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幸存的革命者16（曾志）

　　白区岁月
　　负责高风脸工作
　　1930年6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错误思想占据了统治地 位。他们错误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当时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军阀战争的爆发,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于是,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 冒险计划。
　　当时的中央认为,福建已经在闽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如果把农村武装斗争与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就更容易在福建首先取得胜利。
　　为了贯彻中央的路线,福建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城市白区的工作,组织厦门暴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和蔡协民奉命调到厦门,在福建省委机关工作。
　　当时,福建省委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闽西特委和红军提供的,取之于地主豪绅的浮财。
　　临行前,特委将一大笔经费交给我们转交省委。所谓的经费,就是几十两的黄金首饰。我找来一把雨伞,把竹把掏空,把30多个戒指拉直,一个个塞进雨伞的竹把子里。我又缝了个布袋子，将金项链装进去，缝在裤腰带上,大约有一斤多重。剩下的几个金镯子就戴在左右的手腕上。
　　1930年7月初的一天,我和蔡协民在一位姓赖的同志护送下,从龙岩出发。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三人不走大路,由水定的赤白交界处,翻山越岭，,趁着黑夜来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峰市。这是一个集镇,归广东大埔县管辖。
　　在赖同志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地下交通站。这是一个老字号店铺,店铺的后门外有一条小河,乘小船可直达大埔县城。
　　第二天晚上,我和蔡协民乘小船去大埔,又换乘小轮船到潮州。
　　在小轮船上,我们偶遇在上杭为毛委员治病的那位医生。他显然也认出了我们,只是点头笑笑,没有同我们交谈。
　　我和蔡协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对此人也不甚了解。倘若医生去告密, 我们保准被捕,因为轮船上就有国民党警察,且无藏身之处,跳水逃跑,我们又不会游泳。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故作镇静,任其变化。
　　船在江中不紧不慢地开着,我们心中却焦急万分,真希望船早点到达终点。 好不容易看见潮州的轮廓出现在眼界,我们悬着的两颗心才渐渐落了下来。
　　船一靠岸,我们就急忙下船,混人熙熙攘攘的旅客人流之中。那位医生也紧随其后,但没什么动静。不一会儿,他便与我们分道扬徽了。
　　此刻我们才松了口气,航程中绷紧的心弦顿时放松。那位医生真是个好人!他若告密,肯定会得到一大笔奖赏。我们细想,身处上杭苏区的这位医生,一定受过共产党、苏维埃的影响,至少对革命是同情和支持的。
　　当晚,我们在潮州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到了汕头。从汕头搭海轮到厦门,在波涛起伏、一望无垠的大海中航行了两天多时间。
　　轮船终于靠上了厦门码头。只见码头上军警林立,关卡甚严。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踏上的是一座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城市。
　　我和蔡协民一上岸,就有地下党的同志在等候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省委机关驻地。那是两栋样式相同且紧挨着的房子,中间有一个院子,两房内部是相通的。省委书记罗明＂住在其中的一栋,我们住在另一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明。罗明是广东大地人,高高的个头,身体瘦弱,戴着眼镜,说话和气平缓,虽然只有三十来岁,却像个长者令人尊敬。
　　我们在闽西时早就听人说起过罗明,而且都是用很尊敬的口吻,他在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中威信最高。
　　在我们来之前,罗明单身一人住在那里, 吃饭也都是在外头打游击,东吃一顿,西吃一顿。我们住下后,便请他和我们一道用餐,就像一家人。
　　安顿下来后,我抽空观察了一下房屋和周围的地形道路,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这栋房子看似两层,但实际上楼上与楼下是分割的,梯已被已被堵死,从屋后的山坡上有路直通二楼。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二楼到底住着什么人。因为有几个早晨,我都曾见过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经常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此人30多岁,穿戴不凡。我猜想他肯定不是等闲之辈,有可能是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
　　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弄清此人的底细和来头,因为我们住在下,也许他能听得到我们的谈话。不查则已,一查足以让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此人是厦门市公安局的侦探长。作为国民党的鹰犬,这种人正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对头。
　　看来此地不能久留,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嗅出什么味道之前,另找地方尽快转移。
　　我们很快在鼓浪屿的虎巷8号租到了一层房。这里共有七八个房间,有一个门单独进出,房租比较贵,楼下和对面的房由房东自用。
　　为了隐蔽视听,房子是由蔡协民以西药店老板的名义租下的,作为省委的机关驻地。我们称罗明为堂兄,称省委秘书处处长黄剑津为弟弟。除我和蔡协民是正式夫妻之外,组织上分别从漳州石码一带调了个叫谢小梅的女同志,从闽西调了个小学女教师郭香玉,安排给罗明和黄剑津同志做假夫妻。她们就住在机关里,谢小梅负责刻蜡版、油印材料,郭香玉负责抄抄写写。我们还在当地请了一个50多岁立志终身不嫁的＂自梳女＂,帮助料理家务。
　　我在机关里的任务是抄写密件,与交通站联系,接送文件,与外界联络,同一些地下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其中有厦门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等。
　　在机关里我是个忙人,差不多每天都得外出。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西药店老板的太太,租住的又是好房,为了应付房东和邻居,所以每次外出都需要穿金戴银的,而且不得不换上我不喜欢的旗袍与高跟鞋。
　　但有时还要看联络接头的对象,如果是来自苏区农村的,我在出门后, 到了偏僻之处,又要取下金戒指、手镯和项链,以免在接头时暴露身份。
