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建筑上的空前发现，哈民忙哈聚落遗址

　　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
　　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哈民忙哈遗址半地穴式房屋内堆弃的尸骨情况
　　考古专家在对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
　　考古专家现场考察哈民忙哈遗址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蚌饰
　　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半地穴式房屋屋顶结构情况
　　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器
　　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
　　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石斧、玉斧
　　——科尔沁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哈民忙哈遗址地处内蒙古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40公里。这里南望西辽河，北靠新开河，是大兴安岭东南边缘，松辽平原西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遗址在一片相对低洼平坦的林网带北部，被掩埋在一米厚的风积沙层下面，遗址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2010年5月至9月，为配合通(辽)——霍(林河)铁路复线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通辽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铁路沿线进行了文物调查，期间发现了正在被盗掘的哈民忙哈遗址，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哈民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清理面积达4000余平米。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近千件。特别重要的是在7座房屋遗迹中发现了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完整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这在全国来讲尚属首次。另外在几座房址当中还发现凌乱堆弃的大量人骨遗骸，有一座房址内多达97具，反映了当时部落战争的真实场景，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居民的社会结构、政治关系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经考古发现，哈民忙哈遗址房屋居址平面成排或成组分布，一般呈东北—西南走向，门道朝向一致，为东南向，排列比较整齐。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有长方形门道和圆形灶坑。面积多在10-40平方米不等。穴壁存高0.1-0.9米。门道多呈长方形，门向集中在130°至140°之间。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南，平面多为圆形，斜壁平底，内部包含大量的灰烬和兽骨渣。居住面及四壁多经过烧烤，呈红褐色，居住面局部发现柱洞。居住面上普遍散布有遗物，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装饰品等。生活用具多为陶制品，如罐、壶、盆、钵等盛储器。生产工具一般常见有石制品，如磨盘、磨棒、斧、锛、凿、杵、锄及球等实用器。装饰品多见骨、蚌器和玉器。
　　其中有7座房屋因火烧后完整或局部的保存了房屋顶部的木质构架结构痕迹。清晰地显现了房屋顶部的原始形状。考古清理结果显示，屋顶是由柱、檩、椽等呈层捆绑、咬合形成坡状的爬梁式屋顶。此外，还有3座房址颇为奇特，房内出土有大量人骨遗骸，其现象极其惨烈，可能是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员死亡，导致集中弃尸或抛尸，遗骸呈现出凌乱、破损和焚烧等迹象。其中40号房址内可辨识不少于97具人骨遗骸，骨骸部分有火烧痕迹。散乱的骨骸迹象说明埋葬过程的仓促与简单。展示了遥远的史前年代这里的一场杀戮或瘟疫，经鉴定发现房址内尸骸多为女性和儿童，男女比例明显失衡，这对解释聚落的废弃原因有巨大意义。
　　远古时代的社会形态及其制度，是可以通过一些物质遗存的形式反映出来，作为灵魂归宿的居所，古人的墓葬通常可以理解为现实社会的缩影。墓葬的分部与布局、墓葬的排列与走向等，与这些对应的可以看清家族或家庭的一些构成情况。哈民忙哈遗址发现的墓葬有6座散布于房址之间。除3号墓葬发现于11号房址内，其它墓葬都有墓圹。6号墓葬为圆形土坑竖穴墓，其余的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穴较短浅。6号墓葬为三人仰身屈肢葬，余下墓葬都是单人仰身叠肢葬。
　　古人用于储藏的窖穴、取土形成的坑穴或填埋垃圾的坑洞等，废弃后我们称之为＂灰坑＂。灰坑内包含的遗物，往往被我们用于解释古代人类活动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物证＂。哈民遗址清理出土的灰坑较少，其平面形状呈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和不规则形。坑体多为平底和圜底。灰坑内出土遗物较少，仅见陶片、动物骨骼和蚌壳等。
　　用墙围裹起来的人类居址，我们叫它城，用壕沟围裹起来的人类居址我们叫它＂聚落＂。哈民遗址就是用壕沟围裹起来的聚落遗址，环壕就是封闭起来的壕沟。世界范围内，城大约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壕沟或环壕则出现于9000年前，其功能就是防御。经过钻探结合打探沟等方法初步确定了哈民忙哈遗址北区的环壕走势和形状。哈民忙哈遗址北区环壕为东西长350、南北宽270米，呈椭圆形封闭状的聚落环壕。壕沟内填土为疏松的黑褐色花斑土，包含少量陶片、动物骨骼、蚌壳及人骨等。
