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现实的歧视就消失了吗

　　文 | 龙之朱
　　＂农民工＂表述存废话题再起。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积分体系权重＂这一建议，9月17日，深圳市人社局发布答复函，称＂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深圳市人社局的答复函尽管十分严谨周密，小心翼翼，似乎生怕因为言语上的不慎而冒犯了农民工。但地方劳动主管部门的政策善意，似乎也仅限于加大对农民工所做贡献的宣传力度，提高知晓率和影响力等等，更多的实惠，没啦。
　　这当然让人失望。不叫＂农民工＂，改称＂来深建设者＂，貌似高大上了，可实质上又有什么改变？
　　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很难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尴尬处境，不会因为一名之改而发生变化；农民工穷其一生都在建设亮丽的城市，却很难通过自己的劳动就地转化为市民的困境，也不会因为一名之改而破解；农民工辛辛苦苦打工谋生，却往往在年底不能足额拿到工资的风险，也没有因为一名之改而降低……
　　至少就目前而言，农民工群体需要政府、社会关切的，并非改名，也不是加大宣传力度，而是一些切切实实的政策举措。比如，能否加快机制体制改革，让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再如，能否构建长效机制，逐步接纳农民工在城市扎根，实现身份转化等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客观而言，＂农民工＂这个词公开使用已经几十年了，据考证，这个词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一直以来，这个词只是一个中性词，并无歧视意指。只是在后来，因为待遇差，社会美誉度不高，加之一些地方由来已久的排外性政策，使得这个称谓带上了某种程度的歧视意义，甚至被认为是城市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也因此，多年以来，各界一直不乏给农民工改名的热情。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吕雷提交了取消＂农民工＂统一称＂工人＂的建议。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填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不合时宜，应该取消。另据《大河报》2012年1月报道，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有歧视，应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此称谓。
　　其实，是不是叫＂农民工＂，对于农民工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真正重视这个庞大的人群。特别是，在劳动力红利正在衰减的当下，如何关爱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关注老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二代等；如何打通输出地与输入地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相关的困扰就一天不会解决，而累积日久，必然会成为发展的巨大障碍。
　　社会各界的关注，应该更加聚焦到进入深水区的改革难题，应该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立足于社会发展、个体完善、利益增进等大的命题展开，而不是总在找一些讨巧的话题，扰乱公众视线。
　　＂农民工＂称谓的存废，不在称谓本身。与农民工浮萍一般艰难的生活现状相比，叫这个还是叫那个，并不重要，也谈不上歧视不歧视。＂外来工＂、＂农民工＂、＂流动工人＂，都无非是一个名号而已。比＂名＂更重要的，是千万亿万实实在在的人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亿万农民工来自国内偏远的乡村、小城镇，可能在一个城市呆得稍稍久一些，也可能倏忽而来，飘然而去，停留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此间是否有工可打、有业可就、有事可做，以及拿不拿得到钱。他们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很单纯，也很脆弱，单纯到了不识工地以外的任何有名场所，脆弱得就像一棵风中的飘萍。城市日渐完备的社保体系里并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异乡人。只有在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时，他们才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农民工这种漂泊无根、缺乏保障的状态，注定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城市化，就是城市如何＂化＂这些进城农民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必须有所行动的问题。一代壮年农民工把青春留在城市，把老病带回乡村的＂蓄水池＂，这样的＂城市化＂注定是畸形的、危险的，其对城市、乡村的伤害是双重的。
　　当下，在＂农民工＂的问题上，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是将农民工纳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让劳动者得到应得的社会美誉。城市要开放门户，真诚地接纳农民工扎根下来。一句话，只要制度、政策上的障碍消失了，至于农民工这个称谓会不会消失、什么时候消失，反倒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