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宣传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也赢得了胜利？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开始在中国办报纸来为其扩张进行鼓吹和辩护。而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惟被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竭力在中国其他地区扶持宣传、美化侵华战争的报刊，开展对华广播。在宣传中，日方挖空心思攻击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包装国民政府领导人的丑闻。在占领区，日本会毁坏中国原有教育设施，建立起日本人支配的学校，配合鼓吹宣传＂东亚共荣＂，宣称一旦彻底击败中国，就会建立起东亚＂王道乐土＂。
　　日本的这些做法，是吸取了一战期间德国因忽略战略宣传，而导致巨大被动的教训而采取的对策。但日本军部、政界、文化界的人士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与欧洲大国之间20多年前的战争是完全两个概念的战争。并且，日军在华的残暴行径，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包括被占区在内的中国各地民众，前者的宣传带有巨大的虚伪性。
　　当然，日本的这种战略宣传，在其后来开始进攻东南亚，与美国、英国、法国等老牌欧美殖民国家交锋以后，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确实也产生过有限的蛊惑效果。
　　日本在华办报
　　进入20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开始调整宣传方针，不再强调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攻击，包括渲染其腐败、无能以及军事上的孱弱，而是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视为了第一号的敌人。据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之后）制定的《对美英战争的思想战指导纲要》，日军明确其在华北＂面对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及共军＂，认为其串通美英（此前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所以日方不再强调苏联与中国任一政治势力的联系），要加大对这方面敌手的揭露力度，并通过军事行动来削弱敌手的行动能力。
　　必须指出的是，时至1941年，侵华日军在军事上的主要对手仍然是中国国民政府统御并得到了美国援助的政府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其他建制的游击队等在规模上要小得多，而且主要在敌后游击作战，明面上的军事威胁要低一些。就连在华北，日军没有占领的地区里，驻扎的国民政府军队，规模人数也远远多于八路军。那么，为什么，日方开始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视为更具威胁的敌人呢？
　　八路军奔赴抗战前线
　　八路军为何成为了侵华大军的心腹之患？
　　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翟意安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其所著的《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一书中援引史料指出，尽管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当时规模相对较小，却更好地起到了保卫民众，保障民众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与民众融合的积极作用；不惟如此，人民军队还建立了专门对日本官兵进行思想瓦解的部门，使得日军在战场上虽然对国民政府部队节节胜利，却在思想战上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不但一些日军开始怀疑起作战目的，其积极性和牺牲精神有所消褪，而且更让侵华日军高层感到头痛的是，这些宣传还导致了伪军开始成建制地溃散，或者投奔人民军队。
　　只有了解了这方面的史实，弄清了抗战期间的敌后局势变化及其动因，我们才可能真正意义上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在抗战期间的两国三方宣传战中胜出，才可能真正认同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史实判断。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书中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对敌宣传战，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首先，受国民政府的限制，缺乏必要的技术装备、专业人才（比如广播设备、人才以及日语人才）；其次，日军势大，大量的国民政府正规军以及军阀部队在抗战前期和中期投敌成为伪军，日伪军力强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处于装备、人数的绝对劣势，而这种力量对比在政治宣传中也必然使得后者的操作难度加大，会导致敌占区相当数量本来仍然存有爱国之心、同情人民军队的市民不敢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态度，也不敢接受相关的宣传。第三，日军学习一战期间英国、一战后美国的战略宣传经验，引入了相当专业的战略宣传以及配套的亲民政策，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的同时，还组织各种民众组织，压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敌后进行活动、宣传的行动空间。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书中还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统治阶层对底层民众的统治方式，造就了民众对政治的普遍冷漠。而在民国时代，国民政府以及各路军阀的盘剥，更是让这方面的冷漠表现得更为突出。
