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年）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领导秋收起义，创立人民军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遵义会议，确定了他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指挥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1936年12月7日起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逝世。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发展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力量，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保卫国防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等一系列军事思想，领导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和挑衅，巩固了国防，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用枪杆子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毛泽东在斗争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上山＂的必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秋收起义后，他把部队拉上了井冈山，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曾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过兵。1913年至191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一面求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建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等职，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革命武装斗争在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时党内多数人主张妥协，但毛泽东极力主张反击。他向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建议：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处集中，利用其他各军与蒋介石的矛盾，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在当时的情况下，武力反击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的第一军中有不少党员，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很深，并且共产党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的武装。但是，毛泽东的建议被季山嘉拒绝，中共中央也主张对蒋介石妥协。1926年5月22日蒋介石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通过此案时，毛泽东拒绝举手。此案通过后，毛泽东于5月25日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
　　此前的5月3日，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正式开课。在讲习所里，毛泽东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建立了中共和共青团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11月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日趋紧张。5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6月底，毛泽东在汉口先后召集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分子200余人，以及逃亡湖南的同志开会，指出大家要＂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拿起枪杆子斗争，以枪杆子对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这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后期，第一次把上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出路提了出来。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局势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有两条路：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军队中去。保存革命力量，以应付反革命事变，因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全面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从8月初开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他的基本思路是在湘南组织政府模样的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在军事上，组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根据地，进而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在国民革命失败，全党都在思索出路的情况下，毛泽东凭着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很快形成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革命新思路。中央决定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湖南特委。
　　8月7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历史上的＂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就统一战线、农民问题、军事方面等重大问题发了言。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毛泽东建议新的政治局常委，＂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也成为了＂八七会议＂中正确意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在过去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为处在困境中的党指出了一条继续革命的道路，开始了复兴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希望毛泽东能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离开武汉秘密回到湖南领导秋收暴动。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制定秋收暴动计划。
　　关于暴动问题，毛泽东发表了四点意见，集中起来就是要＂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毛泽东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对他在＂八七会议＂上的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坚持用革命和枪杆子来夺取政权，已经成为毛泽东指导革命实践的基本原则。会上，毛泽东等人提出，革命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一意见得到了省委的同意。
　　关于暴动的区域，中共中央本来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极力主张缩小暴动范围，只在湘中四周各县举行暴动，这一意见也被省委所采纳。
　　关于土地问题，毛泽东提出，不能按＂八七会议＂提出的仅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这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当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毛泽东的建议，在最大范围内争取到了广大群众对秋收暴动的拥护和支持。
　　8月23日，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的这一计划进行了答复。虽然在原则上认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仍主张应湘南、湘中同时发动，并认为抛弃国民党旗帜是不对的。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8月30日再次开会讨论，决定坚持原来意见，实行湘中暴动，并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此次暴动。决定集中力量在湘潭、醴陵、安源、浏阳、平江、岳阳、宁乡等地发动起义，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但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没有得到中央批准。此后，毛泽东以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到安源部署武装起义，途经株洲时会见了有关领导，指出株洲是个重要地方，要把地方工作抓紧恢复起来。同时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3个团下达秋收起义的计划与部署。
　　9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详细地讨论并制定了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部署，决定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编为3个团，兵分三路进军长沙。会上，王兴亚向毛泽东建议：如果起义失败，可投奔到井冈山去，我在那里有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和潘心源等人一起直奔铜鼓县城。在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毛泽东被团防军扣押，一直到离民团部大约200米的地方，毛泽东才找到机会得以逃脱。
　　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的第三团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在此前的一天，即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面对强敌，起义军一时间，＂竟至溃不成军＂。
　　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于9月14日率第二团撤至上坪，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部到文家市会合。9月15日，省委决定停止执行16日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
　　9月19日，起义各部先后到达文家市。毛泽东当晚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主张退往湘南，师长余洒渡仍主张取长沙。在总指挥卢德铭支持下，前委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9月20日，毛泽东、卢德铭率部离开文家市。24日，部队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到朱培德部的突袭，部队损失惨重，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
