地讨论显然意味着阅读问题在图书馆学框架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逐渐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以加速度发展,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的研究也成为方兴未艾的学术研究热点。所谓"阅读推广""就是为了推动人人阅读,以提高人类文化素质、提升各民族软实力、加快各国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进程和战略目标,而由各国的机构和个人开展的旨在培养民众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提高民众的阅读质量、阅读能力、阅读效果的活动"[26]。顾名思义,阅读推广是"阅读学"与"推广学"的交叉领域,属于社会科学的新兴学科。阅读推广的泛在活动给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带来了新挑战,构建新的阅读推广理论体系势在必行。构建新的阅读推广理论体系至少应该涵括如下课题:全民阅读、阅读推广与图书馆的关系,阅读推广的内涵与特性,阅读推广的理论支撑,阅读推广的目的与功能,阅读推广的类型与特征,阅读推广的资源管理,阅读推广的对象与机制,阅读推广的效果跟踪,阅读推广的世界经验,阅读推广的典型案例,如此等等。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近来不断增加,但其研究深度和广度还不够,研究内容零散而且不够深入,特别是整个阅读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磨合。
  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还需注意"数字人文""后现代图书馆学"等新的话语形态。就数字人文来说,它肇端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采用计算机处理人文科学研究问题的构想,并在90年代以来的实践中呈加速度发展。循名责实,数字人文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运用计算机对重新编码的人文数据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从而以新的方式来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不能把数字人文仅仅视为一种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在增加"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深度性改变了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模式和研究机制"。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数字人文开创了人文研究的新纪元"[27]。其实,无论从认识论方面还是从方法论方面来看,数字人文与图书馆学都有着较强的亲和力。"图书馆学的理论、方法及实践与数字人文研究具有协同发展趋势"[28]。相较之下,欧美国家的数字人文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国内图书馆学界在该领域仍处于初级阶段——已有成果大多停留在绍介域外数字人文研究的经验或教训层面。这些工作还有必要长期做下去,图书馆学界更应加强数字人文与我国图书馆实践与问题的充分结合,大力推进其本土化,力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
  就后现代图书馆学而言,目前的理论创新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图书馆学界的弥散或灌注。不言而喻,一方面,后现代图书馆学分享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优点,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其坏处。概括地说,针对现代图书馆学关于图书馆本质的论断、理性主义一元论式的宏大叙事、教化-控制的价值取向等[29],后现代图书馆学拿起了反本质主义的"手术刀",势如破竹地予以解构。不难看出,后现代图书馆学尤为强调图书馆学理论的建构性、历史性,张扬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样的而非独断的、霸权的、单一的研究。在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过程中,这些"精神气质"或"理论品格"无疑应该汲取并加以发扬。需要警惕的是,反对本质主义不能掉进"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泥潭,反对宏大叙事不能满足于众声喧哗的琐碎叙事,解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之后必须要有新的理论建构而非遁入虚无。不应忘记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想本身是源自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我们在借鉴时必须直面中国图书馆学有否进入、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后现代图书馆学阶段的问题,始终立足中国图书馆学问题,批判地借鉴后现代图书馆学话语。
  4.3 图书馆数字化的所长与所短
  如今,网络化、数字化早已不是作为一种简单的辅助传播系统而存身,而是深度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数字化带来的红利,但它的一些负面效应也渐渐浮出水面。就图书馆的数字化来说,很多研究往往高度赞扬其有利的一面,而对其不利的一面则鲜有涉猎。换句话说,在这个议题上有着不同程度的"技术崇拜"误区。有目共睹的是,数字化使得检索变得方便快捷,使得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使得资源的存储更节省空间。但我们应该知道。所有这些优点的前提是,图书馆由一个实体空间向虚拟数字空间的范式转换。可以追问的是,这个虚拟空间能否完全取代实体空间。如若不能,那么,我们就应该正确把握传统纸质图书与电子出版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应因为图书馆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而大幅压缩纸质图书收藏,乃至缩小图书馆场所。进一步的问题是,数字化的上述优点也多少隐含着息息相关的缺陷。譬如,数字化的检索固然迅捷,但这种检索实际上是与机器打交道。"在使用各种数字设备和网络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依赖于身体与世界、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往。身体的直接交流已经让位于通过数字化编码的虚体的中介进行的交流。作为身体的影子的虚体正在逐渐凌驾于身体之上,成为控制和支配身体的力量"[30]。换句话说,作为主体的人在数字化网络的汪洋中被异化了。这当然导源于数字化的霸权——原本互联网的发明是为了让信息更为畅通、为人类提供便利,但这种网络化变成了一个主宰世界的自治系统。正因如此,有学者对如火如荼发展的人工智能提出忠告:"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31]。其次,检索的快捷高度依赖各种各样的硬件与软件设备,否则,数字化文献就无异于一辆缺少轮子的汽车。而且,检索的快捷还依赖对于网络数据库的不断续订,否则,就会因为没有使用权而被拒之门外。因此,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严词批评图书馆的商业化,他还认为"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已经完全与私营的商业化数据库结合在一起",而这会导致利润回报不那么高的人文学科领域得不到应有的投资[32]。再次,与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的纸质文献相比,数字化文献几十年的寿命——这还是在并未遭遇病毒侵袭、黑客篡改或清除的情况下——太过逊色,不见得适于长期保存大量文献。另外,在数字化阅读的大潮中,图书馆运用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簡称VR)来提升阅读体验的尝试也渐渐增多,VR设备与图书馆的关系也成了探讨的热点话题。必须承认,由于可以创造出让读者身临其境的虚拟情境,VR在图书馆的导览、体验、科技展示等方面出类拔萃。但同时也应看到,"将文本阅读结合VR技术与呈现之影片设计则相当有限",而且,VR装置生产厂商都会提醒佩戴时间过久会妨害视力健康[33]。所以,我们不可被新科技冲昏了头脑,而应牢记科技可以持续地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人类的感官限制却是最后的屏障。
  5 结语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员之一,图书馆学应当与时俱进,跟随时代需要,致力于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改变本学科话语体系建构成绩不足、理论创新能力薄弱的局面。图书馆学界应遵循立足本土、扩展视界与继往开来的原则,结合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重新定义或审视图书馆的性质与其服务内容及对象,以图书学、阅读推广活动、数字人文、后现代图书馆学等作为新的理论生长点,思考图书馆数字化的所长与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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