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能快速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制胜法宝

　　一、 红军入川前的民族政策
　　红一方面军在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政策，实施于川南的苗、汉杂居区和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彝汉杂居区。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入广西前夕，中共中央预见到民族问题在战略大转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即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告诫各军团:＂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连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在渡过湘江后发布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中，进一步要求各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门，要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情况，发布切合于各个少数民族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等，广泛传播党的民族政策。
　　在沿途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由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关于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等文献，根据不同民族的不同特点，明确宣布我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主张是: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实现各民族间政治、经济平等，反对汉族地主剥削;不打少数民族中的土司，与苗、瑶等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结成联盟。反对军阀、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者;争取军阀部队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哗变，拖枪参加红军，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民族武装，注意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扩大红军。
　　由于红一方面军在广西、贵州境内实施了较切合各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政策，军纪严明，从而获得了镇远县苗民领袖刘秀才、黔西南布依族实力派陆瑞光和王仲芳的大力支援，使红军顺利通过了聚居于两省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
　　二、红军在川南地区的民族政策
　　四渡赤水期间，红一方面军继续贯彻执行人川前的民族政策，对杂居区各民族人民秋毫无犯。1935年3月，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在一份抄发高珙十二县联团办事处电呈的训令中供认:红一方面军人川后＂实施不住民房，不拉民伏，赈惟贫乏＂的政策，与川军、民团＂征发便利、拉佚指价＂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川南各族人民、＂不畏匪(指红军)而畏团队＂，使蒋介石大为惊恐。他在3月6日给刘湘、潘文华的密电中称:＂据报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提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严令刘湘、潘文华整顿军队、民团，借以消除红军在各族人民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其后，红一方面军又帮助中共川南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制定了《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规定了红军对散居于川南等地各少数民族的政策，明确指出:散居于川、滇、黔边的苗、彝、僮、俚、瑶等民族，历来受帝国主义、汉人中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追剥削，失去了土地、自由。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自决，组织自己的苏维埃和红军，加入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才能取得本民族的解放。
　　红一方面军离开川南后，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川南特委领导下，于叙永县两河镇界首山建立了苗民政府。这个人民革命政权虽然很快就被反动武装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是川南苗族人民行使当家做主自治权利的一次可喜尝试。
　　三、红军在川西南地区的民族政策
　　川西南的凉山地区，居住着回、傣、傈僳、纳西、蒙古、藏、彝、汉等民族。但主要是彝、汉两个民族。红一方面军人川前，中革军委即在4月29日发布的《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把民族工作列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要求各部队＂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进人凉山地区后，红一方面军先于德昌境内张贴了1935年1月以李富春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继在泸沽、冕宁一带彝、汉杂居区，张贴了以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与红军并肩作战，反对汉族地主和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通俗生动的语言，鲜明地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冕宁县位于安宁河上游，东有相岭山，中有牦牛山，西有锦屏山，地形险要。长征时全县汉族约占三分之二强，彝族约占三分之一弱，县城以北的拖乌区为彝族聚居区，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奴隶社会。＂兹莫＂(土司)和＂诺＂(黑彝)世袭地占有辖区内的全部耕地、牧场、山林，完全占有＂曲诺＂＂阿加＂＂呷西＂三个等级的奴隶。
　　奴隶无迁徙自由，无完整的婚权和亲权，所生子女仍为奴隶。各奴隶主之间互不从属，林立的＂家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权性质。拖乌区由果基、保伍、罗洪三个家支分片统治，攻合无常，俨然三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红军主力部队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之前，在冕宁县城打开国民党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作为人质扣留的彝族头人，开仓济贫，将打土豪所得财物分给彝族群众，党中央负责人亲自做彝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帮助冕宁县人民建立临时革命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
　　进人拖乌后，刘伯承总参谋长又在鱼海子(今彝海)与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按民族习俗共饮血酒，歃血为盟，由小叶丹亲自派人护送红军穿越彝族聚居区。所有这些，都为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迅速进占安顺场渡口，赢得了宝贵时间。与此同时，佯攻大树堡的红军部队在越西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打开监狱释放被国民党长期关押的彝族人质，获得了彝族人民的热烈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