　　9月29日，部队进驻江西永新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下辖第一、第三两个营。部队缩编后，机构更加精干，指挥更加灵活。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这些民主措施把这支工农军队同旧式军队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了。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毛泽东创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建军思想。此后，它成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保证军队革命性质的一项基本制度。
　　三湾改编，开始改变了革命军队中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开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创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三湾改编期间，毛泽东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10月3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宁冈县古城，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关于在井冈山＂安家落户＂、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并决定对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带着少数随从人员，在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希望他能做好王佐的工作，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100支枪，袁文才很感动，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他又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说服工作。
　　10月7日，部队到达茅坪，在这里建立了医院和留守处。接着，毛泽东又通过袁文才去做王佐的工作，随即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
　　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上最大的村镇-茨坪。随后，党、政、军各种领导机关，都搬到了这里。
　　这样，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行程一千多里，终于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之巅！
　　在进驻茨坪后，毛泽东就开始研究迅速恢复当地党组织的问题。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的象山庵专门召集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开会，要求各县重建党的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
　　在恢复重建地方党的同时，毛泽东抓住湘桂军阀混战，边界防卫空虚的时机，率部打击地方武装，分兵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创立革命根据地。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11月下旬，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12月下旬，茶陵红色政权受到强敌进攻，部队撤离茶陵向井冈山转移。团长陈浩企图投敌，前敌委员会决定，将陈浩等叛徒处决。12月底，在砻市召开的处决陈浩等人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提农命的政权。红车的三大任务是毛泽东提出的重要建军思想。这是因为，提出，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早在1927年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出发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就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顶纪律：第一行动所指挥后，毛泽东宜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公平：五借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与遂川、万安两县委的联席会议，制定了割据赣西南的在上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
　　了更好地完善人民军队的纪律，毛泽东还在茨坪召开了征集意见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此后，六项注意中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动，但其基本精神一直被人民军队所遵循，成为毛泽东建军原则的重要内容。
　　革命力量的发展，使得国民党江西当局十分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1928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
　　毛泽东于2月4日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2月18日清晨，埋伏在新城四周的工农革命军向新城发动突然袭击，经过数小时激战后，攻占新城。新城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从毛泽东率军向井冈山进军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1个团发展到1个师两个团，先后攻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并建立了这三县的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基本形成。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成功地实现了在革命低潮形势下，把革命的进攻和革命的退却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性转移，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地区初步建立起来了。
　　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革命力量增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并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她。毛泽东建军思想进一步明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1928年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根据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改组为师委，书记何挺颖，毛泽东任师长。
　　3月18日，毛泽东、何挺颖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率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到达酃县中村。敌人趁我军主力离开的时机，占领了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
　　4月下旬，敌人从永新、遂川分两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首先歼灭向遂川方向进攻之敌，又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到达宁冈砻市，实现了著名的＂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衣红军出车，未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朱毛红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5月中旬，当赣军第三次＂进剿＂时，毛泽东指挥部队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敌第七十九团，并在当天收复永新县城，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进剿＂。
　　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同年6月至7月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灵活性与机动性，不能硬碰硬。十六字诀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渐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十六字诀不仅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指导原则，也是后来形成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
　　6月下旬，国民党军发动了第四次＂进剿＂。红四军相继取得了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7个县，割据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共有人口50多万人，达到了边界全盛时期。
　　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7月，湘赣敌军以11个团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也由于兵力太少而丢失了。
　　毛泽东此时正在永新一带与赣敌苦战，在得知湘南失败的消息后，立即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南下迎还朱、陈部队。8月2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桂东再次会合。8月25日，红四军返回井冈山。
　　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乘我主力未归之际，纠集4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凭借黄洋界天险，指挥1个营的兵力抵住了敌人4个团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这块战略基地。在红军主力回师后，三战三捷，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会剿＂被打破。
　　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
　　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论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一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加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来；二红军时期的毛泽东。是大革命为红色政权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三是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四是相当力量的正是红军的存在；五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还就中国革命形势、军事问题、根据地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在理论上初步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根据地为战略依托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探索，使他最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11月2日，红四军收到中央6月4日来信。11月6日，根据中央精神，重新组成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12月10日，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700余人来到井冈山。11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两军的胜利会师，使得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
