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下的数字资本全球扩张发展状况如何？

　　一、 数字劳动过程的全球图景
　　（一） 资本逻辑下的数字资本全球扩张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在全球推广和应用，为全球生产劳动组织网络构建了更加密切、便捷的联系渠道。但是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具有先发技术优势和后发规则制定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霸权愈演愈烈，国际数字鸿沟不断扩大。
　　在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的进程中，数字平台经济全球化使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进一步纳入资本价值链，打破了非生产劳动发展不利于整个国内价值的创造与积累的内在矛盾，通过转移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本国经济矛盾向全球输出，在提高本国全球利润率的同时，却导致全球平均利润率水平不断下降。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今天全球扩张的数字资本：＂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资本逻辑：价值增值与矛盾转移。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在数字平台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数字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修复资本循环的空间链条，打破非生产劳动发展不利于整个国内价值的创造与积累的内在矛盾，通过支配全球数字劳动者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并转移给自身，实现了全球层面的价值再分配，资本逻辑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本国经济矛盾向全球输出，在提高本国全球利润率的同时，却导致全球平均利润率水平不断下降。
　　（1） 数字资本无法克服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现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大数据、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可变资本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这也意味着这一过程中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越来越少。由于生产性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自动化和智能制造的生产活动本身不会创造出新的价值，只能够转移不变资本的旧价值以及转移其他企业或行业中创造的价值。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造成了对大量活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替代，这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单个资本积累，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活劳动的缩减、社会劳动时间的减少而逐渐侵蚀掉了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基础。这样就构成一组矛盾，活劳动是所有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源泉和实现资本增值的前提，但单个资本对活劳动的节约又能成为其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
　　资本越是将价值增值看作发展的逻辑目标，就越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努力将自己生产的商品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得这一逻辑强加到所有资本身上，资本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可变资本不断缩减，造成了资本的内在矛盾。
　　（2） 全球化成为数字资本克服积累矛盾的出路
　　通常认为，广告和销售等纯粹流通领域的非生产劳动虽然能够影响商品价格的形成，但是其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而仅仅是对国内生产劳动价值的转移，因而从国内整体来看无助于价值的创造和资本的积累。增加纯粹流通领域的非生产劳动投入，就会减少支撑价值创造和资本积累的生产劳动投入，从而过多的非生产性投入会成为社会整体财富的一种损失。
　　但是，以上分析是基于国内封闭经济的假设而言的，而当我们考虑到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价值链和跨国价值转移的情况时，由非生产劳动带来的国内资本积累矛盾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数字资本通过非生产劳动在纯粹流通领域形成了高于其他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并由此获得了类似马克思所讲的商业地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数字平台企业，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等具有其他国家企业不具备的垄断性交易条件，能够加快数字资本的周转速度，在假定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就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获得超额利润，形成更高的总利润率。
　　全球化的数字平台企业凭借更高效的算法匹配技术、更多用户数量的双边效应能够无形中增强市场信誉，提升消费者交易时的信任度，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和甄别成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数字平台企业形成的交易优势地位，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获得了由更高资本周转速度带来的对其他企业和行业创造出的价值和利润的转移与占有。
　　再分配效应带来的高利润回报进一步鼓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平台投入于纯粹流通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长此以往将导致全球生产劳动的减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创造较少价值获得较高利润率的背后，是以全球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为代价的。
　　（3） 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前提是全球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资本是推动全球数字技术变革的重要推力，为了寻找新的投资和消费空间，资本的扩张需求催生了一轮又一轮的数字技术革命，并且通过对现有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在将旧的数字技术推广到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同时，不断产生新的数字技术来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这样，在数字技术全球渗透发展中，就形成了数字技术的空间梯度。从全球来看，数字技术空间梯度的上层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空间梯度的中下层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数字技术的初始优势，例如互联网数字技术起源地的美国，仅占全球3.2%的人口却拥有全球近44%的IP地址，同时还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数字信息研发能力和相应产品的生产能力，站在数字技术空间梯度的顶层。
　　而占全球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数字核心技术缺失、数字创造能力弱、数字人才短缺等问题，位于数字技术空间梯度的中下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数字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而且通过掌握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权，不断扩大自己的技术优势，甚至出现数字霸权极端化的现象。
　　例如美国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维优势严重影响了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走向，知识产权保护也成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发起数字诘难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国际数字规则和秩序之中，进一步拉大了全球国家间的数字发展鸿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跨国数字平台企业的全球扩张。例如，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甲骨文等美国数字资本企业就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企业联合等各种方式不断巩固其在全球产业链的霸权地位，现有的美国头部数字资本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既缺乏相应的竞争对手，也缺少有效的国际市场监管。
　　而且这些数字资本企业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量化系统，通过全天候不间断的数字连接，遍布全球的线上信息网络，能够在不经意间收集全球个人用户的海量数据，有些数据经过了用户的授权，但还有大量的数据是通过欺诈和隐蔽窃取的行为获得的。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移动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获得的虚拟地租的总利润也随之不断上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愈演愈烈，甚至呈现出一种数字霸权极端化的态势。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方面以贸易自由的名义扫除全球数字扩张的障碍。
　　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却公然施行数字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数字技术封锁，动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打压发展中国家数字技术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华为等事件已经充分表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的行为早已超出了经济范畴，并呈现极端化的趋势。
　　数字经济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并不代表数字资本摆脱和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是通过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开拓了新的价值转移和剥削空间，只要这种扩张的空间一直存续，数字资本就可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但是，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的空间容量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度的。
　　这种限度不是单纯的全球物理界限，而是包括各种力量博弈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界限。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获得较高利润的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劳动者面临更加繁重的劳动任务和更加严峻的相对贫困。
　　数字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也可能是全球劳动者不断反抗霸权的过程，这种反抗会形成合法谈判、非法恐怖活动等制度成本。当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的边际制度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的时候，数字资本积累矛盾向全球输出和转移就会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