　　最早作为盛器出现的陶器，是史前人类生活中最常使用的物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陶器易于制作也易于破损，这一特性使生活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文化面貌的族群、部落都可以生产制作陶器，并延续不断。这些看似普通的陶器因为承载了史前人类不同的文化精神内涵，成为今天人们认识和区别不同区域、不同文化面貌史前文化的最佳手段。哈民忙哈遗址也不例外的，其出土的大量陶器是考古人员破解哈民忙哈遗址谜团，解读史前文化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陶器最主要的器型有以麻点纹为特色的筒形罐、壶、钵、盆等，多数成组出现。此外还有少量的丫形器、陶饼、彩陶片等。陶质绝大多数为砂质陶，还有少量的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和夹砂陶的发现数量较少，皆为陶片，陶质坚硬。此外，泥质红陶还见有少量的彩陶片，所见纹饰有横向条形黑彩纹和弧线对顶三角黑彩纹。
　　哈民忙哈遗址发现的石器多为石质工具。制法以琢制和磨制为主。器类有磨盘、磨棒、饼、斧、锛、凿、砍砸器、环状器、杵、镞、叶等。从石器的岩性看，主要有石英石、石英砂岩、鞍山岩、硅质灰岩、燧石、玛瑙、玉料等。根据生产工具的组合关系看，哈民忙哈遗址的先民们，应该从事以农耕为主，兼具有捕捞和狩猎辅助的经济模式。
　　骨角蚌器除了用于生产工具，多数制作成装饰品，由于这类物质是有机质，保存下来的数量通常不很多。此外这类物质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环境、气候等方面的信息。一般多见器形有锥、针、镞、匕、刀及坠饰。
　　7000年前就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奢侈品——玉器，在哈民忙哈遗址中也被发现。哈民忙哈遗址玉器见于个别房址内，种类有玉璧、玉环、玉钺、玉坠饰等，出土玉器质感温润、造型精美。玉器通常也被认为是通天理地、晓谕鬼神的惟一载体。这对于解释了古代人类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哈民遗址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之间，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奇特、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极其罕见，尤其是罕见的房屋结构、房址内大量凌乱人骨、有自身特点的麻点纹陶器、种类繁多的石、骨角蚌器、精美玉器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期的房屋结构、生活习俗、制陶工艺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哈民忙哈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主要有以下几各方面：
　　其一，房屋居址成排或成组分布、规整统一的在空间布局，属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态，对于正确揭示东北地区史前人类的居住环境及其居住方式有着不可多得的标识作用。由此可以探究古代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种群关系，最大限度地复原古代社会氏族、部落或家族之间的结构与形态，内部等级的构成、财产的占有以及家庭和婚姻的状况等，甚至通过对出土物品的分类和统计还可以较为准确地再现当时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画面。丰富的出土遗物，反映聚落废弃时间的突然性，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状态。譬如像战争、瘟疫等的忽然降临，令人猝不及防的地震、洪水等。保存如此完整的聚落形态和遗物，在东北地区乃至国内都是极为少见的，这对史前聚落遗址的研究意义及其重大。其二，保存较好的房屋木质结构痕迹，是在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史前时期的聚落遗址中发现，清理出房顶的梁架结构，对于复原史前房屋的建筑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形象依据，堪称史前建筑史上的空前发现。其三，房址内发现大量人为抛弃的人类遗骸，真实地反映了古代部落或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或为种族仇杀，或为部落战争，或为自然灾害。经专家现场鉴定，堆弃的人骨多为妇女和儿童，可以由此推断，当青壮年男性外出狩猎或者征战，聚落内的妇女儿童便成为一场突然降临灾难的牺牲品。这一发现对于解释聚落的废弃原因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四，发现了玉璧、玉环、玉钺、玉坠等多种精美玉器，部分玉器的器形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同类器十分接近，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诸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四，哈民忙哈遗址的考古发掘，添补了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哈民忙哈遗址的发掘，使我们首次了解该类遗存的房址、灰坑分布状况，并发现其陶器的完整器型和陶、石、骨、蚌质制品的器物组合关系，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的文化中心大体分部在中国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地区，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所以，哈民忙哈遗址的考古发掘，健全了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序列，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