　　1929年1月1日，国民党军3万余人分5路向井冈山地区发动进攻。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第三十团和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茨坪等地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了井冈山后，经遂川、上犹、崇义，1月20日，进占大余县城。但由于＂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撵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但这种局面在2月10日的大柏地战斗后得到了改观。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歼敌两个团，摆脱了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事后毛泽东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这一光辉诗篇。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于2月13日进占宁都县城。3月14日，红四军一举攻占长汀城，击毙敌旅长郭凤鸣，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并获得了大批军饷。此时，井冈山根据地已失。
　　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这就是：红四军将利用蒋桂战争的有利形势，在地形复杂、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赣南、闽西20余县的广阔范围内，扩大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创造和发展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它与井冈山根据地连接起来。至此，毛泽东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思想真正确立。
　　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返回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的原红五军会合。
　　4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11月，毛泽东在于都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从4月中旬至5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了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5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又起，闽西腹地一时空虚。毛泽东、朱德利用这一时机二次入闽。在5、6月间，红军三克龙岩，解放了长汀、永定、龙岩三个县城，震动了闽西，开创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就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来到宁都。他在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后，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更是任意指责，这就引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了红四军没能建立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并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打下了初步基础。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在这次会上，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去了。
　　9月28日，中央发出＂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宣布由毛泽东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确立了红军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决议还规定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了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建立正确的军内、军外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的俘虏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关于究竟如何估计红军前途的复信，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封信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斗争，尽可能减轻＂左＂倾错误带来的危害。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打破敌人三次＂围剿＂，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加紧了对根据地和红军的进攻。1930年1月，敌人发动的第二次＂会剿＂被粉碎。
　　这一时期，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还确定了攻取吉安的军事行动计划，决定扩大红四军前委为红四、红五、红六军共同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2月14日，总前委发布了攻打吉安的通告。蒋介石闻讯后，急调兵力云集吉安，并向我逼来。针对这种情况，红四军折回富田以诱敌深入，歼敌旅一大部。3月15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为主席。
　　到1930年夏，江西苏区的面积包括赣西南、赣东北、赣西北，已＂占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同时，闽西也发展很快，3月18日在龙岩成立了闽西工农兵政府，邓子恢为主席，辖6县苏维埃政权。这样，赣西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已分别形成。后来，这两块根据地合并，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推行所谓的进攻路线，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中共前委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根据党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命令，毛泽东、朱德于6月22日率红一军团开始向南昌、九江进军。但红一军团并没有直接去打南昌，而是经广昌，绕兴国，于7月24日顺利攻克樟树镇。随后又西渡赣江，转入安义、奉新地区农村休整，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坚持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在这一期间发展到1.8万余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胜利会师。接着，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同时，成立了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根据中央＂再战长沙，夺取武汉＂的指示，红一方面军对长沙发动攻击，但未能攻下，于9月12日由长沙撤围。随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红一方面军决定先打吉安。由于形势的变化，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11月初，敌军7个师又1个旅在鲁涤平的指挥下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毛泽东执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指挥红军主力撤至东固、龙冈一带山区后，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鲁涤平指挥着三路纵队数次想找红军主力决战，却接连扑空，红军则以逸待劳，等待着时机，以歼敌于运动之中。
　　30日上午，当浓雾散尽的时候，张辉瓒部刚进入狭窄山路，我预先设伏的红军发动猛烈袭击。战斗从上午10时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我军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写下了＂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豪迈诗篇。
　　红一方面军乘胜追击，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1931年1月3日晨，红军在东韶向敌第五十师发动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共歼敌3000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仓皇退却。这样，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接着，毛泽东、朱德又命令红军转入攻势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和工作，红军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一次＂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十分震惊。1931年2月，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第二次＂围剿＂。蒋介石还确定了这次＂围剿＂应＂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围剿＂的总兵力达到了20余万人。
　　这一时期，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1月5日，在宁都的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4月，中共中央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上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存在严重分歧，项英等人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毛泽东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人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红军的许多高级干部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主张先打富田地区实力较弱的王金钰部，再向东横扫，争取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以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5月16日，由小道悄悄前进的红三军主力进至中洞南侧，待敌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猛攻下来，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激战至下午5时许，该师大部被歼。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当夜进占富田。
　　中洞大捷后，红军按照预定计划，立即挥戈东进，风驰电掣般地进行了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在5月16日至31日这半个月内，从赣江之乌山区，由西向东横扫700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毛泽东、朱德于5月23日在宁都县南团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重新组成了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担任书记。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由于继续坚持了＂诱敌深人＂的战略方针，并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术，反＂围剿＂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蒋介石于6月21日抵达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动兵力30余万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摧毁苏区，然后再逐渐深入＂清剿＂。7月1日，第三次＂围剿＂开始。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敌人这么快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准备，人员没有得到补充，部队也没有集中在根据地。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仍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心集中主力，回师赣南，在根据地内部迎战敌人的＂围剿＂。
