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锦江饭店创始人，丈夫给她一把枪，若对不起我用它自尽

　　董竹君
　　设想一下，假如你年近三十，又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你可有勇气离开富足安逸的生活，一个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去开创新生活？
　　如果再把时间放在1934年的旧中国，是不是这样的事情更是无法想象？
　　然而就有这样一位奇女子，她义无反顾放弃了督军夫人的身份，只身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豪门家庭，任是谁来劝也绝不回头。
　　她就是上海锦江大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而男方便是曾经的四川都督夏之时。
　　是夏之时变心了？不是，非但不是，他可谓痴情。
　　夏之时
　　离婚前他只有她一个妻子，妾室都没有。离婚后，他为此大病一场，几个月才好转。每每给竹君写信，都是饱含深情。
　　离婚五年后他才娶旁人，却在新人前言说旧人的好；她经营饭店急需用钱，他托老友之名主动借了几千大洋，却不让她知道。
　　是她移情别恋了吗？也不是，非但不是，她可谓忠贞。
　　离婚后她终身未嫁，生活一度陷入山穷水尽之中。经济最紧张的时候，她频繁地出入当铺，帮人推过大车，她甚至曾去赌过博。
　　而他的相片摆在床头，一直陪伴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相爱至此的两个人，如何走到了一定要分手的这一天呢？
　　青年董竹君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苦人家。她的父亲是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母亲则靠给人家洗衣服做粗活，挣取微薄的家用。
　　由于父亲病重无法再出去工作，董家几乎陷入了绝境。为了治病和养活全家人，董父不得不将她抵押在长三堂子做三年只卖唱不卖身的＂清倌人＂。
　　董竹君长得漂亮，歌又唱得好。因心情苦闷，她便不爱笑。而在那样的场合，越是不笑，客人偏偏就想逗她笑，反而更有了别样的情趣。
　　点她唱歌的人很多，她很快就成了当红清倌人，成了堂子里的摇钱树。她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自己的命运，明白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是不会放她走的。
　　大多数青楼女子都是年老色衰了，再也榨不出价值了才能真正得到自由。那么似乎只有在接客前找到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跟着他离开，才是最好的归宿。
　　夏之时就是在这里遇到董竹君的。那时候董竹君还不叫董竹君，而是叫作＂阿媛＂的红倌人。
　　影视资料，青年董竹君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四川在军中任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领导了龙泉驿起义，成立蜀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重庆独立。夏之时为副都督。
　　1913年，夏之时来到上海和革命党一起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因为正被当局镇压，他们无法在饭店、酒楼公开聚会，因此三教九流聚集的妓院，成了他们秘密活动的最安全地点。
　　董竹君就这样有了接触到夏之时的机会。
　　自古美女爱英雄，更何况夏之时仪表堂堂，一见倾心是意料中的事情，而英雄爱上美人也是情理之中。
　　不久后，袁世凯以三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在日本租界的旅馆里，董竹君准备和他一起逃亡到日本。
　　董竹君
　　当夏之时要为董竹君赎身时，却被她坚决地拒绝了，她想要与夏之时做平等的夫妻，而不是买来的附属品，她要自己设法逃出堂子，而不用他一分钱。
　　十五岁的董竹君，有着超乎这个年纪的睿智和主见。虽然她也有一颗急切逃离的心，她要独立地站在他面前，以一个平等的姿态，是可以肩并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的。
　　她要他答应三件事情：不做小老婆；到了日本送她读书；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小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夏之时全然答应了她。
　　不久，她终于找到机会逃离了虎口。走时穿着最朴素的贴身衣服，身上只带了两毛钱的车资，把在长三堂子里赚的钱统统留下了。而新生的董竹君是全新的，是和过去没有分毫纠缠的。
　　董竹君在日本
　　虽然由于她的出身，两个人的婚事被夏之时的家人同僚全部反对，但董竹君和夏之时还是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他为她取名＂竹君＂。
　　然而爱得既深，便会有一种天然的占有欲，尤其是夏之时这样旧式风度的传统男子。他一面希望她好，享受着她的热烈奔放和积极向上，一面又害怕她移情别恋，因此对她看管得很紧。
　　婚后几天，两个人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夏之时确实履行了曾经的诺言，送她去读书。然而却不允许她去学校学习，而是请了家教在家中授课。
　　她从小学习音律，曾经听到一个青年人在吹笛子。曲子缠绵悠扬，她露出赞赏的神情，靠到窗前仔细聆听。然而他却以为她在向往吹曲子的人，因此心中不悦，便冷嘲热讽。
　　董竹君与夏之时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川。此时虽然两人已经育有孩子，他仍然觉得不放心。不仅急招了四弟来日本陪伴她，更是给她留了一把枪。告诉她，如果有危险就防身，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那么就自杀。
　　他爱她，是大男子主义者的爱，她不仅是爱人，更是私有财产，他的爱情单纯而粗暴，容不得半点的犹疑背叛。
　　然而这却离董竹君想要的婚姻越来越远。尊重在哪里？信任在哪里？平等在哪里？
　　1917年，董竹君从东京的高师毕业后，本想继续去求学，然而夏之时却不同意，坚持让她返回四川。为了家庭，她不得不让步妥协，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十七岁的董竹君准备了一箱厚礼，走进了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生活。从开始的夏家人冷眼相待，到后来最终被认可和接纳，并赢得婆婆和家人的尊重，她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努力。
　　而他不仅一直坚持董竹君的正室地位，还处处给予她做人处世的指导。
　　影视资料董竹君
　　到这里本应该是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白首到老的故事，然而命运却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1919年，由于在四川派系斗争中失败，夏之时被解除了公职。本就是望族之后，衣食无忧。下野之后因为仕途不如意，夏之时开始吸食大烟，蜗居不出，脾气也越来越坏。
