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我党就没还手能力？问题出在太相信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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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伐初期阶段，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比较满意，因为他们为蒋作了发动群众，巩固部队等支援战争的工作。但是也就在这个阶段，蒋介石一直警惕共产党和工农力量的发展。
　　迁都之争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开始意识到左派势力的强大，也看到人心向着武汉，连谭延闿、陈果夫等人最后都未能留在南昌。但是这时军事上东南问题尚未解决，他还不能全面反共，只能在自己所经过的地区扶植右派势力，打击工农势力。
　　蒋介石本打算到南京后即反共，但未能如愿，所以决心到上海后同中共决裂。他在离开南昌和安庆之时就电告黄绍竑、李宗仁马上到上海商谈要事。与此同时，3月初和3月中旬，蒋介石两次打电报给白崇禧，告诉他武汉形势，苦不堪言，并任白崇禧为十三军军长，用以收买白为之忠实效力。这也是白崇禧在四一二反共事件中特别为蒋介石卖力的原因之一。
　　1、蒋介石＂四一二＂之前面临的局面
　　蒋介石到达上海之后面临以下严峻形势：
　　中国共产党控制着政权——上海临时政府；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蒋的嫡系军队不稳，第一师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都很左倾；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威胁。
　　蒋介石也只有孤注一掷了。他进行了一系列反共活动，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决定公开清党，公开镇压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工人运动。
　　蒋介石等人在拟定的通缉名单中包容了所有共产党的领袖和骨干人物，而且事实上凡能捕到的一律枪决。可见，蒋介石、吴稚晖等人4月初的一系列议决，纯为一种蓄意谋杀，而且是预谋一场大屠杀。
　　实质上，1927年4月蒋介石的东南反共，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蒋介石急于反共，主要原因为两条：
　　第一，中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构成了对右派的严重威胁。
　　尤其使蒋介石等反动派所不容的是——共产党控制了武汉；共产党人影响着南京的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二师；共产党控制着上海市临时政府和上海工人纠察队，薛岳的第一军第一师和严重的第一军第二十一师也非常不稳。
　　简言之，蒋介石急于反共的主要原因是人民革命势力的壮大直接威胁着他的反革命事业。
　　第二，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人民革命势力是蒋介石实行对帝国主义软化政策的主要障碍。
　　在3月底和4月初蒋介石召开的一系列反共会议中，指责共产党的一条＂罪状＂是上海工人要冲入租界。这一指责完全暴露了这伙人的反动面目。帝国主义军队在租界围上铁丝网，架起机关枪，黄浦江中洋人军舰上的大炮也脱去炮衣，时刻准备镇压革命军和革命人民。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去警告帝国主义，却指控上海工人要冲入租界。
　　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未决定冲入租界，退一步讲，即使工人冲入租界又何罪之有呢?北伐战争不正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包括收回租界吗?汉口、九江英租界不正是如此收回的吗?
　　在当时，蒋介石曾多次发表声明，发表讲话，热烈支持汉口、九江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为什么两个多月之后，欲冲入租界的行动由革命行动而一变为＂罪行＂了呢?说来很简单，这时候的蒋介石，政策发生变化，确切地说是策略上发生变化：由原来高唱反帝以获政治资本改变为直接讨好帝国主义。
　　蒋介石到上海后采取的活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缔在共产党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市临时政府，代之以反动的上海政治委员会；第二，作好了取缔工人纠察队的准备，但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给上海工人纠察队赠送锦旗，另一方面又成立上海工界联合会；第三，把同情革命的武装力量调出上海，把反动部队调入上海；第四，取缔封禁了革命的宣传机关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同时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第五，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政客聚集一起多次密谋反共，并一致决定镇压革命势力。
　　至此，蒋介石一伙人已做好一切反共镇压的准备。
　　2、我党应变底气——工会和工人纠察队
　　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分析形势的陡变，并多次商量对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中共中央机关就已迁往武汉，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人在武汉，陈独秀和彭述之留在上海同上海区委一些同志组成特委。
　　所以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有两个组织，一是特委，一是上海区委。
　　这一时期研究形势与任务，有时是开上海区委会议，有时是开特委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参加特委开会，但上海区委会议他们也大都参加。
　　为如实反映当时状况，按时间先后介绍几次关键性的会议：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开联席会议，内容之一是组成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会议决议特委成员为：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王亚璋。另外又组织了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
