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段下，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哪些变化？

　　不同阶段下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变化
　　1．就业弹性的阶段性变化分析
　　描述经济增长对就业带动作用的关键指标就是就业弹性。就业弹性指某一阶段就业增长速率与经济增长速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能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数。从定义上而言，就业弹性为正时，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拉动作用，而且弹性越高，拉动作用越大；如果是负数的话就变成了就业挤出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就业弹性高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就业弹性低也不等于会有严重失业情况。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就业弹性为0.44，远高于相邻年份，但是其主要原因是当年的农业就业弹性高达0.98，但是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从前一年的正0.25变为负0.39，就业人数净减少了176万人。
　　同样，近5年均就业弹性不到0.01，但是失业率低位运行，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第三产业0.4的就业弹性（5年年均）抵消了第一产业-0.88和第二产业-0.27的就业弹性，吸收了大量一、二产就业挤出的劳动力。
　　所以，就业弹性的分析必须结合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就业弹性就相对变低了。因此，就业弹性也是相对的、变化的，对就业弹性的深入分析可以理解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变化的原因。
　　从整体就业弹性看，除一些特殊年份外，就业弹性呈现平缓的下降趋势，从一九七九年的0.44下降到二〇一九年的-0.02，中国经济增长似乎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且符合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就业相对减少的经济规律。
　　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农业就业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其本身生产需求造成的，更多受制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对于劳动力需求变化，以及加上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共同影响了整体就业弹性，使得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如表象那么简单。
　　在前期，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平缓了就业弹性的剧烈波动，而去除农业就业的非农就业弹性就有明显的波动性，就结合非农就业弹性，可以看出中国就业弹性波动呈现阶段性特征。总体就业人口规模持续萎缩，年均净增从减少了54万人扩大到减少了115万人，与开放初期新增近1700万人的就业人口差别巨大。
　　随着中国劳动人口规模的趋势性缩减，就业弹性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为负数，这主要不是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的就业人口挤出，而是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但是，中国这负的就业弹性既不代表着劳动力供大于求就可以充分就业，也不意味着挤出就业就会导致严重失业。
　　一方面，在劳动力总量的限制下，劳动力主要在产业、行业间转移，也就因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迁而造成结构性失业；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推动劳动力成本持续升高，企业更愿意采用技改升级加快资本替代劳动，造成对劳动力特别是简单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减少。
　　另一方面，二〇一三年以来中国就业形势不断向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经济规模的扩大产生了较强的就业拉动效应。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年，中国GDP分别增长7.8%和7.4%，而创造的新增就业分别达1875万人和1657万人，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非农就业净增量达到创纪录的220万人以上。开放初期虽然有着极高的经济增速和就业弹性，但其带动的非农就业仍低于第三阶段。
　　非农就业弹性在第二和第四阶段差别不大，但是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非农就业净增量从56万增长到94万，二〇一九年则达到了114万。也就是说，6%左右的经济增长所创造的非农就业新增量约是第二阶段9%增长的1.4倍。
　　这些说明当前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效率更高这一事实，也就是在中速经济增长下就可以达到原来高速增长下新增的就业量。在中国劳动力人口新增和总量都减少情况下，就业总量矛盾已经大大缓解。从不同阶段来看，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的十七年，不管从区间计算还是代数平均计算，非农就业弹性是非常高的。
　　这一阶段经济和就业都处于高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农业转移就业和新增劳动人口都持续增加，为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供应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年均GDP增长达到了10.4%，年均净增就业量和非农就业量分别达到了1694万人和1312万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到了第二阶段，非农就业弹性陡降了72%到0.15，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能力明显减弱，虽然还保持着较高速的增长，年均净增加总就业量下降60%，非农下降了63%，但是整体净增就业量还是大于非农。
　　在第三阶段二〇〇四-二〇一五年期间，虽然整体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到0.04，但是非农就业弹性上升到0.34，同时年均经济增速也到达了9.8%。这一阶段同样是经济和非农就业的高速增长期。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第三阶段整体新增劳动人口持续减少，主要是农业向非农就业的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年均净增就业为310万人，而净增非农就业达到了1500万，十二年间至少有1.43亿的农民转向了第二、三产业。
　　第四阶段，二〇一六-二〇一九年的四年间，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了中高速，虽然总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增长，但非农就业增长相对稳定，年均仍然净增了624万。说明劳动下供给总量持续减少和产业间劳动力加速转移的情况下，非农就业弹性基本稳定，二〇一九年GDP增加1%非农就业增量达到114万人。
　　其中，第二阶段工业就业弹性为负值主要跟政策相关：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旬开启的国企改革，提质增效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产生了大量下岗人员；二是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投资于就业拉动有限的基础建设等高资本比例的项目。而第三阶段则主要受益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利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就业弹性从-0.03提高到0.24。
　　当前的第四阶段，中国处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使得第二产业明显挤出劳动力。同样因为规模效应，年均就业减少达到347万人。过剩产能化解、工业项目技改和重启国企改革等，都极大的影响了工业就业弹性。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波动较小，始终对就业有着正向的较大拉动作用，服务业成为稳就业的定海神针。近三十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始终在0.3左右，年均就业增长量大多在700万以上，并且在二〇一二年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二产业后就业弹性又出现新的上升趋势。二〇〇六-二〇一二年间，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23，但二〇一三-二〇一九则提高一倍多达到0.50。
　　其中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年分别达到0.85和0.70的高水平。在第三、四阶段，当农业大规模挤出就业和农村蓄水池功能减弱的情况下，服务业发挥了巨大就业稳定作用，年均拉动就业900多万人，极大对冲了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力挤出，成为当前中国就业形势稳定的磐石。
　　第三，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对就业需求效应差异较大。与一般工业化＂先轻后重＂的发展方向不同，中国工业化始于1955年，在前苏联帮助下和计划经济统筹下，违背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需求的能力很低。直到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快速发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当轻工业产能过剩，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发展不断降低劳资比，转向就业挤出。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创造的就业需求能力会再次上升，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第三产业多数也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〇一三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下，就业形势不降反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主导力量，而服务业的就业容量更大。在对就业弹性变化的深入分析后，可以看出就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变化和影响因素。
　　要指出的是，由于篇幅有限，这里的阶段划分和产业细分还比较粗，特别是第一阶段还有着很多更细阶段性的变化，服务业中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就业拉动效应有着很大区别，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增长趋势也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