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术和人情世故
在连续攻陷九江和安庆后,1862年,曾国藩令四弟曾国荃率湘军兵临金陵城下,与太平天国展开最后决战。
"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三路兵团进军之策既定,他志在必得。
但金陵(今南京)这座龙盘虎踞的千年古都,并非只有六朝金粉和秦淮烟雨,它还有铜墙铁壁的防御工事和视死如归的守城军人。
九江和安庆的致胜经验在前,湘军仍然采用挖穴之法:将地道挖至城墙底下,施以炸药炸开缺口,从而发动总攻。
围城之日起,湘军就各个方向挖地道,持续不停挖地道……
湖南人的"耐得烦,霸得蛮",曾国荃体现淋漓尽致。
然而办法不是永远好用。第一,蒙头挖掘注定有挖过的风险,地道穿过城根进入城内,工兵露头便遭太平军痛击避不可避。
第二,地道挖深爆破起不了效果。地道挖浅草根被毁,地表草色变黄异于周遭,守军发现端倪,则以毒烟、沸水相迎。
第三,挖穴之法有其先天的不足:没有机械设备,仅凭人工进度缓慢。
一年过去,炸药消耗巨费、工兵死伤无数,粮草需求与日俱增,夺城之日却不得而知。
金陵战事的艰难和漫长,显然超出了曾国藩的预期。
而两翼兵团捷报传来,李鸿章三个月拿下苏州,左宗棠六个月夺回杭州,曾国藩喜忧参半。
喜的是免去了东南战场的后顾之忧,忧的是弟弟曾国荃始终攻城不下、处境尴尬。
同治帝上谕随即而至,询问曾国藩能否亲临金陵主持大局。虽然朝廷对战局不满意,曾国藩却担心临阵换帅影响其弟的信心。
他顶着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并没有马上催促前线的曾国荃,反而去信鼓励弟弟:戒骄戒躁,稳扎稳打。
1864年,淮军主帅李鸿章发来密函,曾氏兄弟"肝胆俱裂":朝廷要淮军西进,有参与金陵会战的意图。
这是李鸿章的提前知会。
一个月后,"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往金陵,会合曾国荃会师",已由暗示变为直接下令。
"老板"要的是最终结果,至于功出自何人之手,并不关心。但对于"职业经理人"曾国藩和李鸿章而言,这却是个不得不反复权衡的问题。
李鸿章已经完成交办任务,不代表老板可以任由他顾忌同事感受,不越界揽事。
围攻金陵缺少的,正是淮军的重型火炮,曾国藩客观上也没有理由拒绝同事的支援。
他只得去信开导,打下金陵无非占得美名而已,提前让弟弟有个心理准备。
但曾国藩的隐忍和格局,哪是曾国荃所能企及?
期间,"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李鸿章知道,是该给曾氏兄弟表立场的时候了:"不敢近而窥卧榻"。他的处理不仅含有庙堂之术的高超,还有对人情世故的把握。
如果遵旨办事在平寇大功面前,他显然难逃争功夺利的嫌疑,引发湘淮两军的摩擦可以预料,更有甚者会破坏与曾国藩多年的师生情谊。
如果不出兵,恰恰是曾氏兄弟难以启齿却又求之不得的,这是个多大的人情。
要成全曾国荃的不世之功,还不能公开违抗朝廷的命令,李鸿章和曾国藩心领神会,开始默契配合。
李鸿章上书朝廷,多强调客观情况:淮军刚打完大战需要修整,江苏也要派兵驻守,少谈主观想法。
他不动声色,打定主意就是一个"拖"。
曾国藩紧随其后: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
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
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
曾国藩的奏书滴水不露,掌握主动。
他以理表达,本来有意请淮军来支援,这是在助剿问题上和朝廷保持步调一致。
但考虑到他们苦战积劳,李鸿章又为封疆大吏不宜随意驱使,故没有及时奏报。
体恤同僚,将调遣之权拱让朝廷,又高度体现了曾国藩对中央集权的尊重。
再以情来说,湘军久战无功已是汗颜,抱定决心破城雪耻,朝廷要去增援是不是也要考虑将士们的感受?
最后以进为退,呼吁朝廷尽快派遣李鸿章过来增援。
两份奏书中,一向顾盼自雄的李鸿章,此时却瞻前顾后;久战无果挂念军功的曾氏兄弟,却俨然以全局为重,胸襟宽广。
让人生疑,但两人摆事实讲道理,一唱一和,朝廷不得不接受:
形势使然,非如此不可。
然而借口总有个限度,抗旨也要拿捏火候,慈禧和奕䜣可非等闲之辈,不会坐视金陵久攻不下。
1864年盛夏骄阳似火,湘军更是心急如焚,曾国荃召开战前动员声嘶力竭:"他人至矣!辛苦二年,以与人耶!"
金陵太平门城墙被炸开,湘军潮水般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