　　特别军委成员为：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和钟(代号)，宣委由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及徐伟组成。
　　3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出起义后各项工作行动大纲，分析北伐军刚刚进入上海时的军队形势时说：
　　＂白崇禧当初很好，现被右派包围，态度已改变，并闻有设法根本消灭武汉左右派风潮之再现于上海的企图。但是来沪党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很左，在龙华听得上总代表的报告，即首先进兵，现又主张解除一切右派的武装，以消灭其势力。因此我们为了现在上海左倾的革命局面的保持和发展，决定主张留薛岳军驻扎上海，同时各工会应赶快做慰劳党军的运动。在民众政权方面，除拥护市代表会、市政府外，要赶快拿住区代表会。＂
　　上海区委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当前最重要工作是工会的工作，＂因为工会是党的基础，工会组织涣散，或没有大的发展，就是党没有力量＂。
　　因此，要求＂每个工厂都要成立工会，每个工人都要加入工会＂。关于上海区委这些方面的具体布置与措施，头天晚上(3月23日)特委会议讨论更为详细。
　　对薛岳问题，陈独秀发言认为：
　　＂现在薛岳军队最左。我们要想法使他留在上海＂。
　　关于工会工作，特委会议着重指出要整顿纠察队。罗亦农发言指出＂现在纠察队分子非常复杂，要严密改编＂。陈独秀也同意并补充发言：＂第一重组干部，第二淘汰复杂分子＂。赵世炎提出：
　　＂淘汰引起反感，很危险，最好送他们到党军队中去。＂最后陈独秀结论：＂(1)组干部，(2)编制，(3)训练，(4)以送薛岳为名，实行淘汰。＂
　　从上边讨论发言可以看出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特别是白崇禧进入上海后，中共特委及上海区委密切观察形势，特别是着手整顿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依靠力量———工会和工人纠察队。
　　一切其他问题如参加上海市政府问题，争取薛岳问题及同白崇禧的斗争问题等等，都要看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上海有组织工人的支持。这是开展工作，寻求同盟者的前提。中共特委于三次起义后对形势认识及所取对策是对的，只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危险。
　　3、我党应变分析——蒋介石就是镇压革命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下午6时中共上海区委即召开活动分子会议，研究＂政局变化与我们的策略＂。
　　区委报告内容为：
　　第一，明确指出蒋介石这次来上海，完全为压平上海民众力量，是集中力量同共产党算账。
　　区委报告指出：
　　＂上海现已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集中地，为挽救中国革命唯一重要地＂。＂蒋介石现为一切反动势力所包围，现在他将集中势力与中国共产党算账，以出其在武汉方面之失败。＂＂今天消息，蒋在江西下令枪毙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解散市党部，在九江纵流氓捣毁市党部。此次蒋之所以急速来沪，有人说，他为南京英军打死华人，而是要保存其残余命运与帝国主义妥协。最近南京案非常重要，打死华人两千人，比万县还重要，蒋毫无表示，匆来上海，完全为想压平上海民众力量。＂
　　第二，认为上海工人有经验与力量抵抗。
　　区委报告说：
　　＂上海有八十万工人，曾直接与帝主冲突，有经验与力量。同时反动势力也最雄厚，有改良资阶与帝主势力。＂＂上海的工人有很大力量，经过很大牺牲，很大奋斗，迭次暴动与奋斗。区委策略，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不稍退让，如胜则全国政局可大变，如败则我全上海工人为全国革命而奋斗，也很有意义。刘持(峙)军很腐败，未见得强于直鲁军，我们未必不胜利。＂
　　第三，当前重要的是维持工人纠察队。
　　区委报告指出：
　　＂重要的为工人与纠察队问题，这次工人大流血大牺牲夺取许多枪械为自己解放的保障，上海工人有力武装，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跟随有力。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第四，决定目前具体工作是开展反英总罢工。
　　区委报告指出：
　　＂上海举行反英总罢工，所有华租各界一切工厂办事人都罢下工来，要使租界死寂，不能不交还租界＂。
　　罢工期准备一个月。
　　注意点：避免武装冲突；要经市民代表会及国民党同意，然后赶快做宣传，说明反英收回租界的政治罢工的意义。
　　区委在布置当前任务后更指出此次罢工的意义有两方面，一为反帝，二为孤立蒋介石。
　　区委报告指出：＂此次反帝总罢工的意义，区委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中曾说为夺取反帝革命的领导权起见，要扩大反帝运动，现在事实上就可应用。同时蒋介石右派都到上海，我们既开始反英大罢工，则蒋如打中国工人，就完全失其过去信仰，从此就为(会)消灭其政治生命，资产阶级如压迫工人，也必大遭民众反对。反之，右派与资阶如果因为工人反帝运动的扩大，不能不跟随民众跑，而收回了租界。＂
　　＂简单地说，我们要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
　　3月26日，上海总工会发出《上海总工会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告世界工人书》，指出：
　　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及所谓‘温和派＂做破坏和软化革命的运动，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在镇压一切反动派，巩固已成立的市民代表政府，并更进一步集中一切革命势力赶跑这些帝国主义的强盗＂。
　　4、我党应变措施的得失对错
　　自3月24日至4月6日这十一天内中共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数次召开会议。
　　会议充分反映了中共党组织和一些领袖人物对形势的认识、分析以及所采取策略的得失。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形势的认识：
　　一方面，中共党组织和陈独秀、罗亦农等领袖人物这时已经非常明确的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性，即看到蒋介石已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右派，看到了他公然倒向帝国主义和大地主阶级一边的本质。他们认识到蒋介石是为复仇而来，为＂算账＂而来的。
