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曹锡宝，为何承认自己上书弹劾刘全，是轻率莽撞的举动

　　监察御史曹锡宝，为何承认自己上书弹劾刘全，是轻率莽撞的举动
　　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曹锡宝，生性坦率，刚直不阿，是清乾隆朝一位有责任心的监察官。当他看到＂当朝第一宠臣＂和珅利用权势、结党营私，贪污纳贿、中饱私囊时，总想寻找机会弹劾和珅。但是，当时和珅正权倾朝野、位极人臣，并深得乾隆宠信，就连皇太子都要让他三分，想扳倒他谈何容易。曹锡宝左思右想、几经谋划，决定先拿和珅的家奴和府大管家刘全开刀，以期打开＂倒和＂的缺口。
　　原来这个刘全非一般家奴可比，他长期鞍前马后追随和珅，是和珅巧取豪夺、看家护院的得力鹰犬。随着和珅的得宠升迁，他也成了和府的大管家，由是，更倚仗主子的权势在京城胡作非为。他不仅为自己聚敛了万贯家财，而且，所乘宝马香车，所穿华服饰配，所居高门豪宅，皆极尽奢华，严重＂超标逾制＂。要知道，在等级规制十分森严的封建社会，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马车，住什么房屋，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的衣食住行，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其罪非同小可。刘全的生活行状显然不符合一个家奴的身份，这正好可以成为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突破口。
　　曹锡宝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取证后，觉得胸有成竹了，便于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六月，向皇帝呈上奏折，弹劾＂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
　　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接到曹锡宝的奏折后，立即将随驾的和珅召来诘问。和珅神态自若地回奏说，自己平时管束下人甚严，下人不敢越轨，或许是因为随驾时间长了，仆人无人管束，渐渐惹事生非起来，也未可知。说到最后，和珅还假惺惺地乞请皇上严加审查，若如奏折情状，从重惩处。
　　乾隆即命留京的王公大臣召见曹锡宝问明情况，又令步军统领派遣官员跟曹锡宝一起到刘全家调查。到了刘家，并未发现任何＂逾制＂的迹象和证据，调查一无所获。几经查验，既没有奏折里说的豪门大宅，也不见什么华服名车，刘全住的也是与普通百姓一样的房屋。曹锡宝傻眼了，豪宅香车怎会不翼而飞了？自己曾经掌握的证据哪里去了？心里满是疑团，却无半点办法，只得＂自承冒昧＂，承认自己上书弹劾是轻率莽撞的举动。
　　但乾隆却不满意，又把曹锡宝传唤到热河行宫当面诘问，曹锡宝回答说：＂尽管现在无法找到刘全倚势营私的实迹，但我也是为了让和珅‘杜渐防微’能及早预防不良现象的滋生，才上呈了这道奏章。＂乾隆不以为然，又命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人再次询问，曹锡宝只得承认＂杜渐防微＂一词说法不妥，请求皇上惩治自己的罪过。于是，曹锡宝被移交给吏部议罪，吏部官员揣摩着乾隆的用意，议决给予曹锡宝降职处分。吏部意见上呈后，乾隆故作恣态地说：＂曹锡宝闻风即雨，不查清虚实就前来奏报，这是书生‘拘迂之见’。现暂且对他从宽处罚，改为革职留任。＂
　　曹锡宝作为一名监察官，当然知道证据在司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了，所以他在举报之前作了周密的调查，并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然而后来搜查时，为何所有的证据都统统人间＂蒸发＂了呢？
　　原来，曹锡宝在写好奏折后，曾拿给同乡好友左都御史吴省钦看过，或许是想让好友提提意见，或许是想让上级（左都御史是监察御史的上级）闻知此事。哪知这个＂上级兼好友＂是个卖友求荣的角色，闻讯后，立即暗自驰马热河，向和珅告密。和珅即令刘全火速毁掉豪华府第，急建普通民居，并把越制的车马服饰统统藏匿起来，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等到曹锡宝的奏折递到乾隆手上时，一切罪证都己灰飞烟灭了。
　　从表面上看，曹锡宝反贪蒙冤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不慎＂泄密＂，使权势奸人有了毁灭罪证的时间。但是，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乾隆充当了和珅的最大保护伞，他不想深究下去，是怕就此毁了和珅。照理说，这个弹劾案，虽然一时查无实据，但毕竟曹锡宝是在履行监察职责（御史可以风闻奏事），况且，他一向办事认真，此次弹劾怎会轻率鲁莽？然而，乾隆却不去深究个中蹊跷，也不留案待查；反而再三逼问曹锡宝，迫使曹锡宝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犯下了＂妄言罪＂，从而草草了结此案。一位朝廷的言事大臣只因举报了和珅的一个家奴，尚且落得如此下场，今后还有谁敢再去参劾和珅？想必乾隆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此后，曹锡宝一直忧郁寡欢，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便含冤去世了。
　　就在曹锡宝离世七年后的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太上皇乾隆驾崩不久，嘉庆皇帝就处死了和珅。在抄没和珅家产的同时，也查抄了刘全一家。且不说查抄出的和珅家产价值白银达十亿两，相当于朝廷十年的国库总收入；仅刘全一个家奴，抄出的家产就值白银二十多万两。嘉庆认为：此前，御史曹锡宝＂所劾不虚＂。于是，为曹锡宝平反昭雪，表彰他不愧是＂诤臣＂。
　　尽管曹锡宝反贪蒙冤案以平反告终，但这终究是封建专制体制内皇帝权力与巨贪权臣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事实上，查抄和珅家产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都落入了嘉庆的腰包，正如坊间所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所以，这个反贪结果依然是君主权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君权反贪的胜利，而绝不是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反贪的胜利。事实证明，在嘉庆严厉查处了和珅贪案后，清朝官吏的贪污行为并未就此收敛，反而越来越猖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