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黄维研发永动机失败旧病复发，周总理透露特赦消息给他

　　1975年年初，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战犯，也是最后一次特赦战犯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公安部立即统筹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开始了对在押战犯的详细调查工作。
　　由于是最后一次特赦战犯，并且是将全部在押的战犯特赦，所以周总理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在看过公安部报来的工作简报之后，周总理当即批示：将所有在押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原职务、被俘时间、改造表现，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情况全部登记造册，以便提交四届人大开会研究讨论。
　　同时，周总理还责成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等多个部门，积极配合公安部工作，确保工作不出疏漏。不久之后，周总理就看到了公安部送来的全部战犯名录，他又指示公安部尽快将这些战犯按照他们被俘之前的职务和级别，进行分门别类，并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审批。当时，由于特赦工作正在谋划推进阶段，所以那些战犯们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新生。
　　有一天，周总理接到了一份由公安部转呈的文件，他打开一看，原来这份文件是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发来的。文件上详细汇报了一个名叫黄维的战犯目前的情况——由于永动机实验失败，黄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结果导致缺血性心脏病复发，病情沉重且性命堪忧。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研究决定，拟将黄维送到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高干病房，由专职医生和护士进行监护治疗。
　　看完这份文件，周总理当即批示同意，并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要尽全力挽救黄维的生命。此后，周总理思考了片刻，紧接着又批示道：＂将特赦的消息提前透露给黄维，但是要严守工作机密，只能让黄维一个人知道，这样估计能有利于他配合治疗，加快他心脏病的治愈进程。＂
　　黄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周总理为何如此关照黄维，甚至让人将特赦的消息提前透露给黄维呢？周总理与黄维乃至黄维的家人有着什么样的情谊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黄维，1904年出生于江西贵溪一户农民家庭，他早年曾担任乡村小学教员，后来弃笔从戎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黄维便开始了长达24年的军事生涯，他先后经历过北伐战争、中原军阀混战、全面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是国民党大佬陈诚＂土木系＂将领之一。
　　在战场上沦为俘虏之前，黄维的职务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震撼世人的淮海战役拉开大幕。为加强徐州的防御力量，蒋介石急调原本隶属于国民党华中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兵团，长途跋涉奔赴淮海战场作战。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黄维指挥国民党第十二兵团还未赶到徐州，便被中原野战军重重包围在了双堆集地区。
　　此后，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支撑和配合下，对陷入重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发起猛攻。到了1948年12月1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10万人灰飞烟灭，黄维本人也在伪装逃跑的过程中，沦为了中原野战军的俘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黄维紧接着开始了长达27年的改造生涯。
　　黄维的改造生涯可谓坎坷而漫长，这与他冥顽不灵、顽固不化的性格有直接关系。最初，黄维与杜聿明、宋濂等一大批高级俘虏一起，都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不过，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不同的是，黄维对改造始终持有抵触情绪。那时候，黄维他坚持认为自己不过是打了败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错误，根本不需要改造也不会接受改造。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常常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不仅不严格服从管理、不认真参加学习，甚至对那些表现积极的昔日同僚们冷嘲热讽。因此，黄维很快成为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的刺头和另类。后来，黄维干脆自娱自乐了起来，开始全身心地研究永动机这个违反物理定理的东西。
　　而且黄维对于永动机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疯魔的地步。黄维被俘虏之后，很快被送到位于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井陉农村进行集训。当时，黄维看到当地农民摇辘轳打井水，看着看着，脑海中便产生了一个＂妙思奇想＂——重力无处不在，把重力变成动力，就可以让一部机器永远自动运转。
　　不久之后，黄维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黄维便正式开始了永动机的研发工作。最开始，黄维向管理所提出要求，为他提供研究永动机条件。可想而知，黄维的这个要求一经提出，就遭到管理所的拒绝。因为大家都知道，永动机是违反物理定理的，是不能实现的。就连和黄维关押在一起的他的那些昔日同僚们，也坚决反对黄维研究永动机，并批评说这是黄维抵触改造的一种方式。
