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界宗师一生钟情学问

　　年轻有为。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对高华年在20多岁时便已取得相当学术成就的最好注解，而走上语言学研究这条路，是他一辈子的选择，从未改变过。
　　和民国时期很多学术大师一样，高华年在进入大学之前，走的也是新派小学+教会中学之路。而这种模式也决定了他在国学和英文方面，都有着相当不俗的造诣。高华年之子高植生回忆说：我的七叔曾经告诉我，父亲在中学时就很严谨，他的笔记本，每一个本子都是很小的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写得满满的。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高华年年轻时并没有想过从事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最早的时候他应该是想成为一名教师。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就去报考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而根据高植生的说法，父亲是在北师大期间，受到黎锦熙教授的影响，才开始立志研究学问。虽然在这期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师大被迫迁到西安，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高华年的志向。毕业后，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辗转了很久才从西安到达昆明。而在此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已经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在文科研究所里，高華年得到了罗常培、李方桂两位中国语言学界泰斗的指导。两位大师震惊于他那过人的听力，开始因材施教，帮助他向语言学方面发展。这期间，由于昆明四周少数民族众多，高华年就开始对云南的黑彝等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深入调查并写出报告。也正因为这些成就，1943年1月，罗常培写信给冯文潜教授，推荐年仅20多岁的高华年在毕业前就开始到南开大学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
　　1944年，高华年的《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一文获当时的教育部嘉奖，同时获奖的还有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等这些当时已成名的学术大师。刚毕业的高华年能得到此奖，足可以证明他这篇文章的学术水平之高。
　　由于天赋异禀，凡是人类发出的声音高华年都能听出其不同，在听音、发音、辨音方面是当代第一人，即使到了垂暮之年，功夫犹在。即将出版的《高华年文集》收集了很多他年轻时候写的文章。经历了60多年的风雨洗刷之后，有些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能影印出来。高华年的夫人植符兰说，很多高华年亲手写的声韵，语言研究和少数民族调查的材料，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写不出来。
　　还有一个事实也能说明高先生的独一无二。他在中大中文系前后开了七门课，但因为他不在了，有些课比如《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汉藏系语言概要》，中文系已经开不了了。并不是没人想学，而是很少人在听音、辨音等方面能有高先生这样的造诣。当然，除了这种天分之外，高华年的勤奋也令人吃惊：穷尽一生收集到的海量的调查材料，包括很多卡片、笔记本，单是收集在《高华年文集》中的数量就已经非常庞大。高华年师从罗常培和李方桂，加上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四周的少数民族众多，为高华年成为大师创造了外在条件；而他拥有的那双无比灵敏的、能够分辨出人类最细微语音差异的耳朵，则为他成为语言学大师提供了天然的内因。
　　从民国时期一路走来的学者大师们，大都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高华年作为其中之一，自也有其可敬之处。
　　作为书生，高华年从来都不乏那倔强的嶙嶒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高华年随南开大学搬回天津。途中在重庆候机北上时，他于7月17日得知闻一多教授在昆明被刺的消息，极为愤怒，并和西南联大滞留重庆的33位教授，包括金岳霖、姚从吾、马大猷等一起致电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求主管当局务必缉凶归案，严究主使。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教授们的痛斥让社会舆论更加沸腾了，也使蒋介石陷入了整日的忧闷，最后被迫下令让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并声称该案为政府莫大之耻辱。
　　作为书生，高华年同样有那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热血时刻。在联大的岁月里，高华年和所在班级的同学经常到罗常培先生家做客。虽然时已至深夜，但胸怀天下的年轻人在讨论问题时还是会遏制不住憋得火热的喉咙，争论声大作。恰好当时陈寅恪先生住在楼上，于是有时候就会听到陈先生用拐杖敲地板笃笃笃的声音。这时罗先生就会说，陈先生要休息了，你们快回去吧。众人才作罢散去。
　　作为学者，高华年的低调谦逊也是很著名的。弟子们总结高先生长寿的秘诀是：淡泊名利，清心寡欲。他的弟子、韩山师范学院院长林伦伦说：先生低调内敛，除了上课做学问，几乎没有什么应酬活动。他不争名利，60岁退休年纪刚过不久就辞去广东语言学会会长等职务，让位给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