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洋政策与宁波港口地位的变迁探究

　　为什么海洋政策的变化对宁波港口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明代之前，国家并未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安全威胁，因此海洋政策的侧重点只是在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海洋税收的管理。元朝与日本的敌对关系使得中国海疆开始出现不安定的因素，明朝在推翻元朝的同时也继承了其所面临的海疆问题。因此，明代海洋政策的制定更多关注的是政治与军事因素,而这直接体现在宁波港经济功能的弱化与政治功能上升的变化趋势中。
　　一、明初朝贡贸易与宁波专通日本港口地位的确立
　　宁波作为唯一专通日本贸易港口地位的确立是在明朝初期。明初宁波专通日本贸易港口地位的确立与这一时期明政府实行朝贡贸易政策有直接关系。
　　宋元时期政府积极进取海洋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而地处中国东部的宁波港也由此确立了东方贸易大港的地位，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与宋元不同，明朝立国之初就面临严峻的东南海疆安定问题。元末江浙地方势力与高丽的交通结盟以及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扰等，使得明朝初期的海洋政策由开放进取转为保守退缩。自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后，明廷其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政策。终明一朝，未经官方许可的私人海上贸易都属于严厉禁止的范畴。即使在明朝中后期，朝廷对官方认可的私人海上贸易仍在数量与规模上多加限制。但是，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是不可能因此而禁绝的，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去考量，海外贸易对政权的稳固仍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明初政府在禁绝私人海上贸易的同时，将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纳入到国家的直接管制之下，即所有海上贸易都必须经过朝廷同意，并在各港口市舶司的主持与监督下进行。基于这一思路，明初全国只开放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3个沿海港口为对外贸易港口，其中宁波专通与日本的海外贸易，其贸易以日本政府单方朝贡的形式展开，因此被称为中日朝贡贸易。又因为勘合底簿为双方官方贸易的凭据，因此这一贸易形式也被称为勘合贸易。
　　这一时期的中日朝贡贸易，是以日方携带贸易产品前来中国朝贡形式进行。初期贸易船队由幕府直接经营，其后又加入其他地方势力，但勘合的保管和发放权仍在幕府手中。到后期，贸易则演变成大名垄断、商人承包经营的形式进行，勘合逐渐由大名掌握。日本贸易船队前期多从兵库出发，经过濑户内海，在博多暂停，或直接从博多出发，驶到肥前的五岛一带，等候春汎或秋汎，然后横渡中国东海，直驶宁波。尽管其后日本开通了新的南海路前往中国，但目的地都是宁波港。
　　与永乐年间相比，宣德年间后的朝贡贸易已经有衰落的迹象，其弊端逐渐显现。朝贡贸易的衰落与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形成极大的反差，在政府主导的贸易行为日渐衰落时，私人海上贸易的崛起就成为必然，而这对宁波港口地位转型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二、明中期海禁与宁波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的崛起
　　作为朝贡贸易的补充，中日私人海上贸易也一直同时存在。日本贡舶在抵达宁波港之前，通常都会在舟山一带岛屿稍作停留，以便与中国私商进行交易。在贡舶进入宁波后，日本商人常常会在宁波与北京往返途中进行违规交易。这种不被官方认可的交易方式，使得日本商人经常因中国商人推迟偿付货款而无法按期归国，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另外，就日本而言，其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和商人随着政治势力的扩张与商业资本的积累，逐渐频繁组织私人贸易商船队，独自前往浙江沿海进行贸易。他们有的在宁波外海直接与中国的走私商人进行秘密交易，有的打着贡舶的幌子进入宁波港从事商业交易。在政府主导朝贡贸易逐渐式微的情况下，中日海上走私贸易仍然选择宁波港作为交易港口，除了交易双方对宁波走私贸易的熟知外，更加关注的是宁波港所紧靠的经济腹地。作为宁波港进出口货物集散的直接腹地，即由宁波、绍兴、杭州、嘉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太仓这10府1州组成的江南地区，自宋元时代起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入明后，特别是从明中期开始，该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出现强劲的商品化趋势，商品经济加速发展，大批工商业市镇相继形成。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蚕桑、丝绸、棉花、棉布、陶瓷、铁器、书籍等商品的数量迅速增加，市场容量日益扩大。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以宁波舟山群岛为中心的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经济形势的发展使得中日双方贸易的增长成为必然，而中国朝贡贸易体制的严厉管制与官方贸易活动的式微，使得中日海上贸易的利润逐渐攀升。
　　三、晚明隆庆开海与宁波商贸中转港转型
　　明中期厉行海禁的双屿之役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宁波国际走私贸易港地位的消亡，更引发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嘉靖二年(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就已经造成了中日官方贸易的萎缩，而双屿之役更是直接摧毁了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为兴盛的私人海上贸易基地，彻底堵塞了浙江沿海的中外贸易。双屿之役导致了以浙东舟山群岛为中心的私人贸易更加无序、畸形地发展，进一步激化了江南商品经济发展与明政府海禁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成为诱发嘉靖大倭寇的重要动因。历时10余年的嘉靖大倭寇(1552-1564年)所造成的切肤之痛，在朝野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筹海之争。
　　1567年，明世宗去世，其子朱载垕即位，改元隆庆，诏令全国革旧布新。福建巡抚涂泽民即奏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此举立即得到朝廷批准，史称隆庆开海(又称隆庆开关)。此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地处偏僻的月港遂被辟为私人贸易港。不过政府在允许民间私人贸易远及东西二洋的同时，日本仍处于禁止之列。此后，尽管仍有官员力图恢复宁波港从事国际贸易的合法地位，但最终未获得朝廷的准许。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为应对朝鲜战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3月，时任总督顾养谦建议重开朝贡贸易于宁波，但遭到巡视海道兵备副使吴鸿洙的极力反对。尽管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7 月，浙江市舶重开，但性质已发生变化，其所收商税仅限本地渔船和近境商船。
　　隆庆开海与中日两国这种对峙的外交关系，导致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重心由浙江向福建、广东转移，曾一度成为中国一大国际贸易商港的宁波港不仅失去了对日贸易港口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合法性，其地位一落千丈，这对宁波港的发展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宁波港被迫从国际贸易港口向国内商贸中转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