　　然而，固执己见的黄维并没有放弃，他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傲和自负，坚持认为自己肯定能够研发出永动机。有一次，和平将军张治中来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被关押的战犯们，目的是鼓励战犯们改过自新，争取早日获得新生。可是，黄维却乘机把自己研究永动机的想法告诉了张治中，并请求张治中把自己写的申请研究永动机的报告，转呈给有关部门。
　　张治中接过黄维的申请报告，他欲言又止，叹了一口气便离开了。不久之后，黄维在战犯管理所就接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亲笔信，信中说：＂永动机早已经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或许，这放在平常人身上，就沮丧地放弃了。然而，思想顽固的黄维并没有死心，他继续软磨硬泡，坚持要求研究永动机。
　　后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自从黄维痴迷上研究永动机之后，事事都很听话，不仅不乱说怪话了，而且还开始写思想材料了。于是，战犯管理所虽然明知道永动机是个伪命题，但是还是请示公安部能不能允许黄维研究永动机。这件事很快被转告了周总理，当时周总理不仅指示战犯管理所为黄维提供实验室，而且还指名道姓让指挥过装甲部队，对机械很有研究的杜聿明等人帮助黄维。
　　周总理为何允许黄维研究永动机，为何如此关心甚至是纵容黄维呢？有人说，黄维、杜聿明等人都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而周总理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可以说是他们的老师。老师关心、关怀学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周总理在战争年代曾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并且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一直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科学分析、灵活处理敌我矛盾，继续推进新时期的统战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让敌人的力量越来越小，让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在押的战犯们，虽然曾经是敌人，但是只要改造好、教育好，那么就会变成拥有一致目标——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朋友。
　　基于此，周总理曾先后多次就改造战犯工作作出指示。比如说，周总理曾指示：＂（对待战犯们）要做到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甚至连战犯们的生活待遇细节，周总理也曾指示：＂要让他们吃上细粮，每日三餐，区别将官、校官（佐官）、尉官，分小、中、大三个灶别。＂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始终坚持＂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实行彰显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第一个保障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第二个保障是保障生活条件，物资供给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第三个保障是保障身体健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单从保障身体健康来说，黄维在被俘虏之前，就患有重度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颈部淋巴结核等多种疾病。来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黄维有一次还因为腹膜炎急剧恶化，出现了浮肿腹水的并发症。当时，黄维的病情非常危急，需要马上注射链霉素、强心剂、葡萄糖并进行专业手术。这该怎么办？
　　黄维的病情很快传到了周总理的耳朵里，周总理立即批示，使用国家仅有的一些外汇，不惜高价购买进口特效药来为黄维治疗疾病。并且，周总理还指示北京各个大型医院抽调专家组成医疗队，对黄维进行专门救治，以挽救黄维的生命。最终，经过医疗专家组的不懈努力，黄维的病情很快被稳定了下来，保住了一条命。
　　对于这件事，黄维后来曾回忆说：＂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于是我治病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
　　事实上，除了黄维之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和黄维一样，都得到了及时有效地治疗。俗话说，就算是一块石头，也有被捂热的时候，何况是人心呢？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耐心教导下，黄维的思想慢慢有了转变，虽然有时候还是容易钻牛角尖，但是比以前那是好太多了。
　　1968年4月，黄维被转押到了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里，黄维度过了7个春秋，直至其于1975年3月获得特赦释放。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今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宁远街高尔山下，其大门右侧是周总理亲笔题写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七个大字，左侧则写着＂抚顺战犯监狱＂。自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黄维仍念念不忘他屡试屡败的永动机，要求继续研究。
　　后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将＂研究永动机＂作为帮助黄维彻底转变思想的突破口。为此，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仅抽调多名技术人员，申请专项经费，为黄维专门组建了一个科研小组，而且还不断鼓励黄维：＂如果成功了，对人类将是莫大的贡献。不要有顾虑，要继续研究，希望成功。＂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这些举措，令黄维感激涕零，开始积极配合改造了。然而，黄维的永动机试验屡战屡败，这是毫无悬念的。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金源，只好一面不停地安慰黄维，一面劝阻那些讥讽黄维的人，让他们不要乱说话。这种思想和行动上的感化，让黄维彻底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他的耐心、理解和尊重，他从而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和反省。
