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美元到100美元国际油价飙升的受益者是谁？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近期，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加深，全球石油价格不断攀升，美国西得州轻质原油（WTI）期货价格与北海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价格两大标杆表现强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日更是强势突破100美元，创出2014年9月以来的新高。石油作为战略属性的特殊商品，其价格不仅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也与地缘政治局势息息相关。上一轮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还是因为新冠疫情暴发带来的石油供需失衡。那么，在国际油价大幅攀升的背景下，究竟哪些国家是受益者，又有哪些国家因此而受损呢？笔者认为，欧佩克+内的石油生产国是油价上涨的主要受益国，欧盟、中国等主要原油消费国则会受到高油价的负面影响，对于美国则需要辩证地看待高油价的影响。
　　从10美元到100美元，油价大起大落
　　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承认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24日，普京宣布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在全球石油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2021年俄罗斯石油产量约占到全球石油产量的11.7%，而乌克兰又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能源的重要通道，因此这一冲突推动了油价新一轮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20年12月的约70美元上涨至2022年2月的约100美元，上涨幅度达42%。
　　最近两年，油价经历了大起大落。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防控下居民出行需求大幅度下降，企业也被迫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活动的受限造成全球石油需求的暴跌。加之疫情影响放大了库存危机，存储成本飙升以及期货交割合约临近继续施加压力，因此，国际油价也随之呈现断崖式下跌，美国WTI原油价格一度跌至10美元以下，纽约期货商品交易所WTI5月原油期货结算价格更是历史唯一的每桶-37.63美元的负值。石油需求疲软背景下整体石油市场呈现的是＂供过于求＂的特征。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全球经济也在逐渐复苏，各国开始放松防疫措施，推动工业复工复产和交通运输复苏，增加了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石油价格也触底反弹，开始连续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20年11月的约40美元上涨至2021年7月的约78美元，上涨幅度达95%。
　　此时，全球石油市场呈现的是＂供不应求＂的特征，具体可以归结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后疫情时代需求反弹速度远超供给水平提升速度。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各国政府均出台一系列措施拉动消费，加速经济复苏，导致原油需求增长迅速。但是，石油供给由于涉及勘探、开采、运输、炼化等整体产业链的协调合作，供给能力恢复速度较慢。此外，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石油供应链也存在着破坏，港口物流不畅导致大量原油堆积，难以快速恢复的原油运输能力也进一步制约了原油供给的提升。
　　第二，低碳能源转型及低油价背景下对石油行业投资大幅缩减。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积极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国际上大型油气公司也纷纷响应，逐步停止或减少新的化石能源投资。碳排放约束下市场将资金聚焦于绿色投资，并大幅缩减针对石油行业的投资。各国老牌石油天然气公司开始入局新能源，更多投资者着眼于收益率更有吸引力的新能源产业。
　　至此，低利润回报导致石油投资也出现停滞，石油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供应链错乱等原因，使得供给能力无法在短期内快速恢复。
　　＂油价的悲喜＂并不相通
　　石油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供应来源（目前约占全球能源总需求的33%），具有战略属性，易受地缘政治冲突的短期影响，历史上局部地区冲突总是推动油价上涨，特别是涉及比较重要的产油国，这次也不会例外。
　　俄乌冲突造成的地缘政治风险短期内会使市场对石油的生产和供给产生担忧，而市场总是放大担忧，进而导致价格快速上涨。更不用说，俄罗斯是欧佩克+的重要参与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产油国，2021年俄罗斯的平均原油产量为1050万桶/天，使得俄乌冲突对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更加明显。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表明，预计2022年四个季度欧佩克剩余产能分别为422万桶/天，408万桶/天，375万桶/天和374万桶/天，远低于俄罗斯的平均原油产量，闲置产能的下降也影响了欧佩克稳定原油市场的能力。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出台更为严厉的全面制裁措施，特别是如果涉及结算系统，将极大地影响俄罗斯的石油外输和出口，可能造成全球原油供应紧缺，因此当前高企的油价还会存在进一步上升的风险。
　　可以预见，油价上涨将有利于沙特等欧佩克+产油国。以欧佩克+为代表的国际主要石油生产国都希望油价持续保持高位，这应该是欧佩克+坚持石油供应缓慢增长的立场表现。沙特等欧佩克+国家的经济十分依赖石油出口收入，近年来饱受石油价格低迷的影响。如果俄罗斯受制裁而导致石油出口减少，国际油价将较长期维持在高位，不仅会提升产油国的财政和经济活力，还会扩大其在全球原油市场的份额，增强其对于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力。
　　俄罗斯作为主要产油国，理论上也是国际油价暴涨的受益者，但这需要建立在美国和欧盟未对俄罗斯进行出口管制的前提下。目前，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仅实施金融制裁，而并未实施直接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措施。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有足够动力为其能源产品进一步寻求潜在买家。
