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的解释权论三国时代的星象占卜在政治层面的应用

　　星占在古代属于术数理论之一，其作用在于借天象变化来预测人间吉凶以及王朝更迭，主要服务于统治阶层。
　　由于《三国志》有纪、传而无表、志，没有《天文志》、《律历志》一类的汇总资料，因此星象的相关记载只能零散求之于各个纪传。
　　不过即使从有限的资料看，三国时代的星占事验，依然留下了足够丰富的材料。
　　无论是在汉魏更迭问题上，还是在刘备僭号问题上，星象占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为群雄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强力的理论依据。
　　更为有趣的是，同一种星象，在不同政权中往往出现不同的解释，服务于不同的君主，有极强的变通性，充满实用主义色彩。
　　本文想就三国时代星象占卜的相关记载，论述其在政治层面的现实应用，并分析其背后逻辑。
　　本文共 4400 字，阅读需 9 分钟东汉衰微的星占事验
　　由于群雄僭号的历史背景源于汉末丧乱，因此需要谈一谈关于汉末崩溃的星占记载。
　　首先是建安元年（196）的金火交会。
　　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张璠《汉纪》
　　太白指金星，荧惑指火星，而＂金火交会＂在星占理论中代表着王朝易代。因此这一异象在当时立刻引起震动。
　　汉廷太史令王立，借机宣称汉室将亡。由于当时恰逢天子迁都许县，因此王立便将此理论推而广之，称＂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借此谄媚曹操。
　　（王）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张璠《汉纪》
　　建安十年（205），彗星除紫微，二十三年（218），彗星复扫太微，同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上述种种异象，在星占理论中均代表＂水灭火＂。
　　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献帝传》
　　自曹氏专权，异象频发
　　需要特别注意，东汉的德运，崇尚火德，而荧惑（指火星）恰恰代表着＂火之精＂。比如《宋书 符瑞志》便记载＂荧惑火精，汉氏之行＂。
　　（刘秀）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后汉书 光武帝纪》
　　月为大臣侯王之象；荧惑火精，汉氏之行。--《宋书 符瑞志》
　　在荧惑屡被干犯，以及＂水灭火＂之象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一切证据均指向汉祚将亡。刘协被逼退位时（220），禅让书中便有＂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的文辞，隐喻的便是星象的预兆。
　　朕在位三十有二载，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袁宏《后汉纪》
　　延康元年（220）九月十日，天空再度出现＂月犯荧惑＂的异象，太史丞许芝等人遂借机劝进。
　　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占曰：＂汉家以兵亡。＂--《宋书 符瑞志》
　　同年十月，曹丕发动易代工程，正式废汉自立。曹魏废汉的星占事验
　　星象占卜既然是服务于政治需要，那在天象问题的解释上，自然会有明显的选择性与倾向性。
　　从可见记载看，汉朝在星占事验中的衰败式微，与魏朝在星占之中的强势崛起，基本同步进行，步调惊人的一致。
　　延康元年（220）群臣劝进时，博士董巴、苏林等人便利用分野理论，从星象角度为曹丕提供了僭号依据。
　　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等奏曰：＂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献帝传》
　　古人根据星象的运动分布轨迹，将黄道附近的星体分为二十八组，即＂二十八宿＂；古人又把地上华夏大陆分为十二组，与天空上的二十八宿对应，即＂十二分野＂。
　　在该理论下，人间的每一块土地，均对应着上天的特定星宿；在该星宿内出现的征兆，便会反馈到人间的相应地区。
　　这种对应关系，在天空叫分星，在地面叫分野。即人间的每一地区在天空各有所属。比如周在鹑火、魏在大梁。
　　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王公之国，各有所属，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岁星行历十二次国，天子受命，诸侯以封。＂--《献帝传》
　　延康元年（220）群臣向曹丕劝进时，便提到＂岁在大梁＂。大梁对应的星宿为＂胃、昴、毕＂，昴、毕为冀州的分野，即曹操的首府所在。
　　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指曹丕）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献帝传》
　　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史记 天官书》
　　至于＂岁在大梁＂中的岁，指木星。古人比较重视木星的运行轨迹，常常用木星的位置来推测人间吉凶。木星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与地支相当，因此木星亦被称作岁星。
　　苏林、董巴等人的劝进书宣称＂岁在大梁＂，即木星当时的位置与冀州的分野相应。曹操、曹丕父子是汉朝的冀州牧，魏王的头衔亦与冀州魏郡（邺县所在）有关，可知＂岁在大梁＂预示着曹魏代汉。
　　建安二十五年，岁星在大梁，曹丕受禅
　　实际上＂岁在大梁＂这一星象在东汉末年曾多次出现。
　　光和七年（184）便出现过岁在大梁，是年曹操征讨黄巾；建安元年（196）岁星复在大梁，是年曹操劫夺天子，迁都许县；建安十三年（208）岁星复在大梁，是年曹操废三公领丞相；建安二十五年（220），岁星再现大梁，曹丕终于废汉自立。
　　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指曹操）始受命……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献帝传》
　　不过抛开巧合色彩，不难看出种种有利于曹氏而不利于汉室的星象变化，最终解释权其实均在魏廷手中。
　　换言之，＂岁在大梁＂这一星象与曹氏发迹之间的联系，其实颇有牵强附会的嫌疑。曹魏的天官、史官无非是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以强化曹丕篡汉的合理性。刘备僭号的星占事验
　　刘备偏霸西蜀，没有＂挟天子以征四方＂的便利条件，因此他若想做皇帝，便只能僭号自立。
　　在刘备称帝的前夜，各种灵芝祥瑞、河图洛书等天命预兆层出不穷，犍为太守李严甚至在辖区中搞出了一个＂黄龙甘露碑＂，隐喻＂龙者君之象＂，向刘备表忠心。
　　注：黄龙甘露碑，史源见《续隶》，相关论述见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蜀书 先主传》