　　7月10日前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相继从各自的区域出发，紧急行军，于28日到达兴国县西北高兴圩地区，胜利回师集中，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8月5日，红军穿过蒋鼎文师和蔡廷错、韩德勤之间一个20公里的空隙地带，于6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人包围圈。8月7日，毛泽东、朱德指挥主力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全歼上官云相部1个旅和1个侦察营，击毙旅长谭子钧，首战告捷。
　　从8月7日至11日，红一方面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1万余人，又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随后，红军转入君埠以东山区休整待机。
　　为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毛泽东、朱德命红十二军伪装成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以调动敌军主力向东北方向运动。而红军主力则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偃旗息鼓，衔铃疾走，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一个仅10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又一次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
　　毛泽东、朱德为进一步调动敌人，在9月初又率军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待机。
　　这时，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已经来回奔波两个多月，已是精疲力尽，士气低落，无力再与红军决战，并且两广军阀趁机向湖南进兵，对蒋介石造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退。
　　毛泽东、朱德得知敌军退却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红军转入反击。从9月7日至15日，红军全力追击，连续进行了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给敌以重创，胜利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它的总面积达到了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在大规模战争的锻炼下，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出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术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义主义错误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指导下，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新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在这次会上，中央代表团根据中央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便开始遭到排斥和打击。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6万余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2万多件武器进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毛泽东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毛泽东采取多种形式对这支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事实证明这次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在会上，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多数领导人坚持要攻打赣州，毛泽东虽然坚决反对这一意见，但会议还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
　　从2月4日至3月7日，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城未攻下，自己倒遭受很大伤亡。3月上旬，毛泽东从休养的东华山来到了前线指挥部。3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向赣东北发展，以出击求巩固。另有人则认为仍要执行＂进攻路线＂，把部队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这两种意见，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大中城市。毛泽东率领由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北上。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主张中路军转向闽西求发展。
　　3月27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毛泽东率东路军攻打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在进一步了解福建情况后，提出＂直下漳州＂的战略主张。周恩来4月1日在长汀召开作战会议，批准了龙岩、漳州的战役计划。4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向龙岩进攻，于下午攻占龙岩城。20日，又一举攻克漳州城。
　　在这个时候，临时中央却连续发文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局面对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1932年6月16日，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奉命率东路军撤离漳州，回师赣南。
　　东路军回师后，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来到前线。中央局当时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等人的一再要求下，中央局同意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中革军委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8月15日开始的乐安、宜黄战役中，红一方面军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座县城，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后，周、毛、朱、王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的原计划行动，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但到了南城后，发现守敌众多，于是当机立断退却到根据地内，边休整边寻求战机。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要求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进攻，威胁南昌。这样，以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前线的周、毛、朱、王为一方，双方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发出了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对于这一训令，中央局十分恼怒，指责＂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分歧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史称＂宁都会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的一些成员则指责毛泽东执行＂纯粹防御路线＂，是对执行中央＂积极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由周恩来负责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指出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并提出两种供选择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最后，会议同意毛泽东在＂前方助理＂，但同时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代理总政治委员一职。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至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被完全剥夺。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20余个师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经过黄陂、草台岗等战斗，歼灭蒋介石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胜利打破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余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并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战术。9月28日，敌军进占黎川。
　　面对严峻的形势，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是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的。这时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掌握在已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的手里，但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赖于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临时中央在这次反＂围剿＂中，进攻中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防御中又采取步步设防，节节抵御的保守主义，使得反＂围剿＂一步步走向被动。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反对＂两个拳头打人＂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主张＂诱敌深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临时中央所采纳。
　　战局的发展越来越不利。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到了高围乡云石山。在这里，他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
