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二世而亡，真亡于暴政？

　　秦帝国作为华夏史上首个统一治理九州大地的政权，其出现是如此耀眼，其速亡又是如此震撼。使得讨论这成因，成为史家、学者孜孜不倦的事，后世百姓亦常谈常议。所有的讨论，不过是想从中找出点道理，摸出点规律，以戒后来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汉贾谊写的《过秦论》三篇。
　　在《过秦论》上篇结尾处，贾谊直接抛出结论和中心思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把秦帝国的迅速崩塌归为：峻法太多，穷兵黩武，不爱民，不养民，暴政无仁。这固然有一定因素，但权认为这更多地是贾谊想借此题，而推自己的政治主张。
　　既然两千年前的高级干部贾谊这样，我也斗胆在两千年后以一介草民身份，讲讲自己的看法。当然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笔者也是加自己的私货，那我也不否认。货供不供，是我的事；买不买，才是你的事。
　　我们先来看看反秦起义都在哪里发生：首例在大泽乡，今安徽省内；主力项家在今浙江省吴兴地区起兵；后天下主刘邦应该在现江苏省境内地方起义。虽然我没有详细统计过，但起兵＂造反＂基本应该都在以前的关东六国的地区发生。秦国旧地地似乎风平浪静。如果是贾谊的仁义论成立的话，那应该只剩两种解释说得通：一、始皇偏心，仁爱不过函谷关。二、秦国旧地的群众是铁打的，无仁无义照样生活。
　　这两种解释显然是荒唐的。那就引出另一个很可能的结论：秦之亡不亡于仁义不施，而另有其因。这个另有其因会是什么？下面慢慢道来。
　　首先需要问的是：秦在统一之前干了什么？统一之后干了什么？这前后差别是否与速亡有关？
　　先说第一个问题。统一之前，秦地发生的最主要的事，恐怕非＂商鞅变法＂莫属。其变法的事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重点在变法本身。商鞅变法是动了当时秦国的根本。之前的秦国与之后的秦国完全不是一样概念。之前的秦国延循西周传统：贵胄治理，分级撑权，经典的封土建国体制；改革之后的秦国一扫这些祖制：君王集权，通过非世袭官员一杆子管到县级单位。两者的差距核心在于社会动员力上，主要是战争动员力上。在组织、管理和群众的积极性上造就后者动员力数倍于前者。这变法及变法之后的产物是千年以来，神州大地上前所未有之物。如果讲仁义不施，早在秦帝国灭亡150多年之前，就已经仁义不施。为何当时没出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呢？
　　先按下这个疑问，不答，接着说。
　　商鞅变法广度大，程度深，过程烈。以致于变法开始后十多年，最后的保护伞秦孝公一死，商鞅本人立马被积恨多年，丧失特权的老贵族们刑以车裂，据说满门还被抄斩了。在《天下之难莫过于革新》一文中说明过变革的种种艰难，在这里这种艰难解释了商鞅本人结局的必然性，或者说大概率性。
　　然而秦国在商鞅死后，非没有被反改革的复辟力量主导，后任君主们通过六代，依旧＂仁义不施＂地推行着商君法。最终以变法之国身份，凭实力占半壁江山，在历史的十字路上，有资格选择历史的前进方向了：统不统一天下。可以说，商鞅死了，商鞅的制度活了下来。这就是秦国在统一之前干的最主要的事。
　　这里插上一段：这些是不是提醒了什么？对，相同的，秦帝国覆亡了，秦法后续又活了很长、很长。甚至在当代，在国家治理中，依稀可见秦法的影子。好像历史特别钟爱这段剧情，演一遍不过瘾，要求回场再来一遍。只不过，这＂回场＂回得更是跌宕起伏，可歌可泣。
　　既然商鞅本人与秦帝国本身的命运有高度相似，死状高度相同，后来遗产的结局也几乎相同。那其过程和原因是不是也是相似的？我们接下来说，回头再看这个疑问。
　　回到前文中所提：秦统一之后干了什么？
　　我们回顾下，秦统一天下，成为帝国之后，做了什么被后世称为＂统一＂的事：统一文字、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废世袭等。
