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平读翻译佳作一二事

　　我在小学毕业时（1966年）开始读翻译作品。其实那时因＂破四旧＂，书店里的文艺译作大都已下架。翻译小说主要由同学间互相传阅。《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海底两万里》等都是那时读的。记得发黄的书有的已破损，许多没有封面，不知是否被故意撕了。所以也不知作者、译者。那时对翻译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这些故事比之前读过的《水浒传》《说唐》等更有触动，写人状物更接近周边感知的世界。
　　开始注意翻译作者是在上大学时。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那时学校有个十来平方米的新华书店。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会蜂拥而出，去书店抢购当天进的世界文学名著。常常晚到一步就没有了。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莎士比亚的译者朱生豪，法国名著译者傅雷，俄国文学的汝龙、力冈等著名翻译家。如果有不同译本出来，我们会试着比较。印象特别深的是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那种流畅、激越、一往无前的气势让你无法释卷。后来，《傅雷家书》畅销，不知是因为他译著的名声，还是他家庭遭遇不幸留给时代的回应；抑或只是他的中文也特别优美，即便如此浸润于法国文化，也无法抵消母语和传统文化对他的感染。我对译者最直接的接触是中文系的王智量老师。他瘦高个子，一口圆润的普通话，教我们外国文学课，讲课时常常带有羞涩似又不屈的微笑。他年轻时曾被打成右派，在河北山村度过艰难岁月。他在那时，俯首油灯，用糊墙的报纸开始翻译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花了十年心血，后来成为我们同学争相阅读的书籍（我很难过，在写这篇小文时得知王智量老师因病不幸离世）。以上这几位，都是属于师长辈的译者。
　　后来读书少了，对译者，尤其是同代人中的优秀译者了解不多。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位名金晓宇的青年译者，译了不少本杰明的作品，他一直患有躁郁症，长期与父亲相依为命。最近父亲也走了。我不知翻译能否减轻一些他的病痛。我是疫情期间待在家里时间长了，稍读一些书，才又看到几本好的译著。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俄罗斯史》，此书已再版八次。每次都有新的增补。七八百页的厚书，从史前到当代，深入浅出，一以贯之，读起来似行云流水般通畅。很少读到这样的史书。我想除了作者的史学功底和优美文字，译校者再现原著文风的追求也功不可没。另一本是中信出版社去年出的新书《精英的傲慢》，这是美国学者桑德尔批评美国社会很有独特见解的作品。他认为美国倡导的优绩至上主义是导致精英脱离普通大众，造成贫富悬殊、阶层分裂的重要原因。这本书译者是应出版社编辑之约翻译。可能因为赶时间请了几位研究生帮助完成。但看得出，译者最后对全书的梳理还是下了功夫。后记中译者写到，这位周姓编辑一开始就对翻译提出要求，希望＂要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避免生硬直译＂。而译者也坦言，拜读思果先生《翻译研究》《翻译新究》两书对他的启发，避免了之前直译的谬误。值得一提的是，译者还通过曾在哈佛访学的朱慧玲教授，就一些重要概念、理念的表述，直接向桑德尔教授请教。这种严谨的翻译态度，和严复先生当年倡导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我们渴望了解真实世界和不同文化的读者来说，仍然是一件十分期待的事。（陈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