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后期又增调了第50、第66军)以及炮兵第1、第2、第8师和一个高射炮团、两个工兵团,开赴朝鲜战场前线。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从此拉开了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1952年1月,聂荣臻匆忙赶到中南海,此时,毛主席正在办公室与罗瑞卿谈话,聂荣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立即推开门走了进去,毛主席看到他怒气冲冲的样子,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让他先汇报。 当时,聂荣臻负责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等工作,只见他大声说道:"我是来告状的。"说罢,就把一包东西放到了毛主席的面前,毛主席打开包裹,只见里面是前线部队使用的急救包。 聂荣臻悲愤地说道:"这药是假的,根本不起作用,棉纱也没有消毒。"听到这话,毛主席和罗瑞卿都感到无比震怒。 主席沉默了半晌,然后怒不可遏地说道:"通知陈毅,彻查到底,严惩不贷!" 随后一方急电传达给了正在上海的陈毅,要求他立即对于这批药品的来源进行详查,接到命令以后的陈毅立马展开调查。凭借着订单记录,他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到了上海药店"大康行"的老板——王康年身上,他就是此次假药事件的"始作俑者"!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7岁进入上海大亚电台先后担任练习生、播音员。 依靠其岳父的关系,王康年此后在上海西藏路生吉里租赁客堂间开设了一家名为大康行的商号,主要从事毛巾、袜子、雪花膏、万金油等产品的贸易生意。 之后又迁至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改名大康西药行,开始制造假药,用玉米粉冒充阿司匹林等药粉,贻害病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康年将大康西药行迁至汉口路456号三楼306室,改名大康药房,专营西药投机贩卖。由于投机、抛空头栈单,到期无货兑现,负债千万余元,药房倒闭。 1949年之后,大康药房复业,王康年借西药供应紧缺,而抗美援朝战争又急需西药之机,以空头承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东荣军学校卫生处、皖北卫生行政处等单位定货,并用金钱和贵重物品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手段骗取定货款,进行投机买卖。 1951年8月,他接到志愿军某部定购"消发灭定粉"和"氯霉素"等六种前线急需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定货款3亿多元(旧币)后,将用带菌烂棉花、旧纱布所制作的"急救包"等假冒残次药品、医疗器械等抵充交货,直接贻害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 当时志愿军前线相继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很多志愿军的伤兵,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时候,原本只是轻症,病情却很快就恶化了。甚至很多战士本来只是一些小伤,治着治着就到了要截肢的地步,更是有不少战士就这么死在了医院里。 在陈毅带领下开始严查医药行业,通过查阅调度流水线,查到了大康西药行,这个药行完全不匹配的大规模生产输出,在短短的时间内,是怎么做到拿下大额订单,以次充好,劣质药品是怎么顺利通过检验的,这重重疑点直接指向王康年。 1952年初,因大康药房青年店员董渊等检举揭发,王康年的丑恶行径大白于天下。这年2月,他与其他不少奸商一同,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版面。 王康年相关犯罪行为的得逞,在相当程度上也与相关部门人员被腐化有关。据其供认,曾先后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为此,大康药房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外勤部"的部门,除请客、送礼外,还招待采购员住宿,招待"家宴",代付一切费用。王康年还自诩"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 1953年2月28日,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在自己二十九岁最风华正茂的年纪里,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钱财,制造假药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一声枪响后,这个年轻的生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