　　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站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和南线亦极困难，打破敌之第五次＂围剿＂已无希望。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四渡赤水出奇兵，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取得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基西北，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在10月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上旬，中央红军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又于15日在良田和宜章之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在湘江沿岸严密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湘江一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内军内对李德、博古大为不满，红军指挥重任转到了周恩来身上，周恩来采纳毛泽东进军贵州的建议。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举行紧急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西进贵州。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黎平会议。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进军方向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并作了相应的决议。这一《决定》既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也是红军命运转折的开始。
　　1935年元旦，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毛泽东从长征一开始，就对王稼祥和张闻天进行说服工作。到这个时候，两人作为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都已经站到了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边。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而后，王稼祥找到张闻天，谈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并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对此也表示同意。随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王稼祥的意见。由此可见，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大作用。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1月7日，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失败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客观因素。周恩来作副报告，着重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主观指挥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代表自己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接下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切中要害的分析，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毛泽东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是后来起草会议决议最基本的依据。
　　会上，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都赞同毛泽东的发言，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经过三天的讨论后，会议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国民党追兵在云贵高原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曾四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第四次渡过赤水后，红军挥师南下，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当敌人追兵赶到时，红军已到会理，船只已被烧毁，敌人只得望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蒋介石想让毛泽东作石达开第二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在翻过夹金山后，6月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久，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行动方向上却产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对于中央作出的决定并不认真执行，自恃他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借机向中央要权。7月18日，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随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走出草地，抵达班佑。此后，中央数次催张国焘率左路军东进，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对此置之不理，反而加紧进行其分裂活动。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在看了叶剑英送来的电报后，当晚即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以及病中的周恩来等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三军迅速北上。
　　北上红军9月10日出发，11日，抵达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会议还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9月17日，红军夺取腊子口天险。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中央红军的长征至此结束。长征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也保存了革命的精英，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到陕北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陕甘根据地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11月21日，毛泽东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的一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6年2月，毛泽东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向山西西部进行东征。到了23日，已控制了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趁敌军回援山西的机会，一举恢复了被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3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几次作战，重创了阎锡山的晋绥军。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阎锡山改变了不准中央军进山西的态度，蒋介石的10个师也开进了山西，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此时情况已很严重，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部队西渡。从5月2日起，东征军开始西渡黄河，5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
　　此次东征历时75天，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了敌人力量，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巩固了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8月1日结束。这次战役开辟了横宽200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
　　10月13日，毛泽东电令彭德怀准备发动宁夏战役，以打通国际交通线，得到共产国际援助。由于胡1936年毛泽东摄于陕北。宗南部进展很快，宁夏战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红四方面军3个军21800余人被迫孤悬河西。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11月21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这次战斗对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实现全民族抗战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集中精力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概括。抗日战争爆发后，写了《论持久战》等文章，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进行了阐述。
　　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是：＂抗日反蒋＂，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合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一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从＂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
　　中共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13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经过一番讨论后，毛泽东作出结论＂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协助处理事变。当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蒋安全＂。这个处置办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
　　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结论指出：＂现在应该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至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正式确定。
　　经过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政府代表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欢迎周恩来返回延安。以和平解决。这标志着十年内战的结束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采取有力步骤推动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第一次公开宣布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这一电文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2月2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蒋介石集团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