　　一样样理。文字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小篆，度量衡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度量衡。推行郡县是在关东六国推行在老秦地已执行150多年的郡县制。废世袭是废除早在老秦国废了150多年之后，关东六国的世袭。其它的也可以一一对照。秦统一天下所做的事，说白就是主要在关东六国推行早在商鞅时代，在秦国境内就已推行的商法，只是此为更大号的后续版本。整个事，对后人来说，好像是统一事务；但对当时六国人们来说，这其实是变法事务。 这点很重要。所以，与其说秦统一天下，不如说秦国推商鞅变法至已是秦帝国境内的原关东六国，简单地说是剩余的天下改革为秦法而己。
　　这里本文的主旨：秦帝国为何亡，为何速亡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不卖关子，直接抛出本文的观点：秦帝国之亡，非死于其它，就是源于改革。更准确的说法：死于改革烈度之大，（面对改革敌人）准备之不足。
　　先说死于改革烈度之大。
　　商鞅变法之事，商鞅仅在秦国一国（当时秦国版图很小）强推十多年，便随后本人被复辟力量杀死，而后人用六世余烈才完成半壁天下的变法（秦国统一之前版图），就足以看出变法之难，革新之险。更不用说后来秦政权在关东六国加新开拓的百越之地，强推变法的难度。面积变大多倍，人口变多数番，那么变法要面对的曾当权的复辟、守旧力量也随之成倍增长。
　　复辟、守旧力量有哪些，这里稍稍列举下：推秦制度量，六国百姓皆要适应；立小篆为楷，所有读书人都要重新学习；罢黜百家，端了天下所有知识分子的饭碗；废封地建郡，则是夺了所有关东贵族的特权。公元前221年之后所做每件大事都是空前的，又几乎绝后的。结合改革涉及幅员之广度，社会生活之深度，得罪人数之众这三者增量，使变法难度更是对应地成倍数之倍数的几何形势增长。这里就上文所说的度量衡，举个当今例子。公制推行约百年，英国是很晚之后改英制为公制。美国更是因为改起来麻烦，百姓收受起来困难为由，现在还执行英制。
　　故才有＂天下苦秦久矣＂这样的说话。这句更深层次地解读应该是：天下苦秦之变法久矣，不是苦秦之统一久矣。主要苦的人也是六国旧贵族，六国百姓的苦是其次的，内容也仅是短时间内不适应新的律法、生活、工具等一系新事物。
　　先有全国改革烈度预计之不足，后就有全境变法准备之不足。
　　再说准备如何不足，不足在哪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变法者相同，始皇亦不能例外。在天下推行秦法变法时，主政者会犯错误，新方案也会有疏漏。变法过程一旦有任何闪失，复辟者必会加以利用、反攻倒算，清算逆流必会重现。好比水中的船，船底有漏洞，水必定渗到舱内；攀岩的人，脚一踏空，身体必往下滑。
　　此时，变法者如处理不当，稍有不慎，改革就会被颠覆，变法就会被抛弃。更有甚者，之前的成就都会付之东流。可谓旺火煎薄肉，过之必柴。历史随后的事实就是展现了其中的一个闪失而带来的改革危机：嬴政没考虑到自己积劳而突亡，又立嗣不完备，改革工作交接不善。总得来说，这是改革容错防备不足。
　　而以始皇为代表的全国改革小组，又低估了改变的难度，轻视了复辟的力量，进而没有做好充足的、长远的改革打算，最后造成改革事业失败。心过急，事太多，改革之力太猛。因改革得罪的主要是关东六国的遗贵强豪、守旧势力，又太多，产生地太快。他们几乎同时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让改革造成了欲速则不达的局面。此为评估工作量不足。不过，话要两头说：这也难怪这个改革领导小组，干这旷世大事，立此未闻之功，所遇到的阻力也将会是旷世的，闻所未闻的。