　　另一方面，中共党组织和在沪领袖人物并没有彻底看透形势，主要表现在中共党组织没有预计到蒋介石已决心要压平革命势力，没有预计到蒋介石搞反动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即反革命屠杀的形式。
　　相反地，在特委和区委会上几次有提到＂新右派已在布置第二个三月二十日＂。
　　这种提法说明，中共特委和区委领袖们理论上承认蒋介石要压平革命势力，要报仇，但是在实际上对蒋还抱幻想，仍幻想他或许暂时还可以服从武汉的命令，即便翻脸，也不过是一次新的＂三二〇＂事件。当然，这其中与蒋介石直到4月6日还在大耍两面派的迷惑有关，也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尚缺少政治斗争经验。
　　第二，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人纠察队武装去同蒋介石进行决斗的军事策略是盲动的。
　　中共党组织，尤其是陈独秀、罗亦农、彭述之等人多次讲到上海有80万工人，有3000工人纠察队，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我们要依靠这个力量来对抗白崇禧来缴械，我们依靠这个力量誓死同蒋介石决斗。这样的言词，在中共特委和区委会议记录上看到多次。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严肃的，态度是坚决的，一种英勇献身的无畏精神贯穿着这些会议实在令人钦佩。
　　但是现实毕竟是冷酷的，它绝不因人们的激情而改变。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形势下贸然决定决斗，其结果只能带来失败的结局。
　　以3000人的纠察队去对付两个师的正规军，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用说对付两个正规军的师，连一个团也对付不了。
　　中共特委和区委还援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认为正是这3000工人纠察队打败了张宗昌在上海的直鲁军。
　　他们更脱离实际地认为刘峙的第二师比张宗昌部队更为腐败，更容易打些，因此有可能取胜。事实上，正是更为腐败的二十六军的一个团就把工人武装给缴走了。
　　这个结局，说明中共党组织所取策略的冒进。他们不懂得，要决斗，必须有力量上的优势，至少也要势均力敌。要决斗，必须有正规军作后盾。以少数民兵对付多数正规军的决斗，只能是惨败。
　　中共特委和区委的决斗对策，也曾考虑了北伐军各个正规军的呼应，希望驻沪的各师在交战中抗拒蒋介石的命令，消极或者中立，争取事变时军官和士兵拒绝向工人开枪。
　　但是事实证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原来认为基础最好的二军、一军、六军及二十六军的第二师，没有哪一个师不服从蒋介石调动，而且正是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说服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这说明争取军队的工作做得不深，只浮于表面。
　　比如对第一师，一是给薛岳封官(上海市政府委员)，一是同士兵联欢，这些都不是抓军队的根本方面。
　　第三，提出反英罢工的政治策略是正确的，可惜没有抓紧进行。
　　鉴于英帝国主义是主张武装镇压人民革命的元凶，鉴于革命的反帝要求，在上海开展反英大罢工是必要的。更有特殊意义的是反英可以缓解革命危机。
　　如果开展起反英大罢工，如果上海工人纠察队正在租界外巡察、警戒，蒋介石此时来缴工人的械，他就成了公开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的人民的敌人。
　　所以区委会议指出：
　　此时＂蒋如打中国工人，就完全失去过去信仰，从此就为(会)消灭其政治生命＂。
　　这个办法虽然不能根本解决矛盾，但可缓解紧张形势，争取时间以求他图。中共上海区委研究了这个策略，但事后未予实行。主要原因依然是对蒋介石还抱幻想，没认识到形势的危急，还在做争取蒋介石的工作。
　　第四，在思想状态上，当时中共特委和上海区委的主要领导人时而想拼命，时而又抱幻想，左右摇摆，这就使他们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决定对策上，难于正确把握。
　　陈独秀同汪精卫共同发表的《汪陈宣言》正是这种左右摇摆的一个典型表现。
　　5、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责任
　　同时应当指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一直对蒋介石和汪精卫抱有幻想，竭力推行＂蒋汪合作＂的方针。
　　1927年3月底，联共中央政治局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说蒋介石已准备在上海发动政变、中共准备组织力量予以反击的消息后，还询问鲍罗廷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同时明确指示中共中央＂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和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进行公开作战＂，＂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只在群众中开展反对蒋介石政变的群众运动。
　　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和斯大林严厉地批评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立即实行反蒋或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愚蠢的策略，反复宣称蒋介石＂领导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联共中央政治局还准备派维经斯基到上海安抚蒋介石，劝他不要采取极端行动。
　　于是，中共中央的反蒋计划被取消；武汉政府准备逮捕蒋介石的命令也被延误。事情是如此清楚，首先是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指望用策略手段来暂时缓和矛盾，以便拉住蒋介石，维持已经破裂的国共合作。
　　＂四一二＂反共事件发生的事实证明，中共特委按照莫斯科的指示采取和缓、动摇、妥协政策，但是蒋介石却决心＂整个打击＂革命势力。蒋介石在上海准备就绪之后，于4月9日去南京＂规划北伐＂。临行前蒋介石授权白崇禧、周凤岐相机处理一切。他自己悄然到南京逃避罪责。
　　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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