　　毛泽东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恩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论，这就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由来。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为第一期学员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该讲稿于1941年正式出版。毛泽东在这本著作中用五章篇幅对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诸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认为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时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中国抗战应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坚决抗战的主张。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但蒋介石此时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反倒多次催促红军迅速出动。
　　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继续，但进展并不顺利。直到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接着，国共两党达成协议。
　　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明确我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确定我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
　　8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会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六师，第一二九师。
　　从9月2日起，八路军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当八路军开进山西时，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原有的部署已无法实现。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部署，指示八路军三个师分别部置到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对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作战方针，毛泽东也十分关注。从9月份开始，多次电令前方要以最大决心实现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明确提出华北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应围绕游击战争。并且指出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忻口战役打响。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在这一战役中密切配合作战，取得了较好的战果。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席，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对于战局的变化有着极为敏感的洞察力。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溃退，政权的瘫痪，毛泽东接连电示八路军，指出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广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毛泽东及时正确的指挥下，八路军逐步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为开创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1938年春，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攻打徐州，致使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此机遇，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在冀中平原等地区进行的游击战争取得了成功后，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在1938年4月21日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八路军总部在第二天就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队战争就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展开了。
　　此时，毛泽东对奋战在南方的新四军工作也作出了部署。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新四军活动区域大多是在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作战和发展有困难。当华北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毛泽东立刻在5月4日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电报还就具体方针与行动方向作出了部署。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到了1938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人们都在思考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胜利？＂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到处流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5、6月间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必然是大规模的、长期的和残酷的，论述了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对抗日游击战争中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进行了回答，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他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财、物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
　　毛泽东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对提高中国共产党指导战争的战略思想水平，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还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他还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壮大根据地的力量，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发言中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敌后战场要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全会重申全党应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开始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底至1940年初，他们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5县，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1940年2、3日间，国民党军又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总部。
　　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先礼后兵＂的对策。在劝阻和警告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针，但同时又指示应适可而止，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取得了对卫立煌、阎锡山的几次斗争的胜利后，与卫立煌部达成协议，划定了各自的防线，与阎锡山达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的思想获得重大发展。1940年3月31日，毛泽东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到了1940年3、4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把磨擦的中心转移到华中新四军活动区域。
　　到了4月，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试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会合路线，再一举消灭新四军。面对这种险境，项英主张留在江南，陈毅、粟裕则主张向苏北靠拢。毛泽东和中央支持陈毅、粟裕的意见，但项英仍然犹豫不决。5月4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对项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一指示到达后，陈毅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与陈毅部会合，皖南新四军军部境况越来越危险。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了有105个团参加的大规模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战役打响前，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就相关事宜进行请示，毛泽东迅速批准。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当八路军在华北浴血奋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10月4日，韩德勤向黄桥发动总攻，陈毅、粟裕率部经过4天激战，歼敌1.1万余人。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
　　10月19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后的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50余万人缩编为10万人，＂皓电＂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始。
　　在经过多次会议商讨后，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告以中央决定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皓电。并指示，＂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11月9日，毛泽东起草的复何、白电（即＂佳电＂）定稿。在电文中，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成绩，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了回应。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乘机观察＂，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蒋介石此时已下了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各项部署都在加紧进行。到了1941年初，各项准备工作完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九千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将士奋战7昼夜后，终因寡不敌众，除部分部队突围外，大部被俘、牺牲或失散。军长叶挺被扣，项英不幸遇难。皖南事变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