　　另一点，改革者在明处，反对者则在暗处。从反改革复辟力量来说。他们在嬴政当道里，是循匿于人群之中的：如喊道＂彼可取而代之＂的小项羽，如说出＂大丈夫当如此＂的刘亭长，他本应是体制内的改革工作人员。改革敌人的隐蔽性和潜伏性，客观上造成侦打改革敌对力量的难度。嬴政即使想找到改革主要敌人也找不到，或者说找不到全部。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在咸阳圈起那些看得见的敌人-关东六国中台面上的老贵族们。至于真正后来威胁改革的人，那些看不见的项羽们，是断然不可能预先防犯和处理的。这就必然是使得改革本身在已经很难的情况下，难上加难。这是评估敌情不足。
　　这还不是最难的。从辩证地哲学上说，那对应的，在天下改革的秦法所益人群，能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力量，又主要是后世百姓，以及相对于后世人数较少的当代群众们，两者都在客观上无法在当下为变法，对抗改革反扑力量。因为前者尚未出生，后者无人组织。简单说，改革小组面对的局面是，当下护法之人，少，而复辟之徙，众。这是估己方力量不足。
　　这里多说一句：后来承接改革的汉帝国的起家--刘邦出原来的属地，争天下，恰恰是靠充分利用的老秦地受益于秦变法的资源来实现的。其中资源包括且不限于：人、都城设施、组织架构、农业基础、改革经验。这也侧面回答了之前提的：为何当时没出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呢？无它，改革已恩及大众，群众已接收并维护改革成果。这也侧面说明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当然也不可苛求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嬴政李斯们想到走群众路线。
　　这里只是例了下我能想到的四不足。就这四不足加之前所提难度大，就已经使强大的秦帝国不堪重负，轰然倒塌。至此，可以得出结论：秦帝国非亡于＂仁义不施＂，实亡于变法太难，任务之巨，轻敌之下。同时，也回答了前文所提命题，秦在统一前后做的事，即改革，是其速亡的主因。
　　用现代的话直白地说：改革的当下能力无法支付改革的当下成本。用金融的话更时髦地说：秦帝国是被改革挤兑兑死的。
　　最终隆隆烈烈的一场名为＂统一＂的变法，在寡不敌众中，迅速失败。暂时性的＂人亡政息＂了。真可谓：商鞅死得有多惨，秦帝就亡得有多彻底。
　　借此，推想下，如果秦帝国的全国＂统一＂改革，是在空间中分步进行，在时间上分时段，甚至是＂功绩不必在我＂的跨代推进，同时对改革中失利一方，加以赎买、补偿，并且提高敌在暗处，敌在内部的警觉。那最后有可能帝国不会速亡，改革也不会受如此大的波折。
　　万幸且相同巧合的事，秦帝国因变法而亡，但秦制却因变法而后生。与商鞅的变法一样，商鞅变的法在后续百年中逐步推进，终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中，大成。秦政权变的法在其始作者覆亡后的百年中，陆续推进，终在汉武帝中期国力顶盛中，大成。之后的数千年里，华夏地区又一直有效遵守法家的国家治理原则，践行法家的各种规章制度。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这个大轮回，怕是再好的艺术家也写不出的好剧本了。
　　即使如此，在后世中华中，不乏改革与改革者，或成功，或成仁。但每次变法无一不艰难，无一不被复辟，无一不壮烈。纵敌千万，改革往之。结果，中华文明却在一次次危机中，一次次变法后，伟大成长，延绵不断。在众多古文明的消失背景下，堪称奇迹。
　　曾经，据说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总是被她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这里，我认为这句话更应该是：＂中国总是被她实践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改革者们保护得很好。＂
　　文至此，常思常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