　　而从前的经历却让董竹君太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了。她不愿在安逸的生活里迷失自我，对挣钱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在她看来，只有经济上独立才能有人格上的平等。
　　虽然他反对她抛头露面，但还是帮助她开办了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公司。董竹君初显了她的商业天分，赚了一些小钱。她不仅热心社会事业，并且私下里还资助＂进步人士＂。
　　而这些都让思想传统的夏之时非常不满。他不能容忍他的女人把心思和金钱花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两个人，一个停步不前，一个已经走得太远。
　　本就琐碎的家庭生活，又因为竹君父母的到来雪上加霜。夏之时并不喜欢董家人，他看不上卖女儿的父母。他对她父母的轻蔑，落在董竹君的眼中便成了对自己的轻视。
　　争吵和言语的侮辱渐渐磨去了爱情在心底的分量。在他看来，争吵不过是夫妻间寻常不过的口角，也许还算得闺中情趣的一种，她却认为那是触及尊严的问题。
　　两个要强的人凑在一起，如果一个不能退步柔软，那么结局自然是强极则辱，两败俱伤。而子女教育的问题更让婚姻雪上加霜。
　　董竹君一共为夏之时生下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然而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族里，她希望女儿受到良好教育、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落了空。
　　这一次，董竹君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又一次地出走了，她不愿意再为爱妥协。
　　董竹君的出走，不过只是人生另一场戏的开幕。这一幕戏，她独自演出，她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去，而是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
　　外出养病的夏之时在报纸上看到她出走的消息，急忙找到她。温柔地劝解、铺天盖地的怒火，都没有动摇她离家的心。
　　每个女人的内心都有一处不能被触及的柔软，也许是不可言明的自恋，也许是不肯变质的骄傲，也许是不可议的自卑。那些柔软，是不能被理解、不能说出来的纯自我的地带。
　　夏之时恼羞成怒放出狠话，不仅没有阻止她离家的脚步，反而真正把她推离了家门。董竹君留下男孩给夏之时，自己带四个女儿在上海打拼。
　　两人协议分居五年，夏之时付给女儿抚养费。这一年，董竹君二十九岁，结婚十四年，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在离家的最初几年，她的经营并不顺利，几乎做什么赔什么。好不容易稍有起色的纱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一夜之间夷为平地。
　　四个年幼的女儿和两个老人都要靠她一个人负担。为了逼她回家，他一度停止了抚养费。她很快陷入了贫困，靠典当物品、做粗活度日。
　　他苦等五年后，兴冲冲地赶到上海，一见面说的却是：＂几年不见，事业有什么成就？＂
　　她的自尊被他凌迟得片甲不剩，她最终提出了离婚。这一次他的眼泪没有能留下她，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留给他一个决然的背影。
　　虽然生意上没什么斩获，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打拼和凭借前四川督军夫人的名号，董竹君还是在上海积累了许多人脉。
　　她有独特的商业眼光，离婚后的她看中了川菜馆的前途，于是开始筹划在上海开一间川菜馆。她亲自到四川请了著名的川菜厨师，并且培训了一批专业的餐饮服务人员。
　　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开张营业。广阔的人脉在这时候突显出它的深藏的能量，川菜馆一开张便是开门红。
　　不仅南京、上海的军政要员出入于此，上海滩几大帮会巨头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也都常来捧场。这其中很多都是夏之时的故交。卓别林访问中国时，也曾光顾菜馆的生意。
　　既是看中了锦江的前途，也是看好董竹君的个人能力。杜月笙又出资扩大了饭店的规模。
　　她日夜操劳，天没亮就要去店里，晚上又披星戴月地回到家中照顾四个女儿。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也亲力操持。很快，积劳成疾，她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她却乐在其中。她是天生的职业女性，每天都在想新的主意。不仅监管菜色的口味，更以多年来的经验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制度。
　　菜馆的成功并没有让她停止前进的脚步，这是她的不凡之处，也是常人不能理解之处。1936年初，董竹君又办了锦江茶室。
　　这时候，曾经留学日本的阅历和见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茶室环境整洁，布置考究：荷兰的风景画、西班牙的蜡烛吊灯、法国的壁灯，色彩和光影的搭配在细节上别具匠心。
　　她终于成功了，赚了钱，也赢得了她想要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她向政府捐献了十五万元和自己的花园住宅。后来，又主动把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无偿交给国家，这就是如今享誉全国的锦江饭店。
　　按捐赠时的市价算，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价值三千两黄金。
　　看到时代的潮流，她明白她的时代结束了。于名利场中决然抽身，毫不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是一份魄力，是一份难能的睿智。也是凭着这份坚毅和智慧，她熬过了动荡年代的五年牢狱之灾。
　　就在董竹君交出锦江饭店的那一年，夏之时却因为冤案被判死刑。
　　20世纪80年代末，董竹君向邓颖超同志提案为夏之时的冤案平反。不久之后，中央统战部迅速批准下去查明夏之时冤案的因果，最后为其昭雪恢复其辛亥功臣的荣誉。
　　这或许是董竹君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此后但愿各生欢喜。
　　1997年，与20世纪同龄的董竹君刚好97岁，这一年，董竹君在北京逝世。
　　在董竹君弥留之际，她让小女儿在她入葬时播放那首《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歌是她在日本流亡时从窗外听到的一个年轻人吹笛子时所吹曲子，当时夏之时还为此生气。
　　她一生经历这么多曲折，而告别人世时却如此安详平和，她用这首歌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