　　其次，油价上涨不利于欧盟、日本、中国等原油消费国。欧盟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近年来采取激进减退煤电和核电的方式，关停火电厂与核电站，并出台法规抑制对化石能源的投资。激进的能源低碳转型使得欧洲能源体系目前严重依赖油气（59%），而本土油气产量的衰减造成对外依存度很高。欧洲在快速抛弃化石能源（包括核电）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能源主导权，整体能源系统韧性不足。石油价格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使得欧洲目前已经飞涨的能源价格和物价指数雪上加霜，并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能源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2021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自身的高油气对外依存度使得中国会受到国际市场高油价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石油消费仅占能源消费的20%以下，石油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压力相对比较小。
　　最后，油价上涨对于美国的影响则需要辩证看待。美国在页岩油气革命后便实现了能源独立，并成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的不断上升，其原油自给率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疫情期间的油价下跌对美国庞大的页岩油气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长时间的低油价导致大量油气厂商破产。目前的高油气价格已经可以为美国的油气厂商提供丰厚利润，带动整体页岩油气行业强势回归，而一旦俄罗斯油气出口出现问题，美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话语权不言而喻。
　　但是，目前高油价对于美国的影响也有不利之处。较高的汽车普及率以及暴涨的油价，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幸福感。而且，由于美国油气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达71%，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会极大地影响消费价格指数，直接拉高通货膨胀水平。目前，美国正在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7.5%，创下40年来的新高。如何快速妥善地稳定国内石油价格，并以此为抓手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便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近期也提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此外，油价的上涨还可能进一步压缩美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
　　围绕油价的博弈可能还会加剧
　　当前的原油价格已经处于2014年以来的高位，进一步上涨会推高已经饱受担忧的全球通货膨胀水平，这应该是各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无论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是中国都希望将油价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是，产油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希望油价持续维持在高位。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石油出口国与进口国间的博弈可能还会加剧。
　　未来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值得关注。长期来看石油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因此，未来油价走势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侧进行分析。从需求侧看，经合组织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5%，因而地区的经济增长会拉动原油市场的需求增长。从供给侧看，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认为，欧佩克成员国没有达到石油计划供应量是石油市场供应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欧佩克主席16日也表示，在多年油气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该组织难以单靠自身力量应对石油需求，全球原油库存紧张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伊朗正在积极谋求解除石油制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在最新预算草案中，将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的石油出口收入预测提高27%，表明美伊双方或许可以达成协议，让更多的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伊朗是重要产油国，其重返全球原油市场将一定程度上增加全球石油供给。因此，长期而言供应侧还是有许多有利因素，一是石油供需错配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二是市场对于地缘政治下油气供应的担忧情绪得到缓解；三是美国页岩油产量在高油价支持下进一步提升；四是伊朗原油进入国际市场。这样石油供需会反转，油价可能从高位重回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
　　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启示。一方面，中国目前整体石油战略储备相对较低。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低碳清洁发展需要兼顾能源安全。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份额还不足以实质性替代石油的背景下，中国应着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同时基于煤制油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式降低油气等战略性能源依存度，增强国内能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强对外部能源供应风险的抵御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仍需努力拓展石油进口渠道，并继续提升自身在国际原油贸易中的影响力。保证进口多元化，是中国应对全球宗教、政治、文化冲突日益严重的局面下油价大幅波动的有效措施。同时，为了提升中国能源安全水平，抵御国际油价频繁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仍需持续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深化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建设等一系列措施。（作者林伯强 是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