　　在紧锣密鼓的称帝序幕中，星象占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天空曾出现＂四星相聚＂的异象（《魏略》记载为＂五星相聚＂），因此它便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理论依据。
　　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后聚为刘备之应。--《宋书 天文志》
　　刘备称帝，以建安二十二年四星相聚为应
　　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星。金星称作太白，木星称作岁星，水星视位置不同而被称作晨星或昏星，火星称作荧惑，土星称作镇星或填星。
　　在星占理论中，四星聚、五星聚，均代表王朝更迭。唐代安禄山起兵之前，亦有五星聚首的天象征兆。
　　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新唐书 天文志》
　　在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四星聚中，金星、火星、土星向着木星方向靠近，而木星当时对应的分野恰恰符合＂汉位在西＂的理论要求，因此益州学者谯周附会称＂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
　　（建安）二十二年中……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蜀书 先主传》
　　至于＂位在西方＂的＂圣主＂，在当时的环境下究竟隐喻何人，不言自明。不过此事仍存在极大的牵强色彩，因为＂四星聚＂的天象出现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却称帝于魏黄初二年（221）。
　　刘备称帝当年没有可靠的星象依据，却回溯求助于四年之前的天象，可见此事更近似于学者的攀缘附会。星占事验在不同政权中的现实应用
　　正如前文所说，星象占卜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理论工具，因此其叙事立场也要紧跟时势，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以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四星聚＂现象为例；曹魏认为这是＂魏有天下＂的征兆，蜀汉则认为这是＂圣主出于西方（指益州）＂的征兆。
　　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鱼豢云：＂五星（当为四星）聚冀方，而魏有天下。＂--《宋书 天文志》
　　虽然四星聚确实意味着改朝换代，但相同的天象在同一时间的不同政权中竟出现截然相异的解释，亦颇具滑稽色彩。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曹丕驾崩时的天象理论解释。
　　按《蜀记》记载，曹丕死亡同年（226），天空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异象。所谓荧惑守心，即火星运行轨迹出现顺逆变动，同时停留在心宿位置。
　　这一天象，历来被视作大凶之兆，一般预示着君主猝死。赵政、刘邦驾崩之前，天空均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异象。
　　荧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鸡血。（秦）始皇既死，適（指扶苏）、庶（指胡亥）相杀。--《汉书 天文志》
　　十二年春，荧惑守心。四月，宫车（指刘邦）晏驾。--《汉书 天文志》
　　荧惑守心，宫车晏驾
　　因此两汉时代，一旦出现荧惑守心，皇帝往往会罢免三公，以谢天谴。西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甚至被逼自杀，替皇帝＂尽节转凶＂（即把天谴引到自己身上）。这一传统直到魏朝才被废止。
　　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翟）方进忧之，不知所出……方进即日自杀。上（指成帝）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汉书 翟方进传》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曹丕）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指灾祸），勿复劾三公。＂--《魏书 文帝纪》
　　曹丕死后，曹叡曾征召黄权，询问三国鼎立，何处为正统。考虑到黄权是蜀汉降臣，可知曹叡的这一询问颇具深意，可以视作对黄权的试探。
　　魏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蜀记》
　　黄权的解释十分巧妙，他称荧惑守心时曹丕驾崩，而孙权、刘禅平安无事；鉴于此灾殃仅仅施加于真命天子，因此受天谴而死的曹丕才是真皇帝，吴、蜀二主则是伪帝。
　　（黄）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指曹丕）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蜀记》
　　有趣的是，按照现代学者的考证及推断，曹丕驾崩的黄初七年（226）前后，并无荧惑守心的情况。黄权当时也仅仅是表示＂往者荧惑守心＂，把时间范围说得很含糊，其中未必没有杜撰成分。
　　注：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
　　此事也可侧面佐证所谓的星占理论，并无太多实际意义，唯一作用便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小结
　　学术理论往往服务于王朝的政治需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通过前文论述，可以充分看出所谓的星占事验，均出于强化法统的目的，甚至矫揉造作，牵强附会，乃至伪造天象记录，为各自政权寻找合法性。
　　在分星、分野理论及其解释体系的精致外衣下，掩藏的乃是诸侯＂营建家门＂的私心。曹操、曹丕如此，刘备亦然。
　　历朝历代，星占、谶纬之说，都受到官方的严格管制，严禁民间私自研习。比如曹操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便＂科禁内学＂（主要指谶纬之学）并收缴民间的相关图书。这一行为的背后，很可能与当年＂四星聚首＂的天象有关。
　　（建安）二十二年，（吉茂）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曹操）科禁内学及兵书，而茂皆有，匿不送官。--《魏略》
　　换言之，无论是王立、许芝，还是董巴、苏林，抑或是黄权、谯周，他们援引经典以释星象，盖出于时势所需。至于曹氏父子＂科禁内学＂，其目的亦无外乎操纵天命的解释权，以服务于自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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