　　虽然罗明安排我从事这些危险性很强的工作,不过他还是多次叮嘱我,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就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在街上碰到再熟悉的同志,也要装作不认识,甚至连眼睛都不能抬起来,以免引起盯梢的敌人注意。
　　我到厦门不久,有几位在 ＂厦门劫狱＂中胜利逃到闽西苏区的同志的妻子,她们听说我从闽西过来,想向我了解自己丈夫在那边的情况。经过组织的同意,我与她们相约在中山公园见面。
　　公园里游人稀少,我们四人装作结伴而行的游客,找了个僻静之处聊天。当她们从我那里得知她们丈夫的近况后,十分高兴也万分感激。
　　但事过不久,她们就在别人面前说起我的不是。原因是,有一两次大街上见到其中的一两位女同志,她们想与我打招呼,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将头转向另一边装作没看见,不搭理她们。由于她们不理解秘密工作的纪律,便认为＂曾志这人非常傲慢,在路上碰到她,本想和她打招呼,可她把头一偏,理都不理,目中无人＂。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心里也感到委屈和内疚。其实我何尝不想无拘无束地和自己的同志相聚,但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因此后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请她们原谅了。
　　初识陶铸
　　我刚到厦门没几天,正赶上一次武装冒险行动—攻打厦门盐务查验关。
　　对省委组织的这一行动,许多同志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的盐关对盐民＂抽筋扒皮＂,恣意盘剥,对挑盐的农民也要抽 税,若交的不够或交迟了,便又打又罚,群众痛恨已极,攻打盐关,不仅可为民除害,扩大党的影响,而且也可作为厦门武装暴动的一次演习。而一些同志则认为此举意义不大,弄不好不仅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而且容易暴露自己,刺激敌人加强防范和＂清剿＂。
　　然而,省委领导头脑正处在＂发烧＂之中,听不进反对的意见,执意决定攻打盐关。
　　1930年7月25日上午,原计划组织厦门工人、农民、学生200多人,在厦门港举行反对军阀战争与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因时间尚早,武装纠察队还未到齐,总指挥曾炎便下令集合队伍冲入盐关捣段了里面的设备,继之就在民生路渔行口一带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公开演讲呼口号。
　　由于敌特事先已侦知我们的行动,调集部队和警察包围了游行队伍,甚至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进行残酷镇压。愤怒的群众在武装纠察队的率领下,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达一个小时之久。与此同时,关押在思明监狱的20多名监犯,听到街上枪声大作也趁机暴动,他们打破监狱、冲出牢笼,加入肉搏战。搏斗中,总指挥曾炎为掩护群众当场牺牲,另外还有三人牺牲、三人受伤、五人被捕。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无谓的牺牲。1930年9月下旬党中央纠正了李立三＂左＂ 倾冒险错误,原先成立的厦门行动委员会也就停止了工作。
　　一天,我在省委书记罗明的屋里见到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约二十三四岁,个头不高,却很精干,微黑的面庞,青腮帮子,一头不驯的浓密硬发,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他上身穿一件咖啡色广东衫,下着西裤、皮鞋。我觉得这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更谈不上潇洒儒雅,却自有一股逼人的 英气。
　　罗明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愣了片刻。
　　哦,原来他就是陶铸!
　　这个名字我在闽西时就听说过了,他就是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总指挥(一位华侨青年还根据此事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20世纪50年代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从监狱中获救的一批同志,后来奔赴闽西苏区,我就是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陶铸是一位十分英勇又极有才干的同志,因此他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陶铸也没想到,人们传说的闽西苏区蔡协民家的那个泼辣能干的＂母夜叉＂ 竟然是白净秀气,一头垂肩秀发,穿着素净得体,举止端庄的年轻女人。难怪他大吃一惊。可见,当时人们都把我想象成个又凶又丑的女人。
　　看到陶铸那副愣神的样子,我心里不由得暗自好笑。但紧接着下来,我对陶铸原来的那些好印象全没啦。
　　罗明与陶铸谈话,可陶铸坐在那里, 眼睛看着窗外,一副爱听不听、爱理不理的样子。罗明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下去, 可陶铸还是那么个心不在焉的劲头。罗明有些生气地说:＂你态度好点行不行?＂ 陶铸也不示弱:＂难道要我跪着听你说话?＂气得罗明好久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想,陶铸怎么能这样对待领导?罗明在省委机关很有威信,备受尊重,又是年长我们许多的老大哥,而陶铸如此傲慢,实在是太过分了。
　　第一次见面,陶铸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但是当我进一步接触并了解了陶铸后,又不知不觉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不久,在军委书记王海萍妻子那里我见到的是另一个陶铸。
　　陶铸与王海萍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1928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陶铸去了上海,中央分配他到红四军工作。途经厦门时,军委书记王海萍见他黄埔军校出身,经历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懂军事且有作战经验,就恳切地 将他截留下来,做兵运工作和搞武装斗争。王海萍先让他到厦门炮台当了三个月的兵,计划伺机兵变拖枪暴动,后来转来做劫狱工作。劫狱成功后,陶铸便留在省委军委机关工作,与王海萍夫妇同住在机关里。
　　有一阵,王海萍奉命去闽西巡视指导工作,偏偏不巧的是,他的妻子此时身患急性腹膜炎,因为没有钱,不等完全治好就提前出院了,在家里生活不能自理。王海萍把妻子托付给陶铸照顾,提看一颗悬着的心去了闵西。
　　陶铸尽心尽力去完成战友的嘱托,对王海萍的病妻给予无微不至、温柔体贴的照顾。他每天跑里跑外,烧火做饭,喂药喂水,洗洗刷刷,甚至像倒尿倒屎、洗涤污物这样的事,他也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去做,直到两个月以后王海萍回来。
　　当我耳闻目睹这一切后,十分感动。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富有同情心,对同志就像严冬里的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