　　1975年初，新中国第七次特赦工作正在推进。恰逢此时，黄维的永动机试验又一次失败了，这对黄维的打击非常大。研究永动机20多年了，黄维的坚持和努力没有换来任何回报，并且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经过这一次研究失败，已经71岁的黄维被击垮了，其缺血性心脏病再度复发，而且病情非常危急，严重威胁到了黄维的生命。闹不好，病体沉重黄维就等不到特赦之日了。
　　怎么办？当时，为了挽救黄维的生命，抚顺战犯管理所立即请示公安部，准备将黄维送到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干病房进行治疗。很快，公安部就将这份请示报告，转呈到了周总理的手中。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说的那一幕——周总理不仅批示同意，而且还特意指示：＂将特赦的消息提前透露给黄维，但是要严守工作机密，只能让黄维一个人知道，这样估计能有利于他配合治疗，加快他心脏病的治愈进程。＂
　　可想而知，当黄维得知即将特赦的消息之后，他会是什么反应。自从1948年12月在战场上被俘虏之后，黄维在战犯管理所之中已经整整度过27个年头，他从40多岁的中年人，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当时的黄维根本想不到，他会有重获新生的一天，一想到自己就要迎来新生了，黄维顿觉神清气爽，把研究永动机失败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这就是周总理的高明之处，因为对于旧病复发性命堪忧的黄维来说，再也没有比特赦更好的消息了，这犹如给黄维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来，在医院的精心救治下，黄维的病情得到了好转，平平安安地离开了医院，回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候那早已经期盼良久，如今触手可及的特赦之日。
　　1975年3月19日，清晨6点30分，黄维等百十名大多两鬓斑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其实在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已经全都知道了特赦的消息，黄维得意洋洋地对其他人说：＂你们现在才知道，我可是早就知道喽！＂这里要多说的是，战犯们虽然知道特赦的消息，但是并不知道这次是全部特赦，因此他们的心情还是比较焦虑的，每个人都在猜想特赦名单里会不会有自己。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当广播里传出这句话的时候，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礼堂里顿时爆发出了轰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根据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回忆：＂（包括黄维在内的那些战犯们）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则泪流满面。＂
　　1975年3月23日，已经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黄维，以及其他将近300名特赦人员，齐聚在北京饭店。在这里，黄维见到了妻子蔡若曙，见到了女儿黄敏南。在招待宴席上，作为这次特赦人员的第一名，黄维代表全体特赦人员，宣读了一封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感谢信。在宣读感谢信的过程中，黄维的声音颤抖、内心激动，好几次掩面而涕。
　　此后一段时间，黄维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先后到陕西、河南等地参观游览，感受新中国建设的日新月异。在此期间，黄维还听说了一件事——当年他的女儿黄敏南高考成绩非常优异，但是由于黄维身份的原因，复旦大学不敢录取黄敏南，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帮助协调，黄敏南才成为了复旦大学学生。
　　黄维感动极了，联想到周总理此前对自己和家人的种种关心和关怀，他不由得老泪纵横。1975年9月30日，在参观游览结束之后，周总理邀请黄维等特赦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当时，周总理的身体并不好，但是他仍旧坚持亲自出席宴会，和这批特赦人员见见面。每当回忆起这一幕，黄维总会说：＂周总理堪称天地正气，古今完人。那是我感动一生而又至死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黄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这里要说的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这一职务，以前是没有的，是周总理的一项创造性发明，目的就是能够为特赦人员安排好工作，给他们发挥余热的舞台。有很多特赦人员都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比如说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甚至包括末代皇帝溥仪，他们将自己切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整理成册，为这一方面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噩耗传来之后，黄维悲痛万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一系列追悼活动，以表达内心对周总理的感恩、崇敬之情。或许，与周总理生前的一幕幕往事，不断在黄维的脑海中浮现——自己和家人们如今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这种恩情深如大海！
　　1983年，黄维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在获得特赦之后，如周总理所愿，黄维长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作出了很多贡献。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时，黄维专门撰写回忆文章，并给身在台湾的昔日同僚们写信：＂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