　　对上述不利因素，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书中谈到，1938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民主人士时，就谈到了农民的性格具有两面性，指出要发动其积极性，帮助克服其软弱、冷漠的一面。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进入、活动于敌占区后，首先致力于帮助民众解决实际问题，然后再在宣传中将与民众生活、生命安全相关的问题进行传播，通过人民军队分散但积极的行动，尽可能的保卫民众。书中指出，中共充分发挥了革命政党的组织优势，很快在华北多地建立起敌后抗日武装及其组织体系，并开展基层的宣传鼓动工作。
　　这意味着，组织体系、宣传鼓动、游击作战的三位一体，真正有效地展开，使得华北各地的民众较快地接受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书中还谈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经友好人士斯诺引介，与美国在华媒体、美国本土主流媒体建立直接联系，直接担纲对外宣传职责，阐述持久战理论、长期抗战中国必胜思想、抗战胜利有赖于发动中国人民等观点和观念。大量的美国记者走访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的接触，使得大量有利于保障敌后抗战的新闻报道出现在国统区以及美国本土，引领了舆论，这不仅重挫了国民政府的有关方面封锁边区、＂祸水西引＂的想法，而且也揭露了日本对外宣传的虚假。
　　党的领导人在1937年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
　　书中谈到了八路军在全面抗战期间开展的俘虏政策、转化伪军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也让日伪宣传沦为市井笑谈，且击碎了国民政府有关方面编造的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谣言。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的对敌工作，经过了一个适应性试错的过程，也就是说，最开始的一些宣传口号，流为空洞的鼓动，效果一般，但很快，人民军队上下都出现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敏锐创新、敏捷革新的调整，在调整中纠错，在纠错中创新，使之能够最好地发挥效果，以至于让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的士气出现了严重动摇，而伪军方面投共、＂通共＂现象十分普遍。这也加速了日军开始将中共作为主要威胁的调整。
　　八路军优待俘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宣传为什么归于低效？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这本书对全面抗战期间中日两国（侵华日军，中共，国民政府三方）宣传战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细致考证。这其中，有关日本对华战略宣传的体系，尤为值得重视，因为从战略宣传或者说战略传播、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当时建立起的这套体系可谓高度严密，也采用了不亚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具和技术，却在宣传战中，仍然不敌技术能力要逊色得多的中国，包括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在任何政治维度上而言，都是不义战争，日军还不断创下暴虐屠戮的记录；而且为了调动国内政治、军事行动能力，日本在其国内展开了相当严苛的舆论管控和思想钳制，这使得其战略宣传实际上就是传递少壮派好战军官的管道。
　　中国国民政府的战时对日宣传，从最终效果来看要好于技术能力更强的日方。这主要应归结于中国军民，包括国民政府的高层成员、知识分子、情报人员在内的各界人员，基于家国情怀以及对日军残虐行径的愤恨，所激发出的创作活力。
　　但这种积极性也受到了国民政府方面的极大限制。正如书中所说，国民政府内部以及知识阶层在当时就出现了严重分化，许多人畏日如虎，唯恐开罪侵华日军，落得北宋末年汴梁王公大臣被金军虐杀的结局；而且，国民政府高层中的主战派对于民众普遍持有轻视态度，也不认为宣传有多大积极作用，认为抗战就是军事作战，更强调军事装备的作用——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之中的部分人士以美国拥有原子弹凌驾于苏联之上，认定将在内战中取胜的心理认知。
　　这种情况下，如《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书中所说，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曾一度忽略宣传工作。直到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才开始重启北伐时期的政工经验，建立专门的宣传机构政治部，邀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加入担任副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辖的第三厅，逐渐发展为以中共力量为核心、民主党派和文艺界广泛参与的专门组织，在抗战宣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揭露了日方战略宣传的虚伪和虚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建立了国际宣传处，积极开展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宣传，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争取援助，履行了应有职责。
　　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心心念念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提防、限制，一旦抗战局势缓和，就要重启内争；并且高度不信任中国人民，推崇唯武器论，迷信外援至上，始终不能做到像八路军在敌后所做的那样，广泛发动民众。所以，其战略宣传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所评图书：
　　书名：《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
　　作者：翟意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